“双减”落地后中小学课后服务质量如何?今年两会期间,许多NPC代表和CPPCC委员将目光投向了“课后服务”。围绕“双减”后课后服务如何减负提质,不少代表委员在做了详细调研后,带来了关于课后服务的提案。
明确课后服务的关键问题
内容单一,经费保障不足,缺乏系统监管,教师动力有限。
推进课后服务是实现“双减”目标的重要举措。学生可以通过课后服务高效地完成在校作业,也可以通过参加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促进自己的特长培养和个性发展。课后服务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与同学和老师交流的机会,有助于他们的发展。因此,各级政府把这项工作作为进一步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能力的民生工程。
但民进中央经过调查发现,中小学课后服务存在三大问题:
课后服务内容单一。有些学校的课后服务主要是照顾学生的作业,把学生安排在原来的班级,由本年级或班级的老师负责督导,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非常有限。同时,课后服务班数量多,课时量大,具有体艺教学技能的教师比例相对较少,难以满足学生对音乐、体育、创新类课程的需求。
课后服务的资金来源单一。调查显示,一些地方政府无力支持课后服务经费,因此课后服务主要以服务收费来保障经费。但各地定价标准参差不齐,差异较大,有些地方过于保守。课后服务带来的学生管理成本、人事管理成本、后勤管理成本的增加,给学校运营带来困难和挑战,导致课后服务的人力、物力、教育服务能力等资源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实际需求。
课后服务监管体系缺乏系统性。课后服务刚刚起步,尚未纳入政府层面的常规监管和评估体系,缺乏完整的质量监控标准,课后服务效果评价标准不一。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中华职业教育学会常务副理事长胡伟在调研中也发现了类似问题:课后服务内容单调,多以完成作业、回答问题为主,适合学生个性化需求的精品课程和兴趣活动少,导致学生参与度低;现有的教师配置没有考虑课后服务的需求,教师的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音乐、体育、项目式学习等方面的教师不足,影响了课后服务活动的相应安排;由于专项经费的缺乏和绩效工资的限制,学校对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补贴非常有限,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探索多元化课后服务模式
搭建课程资源平台,建立课后服务购买机制,按需订购培养学生。
“双减”工作实施半年多来,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减负很难一蹴而就。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把“双减”特别是中小学课后服务结合好,让减负不断深入。

为此,许多代表委员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创新课后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功能,让学生在学校好好学习,真正把减负工作落到实处,取得成效。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秘书长、副主席朱永新建议,建立购买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机制,包括建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清单,明确提供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的专业标准,建立购买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的准入机制和保障机制。
朱永新认为,可以积极推进委托管理,提供一定比例的教师和课程,以向校外教育机构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提供中小学课后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石卫东表示,在全面调研、了解学生和家长真实需求的基础上,可以协调各方力量,提供更好的课后服务。比如,可以在全市或区(县)范围内整合少年宫、科技馆等校外资源,经过评估、遴选,开设课后服务活动,为辖区内学校提供按需“订购”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义和在调研后呼吁,应鼓励各学校发挥自身特色,加强课后服务资源的引进和整合,同时制定课后服务资源开发战略,以“政府的整体支持, 社会单位的积极响应和学校实践的探索”,建立具有广泛适用性和专业培训的课后资源服务体系。
同时,为防范新模式带来的风险,张义和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应尽快制定课后服务机构资质标准,组织公开申报,遴选并公示课后服务机构白名单,市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征集服务资源,组织专家评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依托专业研究机构,制定地方层面课后服务标准总体框架和实施指南,鼓励探索多元化课后服务模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打造更加丰富的资源平台。”胡玮炜认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向社会引进各类公益性强的课程资源。,分类打造丰富多彩、开放的在线课程资源平台,帮助不同层次、类型、特点的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
完善课后服务教师保障机制
设立教师“课后服务经费”专项资金,将课后服务纳入教师职称评审晋升体系。
“调查数据显示,12.7%的学校反映参加课后服务的老师没有得到任何补贴,涉及全国70多个县。”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北师大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在山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言。目前,课后服务已经从校外的市场化供给转向校内的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完善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的经费保障机制。如何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家庭之间合理分摊这笔经费,是一个新课题。
来自革命老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梅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李指出,目前各地课后服务收费不高。以梅州市为例,市级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收费标准为每生每学期400元。但是这个费用目前还是需要征税的,一线老师也不能完全领取这个劳务费。因此,她建议将义务教育阶段与课后服务相关的费用纳入增值税免税范围。
来自基层学校的全国人大代表、宁夏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党支部书记马恒燕反映,随着课后服务全覆盖,教师在学校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增加,面临着学生变动多、成本统计繁琐等实际问题。马恒言以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为例说明,该校学生2975人,96.4%的学生参与课后服务。参与的学生有的选择第一节课,有的选择第二节课,有的选择社团活动,经常有学生请假。这样一来,学校和老师每天都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统计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核算课后服务经费,加重了老师的负担。
因此,马恒言建议,对教师的额外劳动给予报酬,并建议财政部门优化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方案,在教师绩效工资中设立“课后服务经费”专项资金,按学生人数向学校拨付,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及相关人员的补贴。
“各省要按照一定数额合理核定义务教育阶段校外服务员经费,纳入本地区经常性财政预算。”胡伟建议,中央和省级财政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县域收支平衡,课后服务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教师课后服务补贴、课后服务相关课题研究、课后特色课程和服务项目研发等。
民进中央在《关于“双减”政策背景下提高中小学课后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案》中建议,加强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和财政部门加大对课后服务保障政策的支持力度,努力建立合理的学校课后服务成本分担机制, 制定合理的课后服务收费标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对提供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特别是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给予适当补助。 在资金使用上,要使用专项资金,确保教师补贴及时发放。
“要确保课后服务经费充足,适时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确保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得到有效激励。”朱永新说。
同时,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应完善科学的评价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提高教师课后服务的积极性和参与度。马恒言建议,教育部门与人事部门合作,将教师在课后服务中的表现作为职称评定、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参考。石卫东提出,将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纳入学校教师评价晋升体系,同时加强日常监管,将课后服务纳入教育督导专项内容。
民进中央在提案中还表示,要把义务教育质量评价、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和课后服务有机结合起来,把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纳入学校教师考核晋升体系,用系统思维抓课后服务质量提升。
《中国教师报》2022年03月09日第3版
作者:本报记者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