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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分析人士提出的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与中国当前的经济现实脱节。“中等收入陷阱”反映了一种次优的经济均衡，但中国有稳定的政治制度和高效的资源动员能力，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此外，“中等收入”的界定标准不严谨，简单平均国民收入，忽视贫富差距。相比之下，“共同富裕”是更有价值的目标。

作者:迈克尔·鲍尔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座教授

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3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然而，在这份辉煌的“成绩单”出炉后，许多西方分析人士和评论人士纷纷发问: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单纯地在思考中国能否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顺利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完成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无法实现的壮举。但如果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传统思维的一些误区，不仅理论上存疑，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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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来自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报告《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报告结合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经验，探讨了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潜力。发现很多国家发展模式相同，凭借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展基础制造业，最终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但之后，它们无法进一步扩大经济规模或实现技术创新，因此无法与高收入经济体的产品和服务竞争。因此，大多数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都出现了经济停滞，收入水平停滞不前，难以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甚至回落到低收入水平。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自2007年提出以来，在政治经济学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经济学家通常将“中等收入陷阱”视为“次优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国内外投资者、企业、劳动者等市场主体能够认识到高收入地位的长期好处，也找不到一条有足够回报、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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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均衡”状态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比如著名的“囚徒困境”:两个共同犯罪的嫌疑人分别受审。两人都不认罪的，证据不足，各判一年；一个坦白，一个否认，有功者释放，否认者监禁十年；如果两人互相揭发，都将被判8年有期徒刑。因为不确定对方会不会自首，所以两个嫌疑人往往都选择坦白从宽。这样，大家都避免了对自己来说最坏的结果(判10年)，但对自己的小团体来说，却得到了最坏的结果(一起判8年)。这种次优“均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陷阱。

但与囚徒困境不同的是，在经济层面，国家的主要经济参与者可以通过积极的对话和协商达成互利的协议。因此，一个国家只要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转换增长动力，调整发展结构，就有很好的机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互惠协议的达成和实施往往受到国家政治和文化中一些不稳定因素的挑战。事实上，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遭受了多年的政治动荡:要么是前几代领导人的理念不同，导致政策重复和不可持续，要么是更深刻的国家动荡和政权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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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批判地接受“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最大危险在于其背后隐含的逻辑，即以人均国民收入作为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按照世界银行定义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1045美元及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1045美元至12696美元(约8万人民币人)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12696美元以上的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

人均国民收入很容易计算，但用来衡量国民财富显然过于粗略，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它只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收入简单平均的结果，很容易被少数超级富豪拉高。事实上，收入中位数是衡量国家财富水平的更好指标。虽然世界银行没有将这一指标用于统计，但它值得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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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回答。

答案1:“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是个伪命题

严格来说，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根本不存在。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制度稳定、资源高效协调的经济大国，不太可能出现上述的次优经济均衡。再者，中国在某个时间点还没有达到某个财富水平的刚性需求，所以可以立足自身实际稳步发展。

回答二:中国有很大潜力成为高收入国家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很可能在未来五年内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多项经济指标可以支持这一论断，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在过去20年中保持了几乎线性的增长，中国与日本、韩国和其他高收入东亚国家一样，国内储蓄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回答三:“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目标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不等于中国追求的“共同富裕”。很多高收入国家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尤其是最富裕的国家——美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因此，人们不应该忽视这一事实，过分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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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宋萍栾瑞英
编辑|张钊
实习生童亚坤、赵浩宇、杨恒瑞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