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中国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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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写的第156篇趣法评

法律有态度，评论有温度

一起独立思考，泓睿达

晚饭后，妻子带着女儿、儿子从床底下找出一大堆竹蜻蜓、塑料弓箭等小玩意，说是小区附近公园要放开30个摊位，娘仨准备去摆地摊，“一把弓箭可以卖5块钱，一个竹蜻蜓可以卖一块钱，100个就是100块。”姐姐欢呼“我们要发财啦！”，弟弟雀跃“发财了就吃麦当劳。”

自成都率先解禁地摊，解决10万人就业爆红全国以来，各地迅速掀起了摆地摊保就业的热潮。一段视频甚至夸张的显示某城市天刚黑，像听到发令枪一样的商贩冲进摆卖区，迅速用手中的塑料布、三色布抢占路边停车位。

你会去练摊儿吗？

十五年前，刚上班的我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该让小贩摆地摊吗？》，当时我认为地摊不交租不交税、推着商品找市场，而商铺交租交税，还只能守着固定的铺位等生意上门，所以地摊应该被取缔。实际上，取缔地摊的理由是影响市容市貌，你可以这样理解，这场“面子”和“肚子”之争，源于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没有城市化之前，地摊和乡镇、农村是相容的，而城市化则将“面子”和“肚子”的矛盾显性化了。

城市化进程是去农村化的过程，一开始我们只熟悉农村，但是对城市没有清晰概念，城市有什么特征？比如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灯火辉煌，商场工厂。城市有什么功能？比如不能乱丢垃圾乱吐痰，不能乱穿马路，不能乱乱张贴，不能乱摆卖。

我们对城市的了解一方面来自于向外国学习，比如兴建公厕和垃圾屋，增设垃圾桶、拓宽行车道，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农村的否定。制止“六乱”（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摆乱卖、乱拉乱挂、乱贴乱写乱画、乱扔乱吐），就符合城里人特征了。在这里，乱摆乱卖被当做不符合城市定位的行为被提炼出来，城市对交易的规则是商品进店、证照上墙、经营入统，

城市的定义就是非农村，拿掉农村元素的就是城市。

《私人订制》里“导儿”金句：什么是雅，不知道，但首先肯定是不俗。

地摊被压缩范围，被正规的店铺、市场、商超乃至城市综合体代替，是被认为中国城镇化进步的标志事件。如果把城市化比喻为交通工具演变，70年代的城市好比靠步行，80年代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王国，90年代摩托车开始进入千家万户，而21世纪以来汽车正成为城市的新烦恼，从交通靠走到汽车围城被认为是城市化的标志之一，一座城市不堵车，你拿什么证明自己是一二线。

然而时间来到2020年，因为一场疫情，我们又回到地摊经济时代。

改革开放40年后，我们可以更精确定义城市，比如城市应该有更完善的医疗、教育、公共交通、治安、金融、银行、排水、供电、通讯等公共服务。城市最显著的特征是“确权”，确定公共和私人，以及私人之间的边界，比如摆地摊这件事，你占用城市道路，利用公共资源实现个人利益，那就是公私不分，确权就意味着地摊不能违法占用公共空间（乱摆乱卖会被处罚），商铺之间权利以你的门槛为界（超门槛经营会被处罚），在家鬼哭狼嚎的权利以不吵着邻居为边界（声、光、通风等相邻权）。

地摊经济回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公共和私人的权利边界将被重新分配，第二“面子”要向“肚子”让位。

那怎么理解公私边界打破？地摊经济的本质是政府向民众让利，第一开放公共空间允许摆卖，让渡了市容利益，第二摆地摊不交租，让渡了税收利益，第三允许地摊游走摆卖，不同于店铺等客上门，而是上门找客，让渡了整体公共空间用于盈利性。

这体现了国家保民生、稳就业的决心，虽然我们进入了小汽车时代，但是为了保就业和民生，政府做好了和民众一起返回自行车时代的准备。

不过，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对策。

第一个问题是法律法规依据。2017年开始实施的国务院《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有两条总体性规范。第2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规定，从事无证无照经营。”第3条：“下列经营活动，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一）在县级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

说明并非所有摆地摊都是非法，合法摆地摊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政府划定场所和时间，在里面按时经营的属于合法。

第二个前提是限定销售种类，农副产品（指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水产业等产业进行初级加工形成的产品），日常生活用品（居民日常使用的物品，生活必需品，包括家庭用品，家居食物、家庭用具及家庭电器等）以及“个人利用自己技能，从事便民劳务活动”，比如理发、维修，以及高雅一点的天桥说书，还有小时候我爷爷在过年前到路边摆摊写春联卖字，都是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的劳务活动。

这就决定各地放开地摊应该先划定经营区域，设定经营时间以及明确经营种类。

经营区域，不妨按照严管区、相对严管区和放宽区设定，严管区内禁止摆摊设点，包括各级政府所在地、商务会展中心、中小幼学校200米范围内，放宽区可以是居民区、工厂区、公园、集市。其余地区为相对严管区，当某个区域发生重叠比如政府所在地位于居民区时，按照高一级标准管理。

经营时间，比如对饮食档，可以分早点、夜宵时间经营，水果档则适合全天经营，而对于服装、手机膜、小电器等绝大多数地摊，仅适合在夜间经营。

经营种类，很有必要需要进行食物加工的摊点，以及电器类摊点进行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许可经营，从严格角度看，因为溯源和风险承担能力的要求，熟食和电器类并不适合地摊经营。

第二个问题是鼓励地摊经济的程度，将与商品质量、竞争能力、就业导向乃至人口聚集密切相关。正如高层在答记者问时六次使用“纾困”一词并指出：“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叫作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注重的是稳就业、保民生。”

面对疫情，我们政策焦点是民生，保民生不能以降低产品质量为代价，特别是作为典型C2C终端（个人对个人业务），地摊经济要注意四对矛盾：

一、地摊经济在繁荣上游制造业的同时要确保商品质量不下降。回想很多年前工业区里每天晚上8、9点工厂下班高峰期，街头巷尾出现大量“1元”地摊，指甲钳、小手电、连环画、扎头绳通通1元，地摊售货可以为大量中小微制造业提供销售渠道。但放在今天，我们一定要重视销售市场以及商品质量，如果地摊经济导致回到较低层次商品销售和价格战争，必然形成消费降级，甚至连出名抠价的拼多多都会被地摊顶死。

二、地摊经济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地摊经济是保民生，是兜底；城市竞争力是科技创新、是规模效应、是营商环境。2019年，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发布《全球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从商业活力、创新潜力、居民幸福感、行政治理四个角度评价全球100座城市营商环境要素，认为我国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整体差距来源于商业活力和创新潜力；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发布的《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则从基础设施环境、技术创新环境、生活环境等7个维度评价中国城市，其中生活环境指标主要从消费市场规模、服务市场规模、就学就医便利度等指标评价。在放开地摊经济的同时要注重营商环境的提升，平衡两者的关系，让其各有自己的消费群体。

三、地摊经济对就业的导向。摆摊是就业的最后一道保障，初衷是对失业人口的就业转移，不应该成为已就业人员的职业选择，这和稳就业并无矛盾。比如你所在的城市是以制造业为主，工厂需要大量工人，而工人都选择去摆地摊，此时我们需要慎重考虑地摊合法化的标准和范围，对什么样的人发放地摊执照，以确保其他行业的就业稳定。

四、地摊经济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很多年前曾与香港食环署座谈“走鬼”的管理经验，其中一条是香港的通行证制度确保了“走鬼”的本地化，其他城市人员无法到香港摆地摊，而本地“走鬼”牌照又不可子承父业，所以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有效“走鬼”牌照数量越来越少。在我国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因为存在大量交易机会，而地摊行业的技术门槛不高，最大的制约因素来自于城市的生活成本和竞争成本，所以理论上只要城市放开吸纳，愿意到一线城市摆地摊实现自主就业的各地人口可以是无限的。

第三个问题是私权如何平衡。地摊被谁投诉最多？是不满影响市容的市民吗？是不满商品质量的消费者吗？其实，是不满地摊影响自己生意的店铺经营者。这里就遇到了一对矛盾，面对就业困难，公共区域可以向个人开放，私人权利发生冲突时，就不能随便牺牲一方利益了。比如同样经营水果，基于地摊免租免税，成本降下来一定导致售价降下来，这样对水果店铺就会造成压力。

还有一种私权的平衡，在于地摊和居民之间，比如经营宵夜地摊，其食客产生的高声喧哗、摔酒瓶子、玩色子的噪音对周边居民造成困扰的问题；又如在居民区设置的地摊因为占道和居民停车、居民通行造成的困扰问题；再如地摊对居民区卫生影响问题，均为私权冲突，需要进行规制。

我主张对于临街商铺较多的地段，不适宜划定为地摊区域，地摊要在经营时间、经营地点和经营范围上和店铺区分开来。

一句“地摊是人间烟火”温暖无数人心。在我看来，地摊回归固然体现城市的气度，但历史长流滚滚向前，今天的地摊绝不是简单重复昨天的故事。今天的供给品质、消费需求和城市管理绝对和40年前不在一个档次，在城市竞争、电商强大、生活品质、食品安全、保障就业、私权平等的多元诉求之下，地摊回归更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泓睿达法评156。

话题：应该如何平衡地摊和店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