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最穷的贵族的生活还不如富农的生活

波旁王朝后期，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已经广泛传播，舆论抗议贵族特权。有意思的是，大部分贵族生活并不好，生活水平只比温饱水平高一点点。

英国旅行家亚瑟·简(Arthur jan)去了法国，以为所有的贵族都穿着奢华。结果他们穷到小家子气。“他们任由自己的别墅衰败，花园和农田荒芜，住在上城区冰冷的小房子里。他们没文化，没有读书品味，不爱管家务。”

他们的祖先挥舞着宝剑，在风雨中跟随国王，从骑士男爵的位置一步一步打拼，因此得名“带剑贵族”。经过几代人的传承，有的家庭发扬光大，有的家庭成了破家。大革命前夕，中国每十个贵族中，有六个年收入不足4000锂，有一个年收入不足1000锂。最穷的贵族未必不如富农。

托克维尔，保守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大革命与旧制度》和《论美国民主》的作者，出身小康之家。托克维尔原本是一个地名，他的父系祖先因为战功被封在这里。久而久之，就成了姓氏。这种命名模式在全世界都很流行，中国的秦、周、赵姓就是这么来的。

托克维尔是法国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以其关于美国民主和旧制度以及大革命的著作而闻名。/wiki

这个家族从12世纪繁衍到大革命前后，是真正的贵族家庭。托克维尔的父亲是路易十六卫队的军官，地位显赫，但这种成功的老牌贵族属于少数。

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是369等。，法国最顶尖的权力集团，权倾一时的聚集在首都。他们有祖传的封地，却因为嫌弃本土的土鳖而不住在家乡。带剑的贵族大多住不起高消费的巴黎，都住在外省老家。

著名政治家、有“变色龙”之称的塔列朗曾形容贵族“在不同层面上互相鄙视”。塔列朗来自一个不安定的家庭。像他这样的人后来投机性地加入革命，主要是出于对上层阶级的仇恨。

弗朗索瓦·杰拉德1808年创作的《塔列朗画像》/维基

塞古尔伯爵说，“与上层贵族或在宫廷有关系的人相比，老百姓更有理由对农村贵族不满，他们贫穷无知。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除了头衔什么都没有。”首都的贵族更有权势，也更开明，拥护启蒙，提倡自由博爱，甚至看讽刺特权作风的剧。

老佛爷去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帮助华盛顿建国。当他回来时，他称赞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伏尔泰和其他知识分子得到了上层贵族的经济支持。

18世纪，法兰西学院的成员有6000多人，其中贵族的比例异常高，占37%。《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等新派史学家甚至认为启蒙运动的主力军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贵族启蒙学派，王朝末期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消亡。相反，他们精力充沛，与时俱进，通过投资海外贸易或金融市场等新经济获得财富。

牛津大学的法国大革命史

[英]作者威廉·道尔，翻译:，黄，，刘景娣

读者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3-29

比起在巴黎沙龙谈论艺术和文学的贵族高富帅，外省拿着剑的贵族完全是土鳖。他们没见过世面，没有其他赚钱途径，更大力压榨平民。

领主雇佣精通习惯法的专家来审查以前的法律，比如勃艮第公爵索尔·塔瓦纳。很久以前这个地方有一条习惯法——每当领主被国王提升为爵位，他们就有权加倍纳税。13世纪后，财大气粗的勃艮第领主们不再需要这种赚钱方式，而抛弃了这种方式。为了收钱，塔瓦纳重新行使了这一主权权利。

1779年，一位税务官员在穿越法国西南部时，发现领主们正在征收“从未听过、被遗忘的税”，图卢兹高等法院的贵族们在每一笔土地交易中都要额外征收一笔税。

工作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我不知道如何做生意。我只能靠领主权之类的东西来维持生活。

于是，贵族内部形成了巨大的鸿沟。上层社会关注科学、文学、艺术的近期动向，赞助进步事业。大革命前期，他们没有反抗，也期待温和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制。而下层贵族阶级看起来寒酸破败，执拗封闭，闭门造车，坚持优越感和自卑感，这是大多数法国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情况。

02

买官:新兴中产阶级的上升通道

尽管被首都高富帅鄙视，但外国土鳖最讨厌的还是noblesse de robe，而不是他们。

是穿着noblesse de robe的新兴中产阶级买了官衔，获得了贵族身份。他们的家族历史通常不超过200年，也不像拿着剑的贵族那样拥有采邑。

波旁王朝实行买官制度，朝廷推出7万个官位，投入民间公开交易。官方市场上最畅销的商品主要是法官的职位。中国有13个高等法院，人员编制2300人。因为法官穿长袍和制服，所以被称为“noblesse de robe”。

今天，欧美学者对买官卖官大多采取理性中立的态度，不进行道德审判。因为noblesse de robe整体素质高，能力不弱。

浮雕/维基记录巴黎共和国广场贵族特权的废除

国王路易十四极力摆脱处于吃素地位的权贵，起用了一批来自庶民的优秀人才。内阁中的一号人物科尔贝(出生于一个布商家庭)、二号人物莱特利尔(掌管军队)和三号人物菲利普(掌管外交)都是贵族出身，但他们的祖先并不显赫。

很多拿着剑的贵族都敌视国王，圣西门公爵也经常在日记里抱怨人心不古，礼崩乐坏。当路易十四给私生子名分时，注重尊卑次序的圣西门大惊失色:“这是对整个国家的蔑视...对所有血族王子的侮辱...就其程度而言，这是最鲁莽、最可耻的大罪...比大罪更黑暗、更严重、更可怕……”

在波旁王朝早期，贵族德袍无法与拿着剑的贵族平起平坐。在1614年的三级会议中，noblesse de robe坐的是三级席位，而不是贵族席位。

1670年，查尔斯·勒·布朗(Charles Le Brown)的《封臣萨吉尔》(The Minister of the Seal，Saguier)展现了萨吉尔对自己的“noblesse de robe”的优越感，他身边的年轻骑士都是血统纯正优秀的“拿着剑的贵族”，却不得不为来自中产阶级的萨吉尔效力。/wiki

下一个世纪，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很多老家族接受新阶级。托克维尔家族就是其中之一。托克维尔的母亲路易丝出生在诺布尔瑟德罗布，路易丝的祖父马尔泽布是启蒙运动的领袖。在担任书报总监期间，他庇护了狄德罗和其他启蒙者。没有马尔泽布的默许，百科全书就没那么容易出版。

在18世纪，大约有10000名中产阶级人士(如果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则有45000人)脱离了平民身份，并被晋升为noblesse de robe。在大革命期间，大多数被雅各宾派杀害的人都是贵族。这些人往前推了几代，祖上都是普通人。旧制度虽然等级森严，但上升通道并没有被堵死。

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杀死的大部分贝尔都是noblesse de robe。/wiki

当然也有人严格遵守秩序，看不起noblesse de robe，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被称为贵族，玷污了队伍的纯洁性。1732年，法国设立了“宫廷荣耀”排行榜。只有家谱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贵族才有资格陪同国王参加狩猎聚会。有942个家庭在享受这一荣誉，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462个家庭。

被列为“朝廷荣耀”的家族，站在社交圈鄙视链的顶端。这个群体不会接受有钱人入圈，除非遇到重大财务问题。

1781年颁布，军官只能从有剑的贵族中招募。这部法律出台的背景是法国输掉了七年战争，高层认为应该备份捐官制度，停止军阶买卖。

在英法七年战争(1757年)的科林战役中，当时的法国高层认为捐官制度是法国输掉七年战争的原因之一。/wiki

此前军队可以花钱买军官，但新政策转向另一个极端，要求军官必须有古代侠义血统。“二代”“三代”不算，而且必须都是四代以内的纯贵族带剑。国王认为过门之后，总应该比商人和金融家的孩子更会打仗。

客观来说，拿着剑的贵族中不仅有老佛爷、拿破仑这样的英雄，也有纨绔子弟，很多都把参军当成了镀金简历。塔列朗原本打算根据家庭安排去部队镀金。由于腿部残疾，他无法正常行走，只能当牧师。这项新法律将有政治野心、想做出贡献的平民排除在外。后来，大革命打破了贵族的垄断，出现了一批勇敢的公民。

拿破仑画的穿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德山口是典型的带剑贵族。/wiki

不同身份的人担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法国的行政体系很有意思。中国有39个军区，武陟为军区总督，王公照常，而地方文官系统的监军通常是平民，国王任命没有背景、权力低的人来把持勋位，这是千载难逢的帝王艺术。

03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萌芽不在法国

虽然中产阶级可以通过买官跨过阶级门槛，但并不是所有的官职都具有贵族资格。可供出售的7万个职位中，只有4200多个能被尊为贵族身份，其余大部分都是像皇家仓库保管员、海关文书这样的小官。

肯定有人为了个人利益和腐败而买官。但是，大多数人买官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每修一条路，招一个平民劳动力，官员就可以免除劳动，不用在工地搬砖。买了贵族头衔，不仅享受免税等福利，还有不一样的人脉。

贵族可以坐在教堂的前排，在剧院等地方有专门的包厢。这些优先特权不是单纯的有钱人能享受的。大革命领袖安托万·皮尔·巴纳夫(Antoine Pier Barnave)十岁时和母亲一起看了一场戏。母子俩不小心进了一个省长为他的贵族朋友预留的包厢，剧院经理把他们赶了出来。普通人势利，谄媚，霸道。这是巴纳夫给社会上的第一课。

法国政治家安托万·皮尔·巴纳夫致力于建立君主立宪制。/wiki

卖官鬻爵的真正危害不是腐败，而是一种崇尚浮华、轻视艰苦奋斗的风气。中产阶级热衷于造假家谱，在姓氏上加“德”，认某某中世纪骑士为祖先，造假家谱已经成为一条灰色产业链。后来的革命领袖布里索、丹东、马拉年轻时都造假家谱，连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都这么干。

没想到，没想到，你的重责大任罗伯斯庇尔曾经反叛革命。

那些已经上了升班过道车的，恨不得把车门焊死，不让别人上车。前面提到的托克维尔的母亲路易丝，虽然出身不高，却非常看重自己的血统，对儿子的婚姻非常不满，因为她娶了一个贫穷的英国女人。

按照当时的风俗，嫁给外国贵族没关系，外国平民格格不入就是不对的。路易丝甚至没有参加婚礼。托克维尔最好的朋友博蒙特运气不错，娶了老佛爷的孙女，进入了法国的上层圈子。

法国发展资本主义之所以缓慢，正是因为中产阶级中最有能力、最有野心的人脱离了自己的阶级，成为了贵族。

关于法国波旁王朝国王的电影《路易十四之死编年史》剧照

根据波旁王朝的法律，一旦你成为贵族，你就必须放弃你原来的生意。因为工商业活动是有辱人格的，按照上流社会的价值观，贵族只能管理人民，进行司法和行政事务。做生意，算账，吆喝招揽顾客，都是庸俗不雅的行为。

在民主化程度很高的英国，贵族圈子要封闭得多，普通企业家和金融家想进入上流社会比登天还难。1688年光荣革命时，上院贵族只有160人，男爵和骑士不超过1000人。威廉和安妮追封的新贵族较少，最初追封的是汉诺威家族。上院看到大家都进来了，我们的贵族血统就被玷污了，所以贵族人数限制在184人。

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英国君主立宪制形成的重要事件，威廉三世(左)、玛丽二世(右)/维基

英国更注重贫富隔离，中产阶级上升通道更窄，所以英国企业家的自我意识很强。他们信奉勤俭节约的工商业价值观，不在乎贵族的骑士精神和宫廷礼仪。在法国，整个社会都对贵族心存敬畏，结果中产阶级失去了自我意识。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访问英国，发现:“商业使英国公民富裕了，但也帮助他们获得了自由，反过来又扩大了商业；国家的威望就是从这些方面成长起来的。”商业发展补充了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法治精神。

参观完伦敦证券交易所，伏尔泰觉得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为了商业利益和平共处。他写道:“如果英国只有一种宗教，我们就不得不担心暴政；如果有两种，就会自相残杀；有三十种，必和平共处。”

伏尔泰的英国之行得罪了法国最有权势的鲁昂家族。年轻的鲁昂骑士在剧院遇到伏尔泰，傲慢地问他:“伏尔泰先生，你姓什么？”想用这种方式羞辱下层中产阶级背景的伏尔泰。

阿道夫·冯·门泽尔的《塔菲尔伦德》。腓特烈大帝的客人们聚集在无忧宫的大理石大厅里，包括伏尔泰(左三，就座)/维基。

伏尔泰以他一贯的机智和尖刻回答道:“奈特先生，我的姓氏很卑微，但至少我给它带来了荣耀，奈特先生正在结束他的姓氏。”愤怒的骑士罗恩第二天就派手下埋伏，用木棍殴打伏尔泰。为了躲避风头，伏尔泰去了海外，他在英国感受到了自由和法治。

英国商人变得更加强大，发起议会改革，争取投票权。自由贸易运动的领袖理查德·科布登早年丧父。他童年时去首都做过推销员和仓库保管员。最后，他来到曼彻斯特做印花布画家，并在30岁时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科布登是典型的自我奋斗，个人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所以他鄙视那些依仗祖宗影子的世家子弟，一再拒绝朝廷封爵的赏赐，以维护庶人本色。

法国商人刚完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就准备辞官买官。如果他们买不到一个官员，他们就会买土地和政府债券。总之，以一种谦卑的方式做生意，像贵族一样保持双手的脱俗，才是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

也有人质疑这种趋势。1775年，马赛的一位中产阶级人士说，“我所谈论的商人远不如最古老或最高贵的贵族，但在我看来，他们的美德、才能、进取心和他们的财富对国家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可惜这个声音太弱了。

法国的一切都是权力导向的。大革命前，农村有一批靠农业致富的人。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靠聪明和勤奋致富的小农专家。这个群体大约有60万人，其中一部分人家里使用银器和黄金，生活水平和贵族差不多。

但是他们很有钱，没有地位。农民害怕领主，但他们不害怕小农场专家。城市里的商人和工厂老板也一样，没有政治分量，于是中产阶级破了头，想挤进体制圈。在法国的土地上，萌芽的资本主义无法成长；在英国，萌芽的资本主义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在英国，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有权有势的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或聪明得到尊重。蒸汽机改进者、制造业领袖斯蒂芬森去世时，家乡河流上的船只全部停航，以示哀悼。正是这种社会价值鼓励了工业，使英国在19世纪成为世界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