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东兴市见闻：惊人的蚂蚁搬家式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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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几十辆甚至于上百辆的两轮摩托车组成的浩大车队，在夜半时分的边境小道上飞驰而过。每辆摩托车上都驮着几百斤重的货物。摩托车发出的刺耳轰鸣声，在寂静的夜里老远都能听到。这些由摩托车组成的钢铁洪流行驶过程中，前有交警开道，后有交警殿后。这样奇怪的场景，在今天的社会，除了春节返乡大潮时出现的摩托车大军外，其他时段，恐怕是极难见到的。
而在八九十年代边境小城东兴，则并不鲜见。
摩托车驮的这些几百斤重的重物，属于走私物品。
有读者会问了：既然是走私物品，那为什么交警还要为他们保驾护航呢？要想弄明白事情的原委，这还得从头说起。
改革开放之初，东兴口岸和中国很多地方的边境一线城市一样，无不是走私横行、走私犯们的天堂。在所有走私货品中，大到各种汽车、游艇，小到家用电器、生活用品等，应有尽有。
彼时的国人，因为国货品质和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有着可见的代差，所以，富裕了部分国人，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购买到质量更好的产品，就把眼光投到了国外那些品牌上。在部分国人使用了国外那些品牌后，认为质量确实不错，就为之做义务宣传。口碑之下，这些洋品牌便被国人奉为神话，所以，崇洋媚外遂成为那时的热搜名词。
那时的崇洋媚外一词并不是贬义词，而是有些略显自豪的褒义词。
偌大的中国，只要有需求，且有极高的利益驱使，就会有人为这份利益去冒险。有了供需关系，就有了市场。无论是黑市交易，还是正常的店面交易，这部分人的需求，一定会得到部分或者全部满足。
那时的中国，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由于挣钱容易，所以，花钱的时候也就大方得很。“不差钱”、“钱多人傻”等词句来形容这些富人，一点也不为过。
另外，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外那些质量等级较高的品牌商，大多数还没在国内设厂，进口渠道也不顺畅，国家的外汇储备还不充裕，无法购买数量庞大的外国货，因此，就造成了供需关系的失衡。而那部分先行富裕起来的国人，又想要得到高质量的国外产品，就给冒险分子创造了发财商机，所以，在利益的驱使下，就诞生了通过陆路、海陆、空路走私这条黑道生意。
东兴作为边境城市，中越之间陆地边境线长39公里，海岸线长50公里（百度搜索得来的数据）。因为有着这么长的边境陆路、海岸线，也就为走私犯们提供了极好的走私条件，所以，在彼时的东兴，各种走私活动便应时而生。
边境线上有了走私行为，国家就会出动打击走私的权力、强力部门进行打击，毕竟，这些肆无忌惮的走私行为，危害到了国家安全。在一重重的打击下，走私犯们从最初的公开、大量走私货物，逐渐变成了隐蔽性极强的暗地里、小批量的走私货物。
这其中，以蚂蚁搬家式的走私行为最具有代表性。
所谓的蚂蚁搬家式走私，就是走私集团先在境外购买大宗需要走私的物品，然后运到边境一线，让边境线上的边民参与进来，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的将这些货品搬运到国内。搬运到国内后，暂时存放在边民家中，以待时机，伺机运走。
那时的边境走私行为，和那个时代的制假造假行为一样，基本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由村长、或者村里的能人为主导、以共同富裕为托词，让一个自然村村民中的成年人参与进来的集体走私行为。
大概在1995年，我就曾经随着单位组织的“学习先进***”活动，到东兴某边境村，学习过那个村“先富带后富、大家一起富”的先进典型。我们学习的这个村的典型人物，是他们村的村长。
村长家的院子很大，如果以农村基本宅基地的面积来对比的话，村长家的院子，大概是内地普通农家宅基地面积的五倍之大，院子里、屋里都堆放了大批的货物，且这些货物，都被黑色的塑料布或者帆布遮盖得严严实实。
在这个村子里，我们参观、学习了几户“先富”的能人，又参观了几户“后富”的村民，发现几乎每个家庭的屋里院里，都堆满了货物。村民家里的这些货物，又像村长家堆放的货物一样，都被遮盖得严严实实。
参观、学习完毕，腰包鼓起来的村长就豪放地带着我们一行人，来到一家海鲜酒店大撮了一顿。席间，村长借着酒劲，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村的村貌，以及村民发展致富的秘经。
据村长介绍，这个村子距离边境线很近，直线距离大概不到五公里。村民就是利用这个优势，为走私犯们代运（把货物从境外走私进来）、代管（把走私货物暂时存放在村民家里）以及二次代运（负责运输到东兴辖区外的安全地带，由走私分子把赃物拉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当然，无论是代运、代管、二次代运，都不是免费的，而是一种需要付费的经济行为。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代运、代管、二次代运”的生意，这个村子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也使得像我们这些远在五十公里外的防城港市民，带队去参观、学习他们发家致富的经验。
这个村的村民把走私货物偷运到国内后，暂时就存放在各自的家里，然后，就等着那些走私犯们一声令下，再由村民将让这些货物运出东兴辖区了。
运出东兴辖区的工具，就是两轮摩托车。村民们骑着摩托车，带着几百斤重的货物，如果走国道的话，边防检查站是必经之路，也是最有可能被截获的一个卡点，所以，这些熟悉地形的村民，就在距离边防检查站不远的地方绕道而行，走没有检查站的县道、乡道、或者村道小道。绕过边防检查站后，再从县道、乡道拐上国道，把货物安全地送到走私犯们指定的地点。
参与走私的这些村民都骑着两轮摩托车，又驮着几百斤重的走私货物，无论是走在县道、乡道或者是国道上，无不是以极高的速度穿行其间。在行驶过程中，如果有一辆摩托车发生意外而倒伏，跟在后边的摩托车根本就无法躲开前边倒下的摩托车，就会随着惯性撞在一起，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事故。据说，在发生了一次这样的恶性事故后，地方政府为着百姓的安危着想，一旦发现这种大量（少则数十辆、多则上百辆村民组成的摩托车车队）要钱不要命的村民骑着摩托车、驮着几百斤重的走私物品疾驰在公路上时，严令交警不得拦截、不得追赶，有条件的还要在前方为他们清障，以保障他们的安全，保证不发生群死群伤的恶性事故，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前有交警开道、后有交警殿后”的奇特场景了。
当然，国家的权力、强力部门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也决不允许这些走私分子在绑架了百姓之后，把这种新型的走私活动做到无所顾忌。放“蚂蚁”们一马，是因为中国百姓的命值钱，不能有所损伤。放过百姓之后，便是执法部门以更加严厉的法律武器，来打击走私犯们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伟人题写的“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来。年轻时，总觉得这句话很虚假，不过是句宣传时的口号。人过五十，在这世上经历的事情多了，就知道了这句话还真是说到了也做到了。就拿疫情来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的行政方式，让在全世界汹涌不息的疫情，在中国这块人口众多的大地上，始终没有大规模爆发，因此，人民群众的生命、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得到了切切实实的保证。还有，无论是天灾人祸，只要发生危及人民群众安危的事件，各级、各地政府无不是第一时间，先行考虑人民群众的安危，不计成本的来挽救、保护处于危难中的人民群众，使其不会受到伤害。这其中，就包括三十年前那些参与走私的边民，虽然他们做的事，是违法行为，但他们的生命安危，也在地方政府的考量之内。而需要惩治、为走私付出代价的，是那些组织走私的犯罪分子们。
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就是对上段所发感慨最好的注解。（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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