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视觉中国
作者|张军
编辑|高
2016年11月,嘈杂的电视里传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消息。徐传胜立即前往张颖表达了一点担忧。
这位美国房地产巨头长达一年半的竞选演讲让很多人担心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不可预测的冲突,甚至会影响商业业态。
在整个2016年,经纬创投的两位普通合伙人张颖和徐传胜面临着其他挑战。对外,这家机构此时已经用了八年时间,从移动互联网浪潮中崛起,在中国创投行业站稳脚跟,本可以轻而易举。然而,有一些危险的信号是他们不能忽视的。
当时经纬一半以上的投资都是移动互联网项目,但在这个周期里,模式创新的机会变得不景气。更麻烦的是,整个市场突然变成了一个竞争游戏,从O2O到共享经济,再到社区团购。这些小波浪层出不穷,爆发变得更猛烈,时间更短。一有新的机会出现,大家就一窝蜂的扑上去,行业顿时一片血海。
“这种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让我们从心底里觉得很多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徐传胜说。“结合我们当时的想法,我们需要在科技创新方面多下功夫。”
现在,一切都变了。
本文以经纬为基点,看现代风险投资近20年的命运,中国特色,从押注模式创新到押注中国核心技术的大转弯。
|荒地
徐传胜是在现代风险投资来到中国之前出现的。
此时,他刚满24岁。两年前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系,加入Lotus(后被IBM收购)担任系统工程师。
那是中国企业服务混乱的初级阶段,盗版率高达99.99%。用友、金蝶等本土软件公司刚刚成立。就莲花而言,中国市场还是一片荒地,由东南亚总裁管理,急需一个人来开拓。下一次,徐传胜是最佳人选:不仅会说中文,懂电脑,更重要的是,他是团队中唯一的单身汉。
1995年秋,许降落在只有一个航站楼的首都机场。新加坡派出的任务是支持新成立的中国分公司半年。
不久,深圳一家鲜为人知的私企引起了他的注意。莲花在华大的客户主要是银行、国企等。那时候私企买盗版软件很正常。这家私企不仅买了正版软件,还订了几千套,还聘请IBM做咨询。“这是什么公司?这么有钱?”他想。这个企业叫华为。
许在这个一切都是废墟的地方看到了速度的飞速提升——他只用了四年半的时间,就成为了一名工程师,一名管理数百人的区域总经理。他有职业经理人的自律和拼搏精神。然而,这份待遇优厚、光鲜亮丽的外企工作开始失去魅力。他的目光被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新生事物吸引——1998年到1999年,腾讯、阿里、新浪等。都成立了,中国互联网的浪潮来了。很多年轻的外企都在寻找下海创业的机会。在新世纪之交,许做了一个决定:离开大企业,投身到这股创业大潮中去。
就在这时,一家名为华映创投的新加坡风险投资VC找到了他。新加坡深受美国90年代互联网创富神话的冲击,被鼓励打造“亚洲硅谷”,美国的风险投资文化也渗透其中。华映创投专注于东南亚和美国,但他们嗅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徐对风险投资知之甚少,只是简单地认为:“一两年后,你可以学习如何创业,以及创始人如何做事。”对于一些第一代投资人来说,以投资来看项目,是踏入VC事业的初衷。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站在了千年的十字路口和投资生涯的起点,黑夜突然降临。
2000年3月,徐成为股民仅一个月,就遭遇了美国股灾。纳斯达克达到了5048点的峰值,随后是长达30个月的漫长而绝望的滑坡。纳斯达克的崩溃向世界宣告了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这对这个刚刚转型的29岁投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回到新加坡半年后,他在惨淡的形势下艰难地筹集资金,煞费苦心地筹集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资金——3000万美元。今年年底,他带着来之不易的资金第二次来到中国,把办公室选在了浦东。当时,上海金茂大厦刚刚竣工,被誉为“中国大陆第一高楼”。徐回忆说,他也在这栋高耸的大楼里走了一圈,但很快发现自己真的很无知:“租金太贵了。”他在招商局大楼租了一个只有两个会议室的100平米的房间,带着相当豪华的五人阵容开始了投资之路。
打击接踵而至。第一枪是痛苦和教训。他用250万美元投资了一家由斯坦福毕业生创办的公司,制作短信和彩信管理系统。该项目有着华丽的创始人履历,丰厚的海归背景和技术气质,也推迟了徐的to B软件商业基因,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他坐在董事会里,每周和创始人交流,就像商业领域第一个被扶持的新生儿一样,投入了慈父般的努力。后来这个项目失败了。
第一次投资的失败迫使他深刻反思:第一个是水土不服不能投;其次,不能迷信技术。如果产品、销售、运营缺乏攻击,技术带来的先发优势就会丧失。最后,回到人。项目创始团队由三个同学组成,维护同学会的品牌——股份平分,少数服从多数。
过度的民主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没有灵魂。他意识到,公司,至少在创业阶段,必须有一个灵魂人物。面对生与死的困境,必须有一个人有勇气通过公开讨论做出决定——前方可能是一片光明,也可能是万丈深渊。
他认可了过去十年美国企业发展中的一个论点:创始人继续领导的公司表现最好,比如特斯拉;如果创始人年事已高或者去世,继任者应该是深受创始人精神洗礼的弟子,比如苹果——库克做了近20年乔布斯的弟子。
这些现在听起来很平常的投资理念,是用真金白银换来的。但这是后话。
IDG的创始合伙人熊晓鸽早在1993年就来到了中国。作为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国风险投资,IDG已经连续七年没有退出任何项目。这些从海外回来,想大有作为的第一代中国投资人,满怀期望地在大地上种下了一把种子,小心翼翼地施肥,静静地等待,黑暗贫瘠的土地上却没有一点绿芽。内心的失落和恐慌可想而知。
徐传胜说,两年多来,他脑子里最大的疑问就是:是不是走错路了?风险投资在中国有前途吗?
|艰难着陆
现代风险投资在中国可以追溯到1998年。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美誉、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先生提出“一号提案”(即《关于尽快发展中国风险投资的建议》),建议建立“中国的纳斯达克”。这一提议拉开了未来20年中国风险投资风起云涌的序幕。
一夜之间,很多海外风投全部来到中国。然而这股热流并没有持续多久,美国互联网泡沫突然破裂。刚刚从泥淖中露出一丝生机的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受到牵连,立即衰落。风投们已经撤离了。
2001年至2004年,内地创投市场气氛低迷。放眼望去,偌大的疆域,投资机构不过几十家。2001年,第一家清科创投举办VC行业聚会,所有到场的嘉宾只能坐两三桌。投资金额也少得惊人,一个机构一年投资2-3家公司。
那时候投资人一两个月才出差一次,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回家吃饭。出差时,投资者要么坐经济舱,要么坐绿皮火车的硬座。当他们无法直接到达目的地时,他们不得不背着背包从一列火车跳到另一列火车,穿着裤子到达目的地,住在简陋的旅馆里。
除了市场环境不佳,创业者供给不足之外,还面临着市场不成熟的瓶颈,比如缺乏退出渠道,导致VC寸步难行。
然而,在寒冷的环境中,投资者却沐浴在和平之中。资金没有多少钱,而且一个项目出来,往往几个家一起做单笔投资,一个人吃饭少,更别说抢项目了。同事之间会和谐地交流信息。
而且整个中国市场没有竞争,这就给了徐传胜在基金规模这么小的情况下投资百度B轮的机会。2004年,他们准备投,但是谷歌半路杀入中国,扬言要战略投资百度。水涨船高,百度估值瞬间翻至2亿美元。最终方案是谷歌领投,徐跟投。这是他的第三次投资,但已经是有名的一次了。这笔投资让他的投资生涯出现转机。
与此同时,市场正在解冻。
首先要拾起的是创业的一面。2003年的北京和上海,出现了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企业家,比如陈天桥。然后,暖流流向资本方。2003年底到2004年,携程、腾讯、盛大等公司上市,给市场带来了久违的兴奋。
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风险投资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超级潮流。海外风投纷纷在中国设立机构(如红杉中国),本土风投如雨后春笋(如高淳)。谁能想到,经过多年的艰苦发展,中国的VC会迎来一次大繁荣——中国会拥有和美国一样多的独角兽企业,稳坐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的头把交椅。
这一年,徐传胜投资的盛瑞科技、百度、分众相继上市。他筹集了第二笔资金,金额是上一笔的四倍。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璇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和张颖、徐传胜一样,他也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投资人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他走了相反的路。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他去了美国,爬上了学术阶梯。他主要研究风险投资,并发表学术论文。他是哈佛教授关于美国风险投资史的著作《风险投资》的译者。
在学术界,他把1998 -2009年总结为:中国现代风险投资的萌芽阶段。之所以比2005年的说法晚了4年,是因为这期间诞生了几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一点一点改善了中国创投行业的贫瘠土壤。2007年,我国颁布了《合伙企业法》,使合伙企业避免了双重征税,并使募集的资金全部用于投资。2009年创业板成立,大大降低了对企业上市的要求,创业公司在国内有了退出渠道。
田璇表示,在此之前,中国风投长期存在的现象是“两头在外”。合伙制和创业板扭转了局面,人民币基金慢慢走上主流。
在市场复苏、政策到位之前,徐传胜和他的团队吃了五年的苦头。在行业不景气,内心动摇的时候,他没有马上跳回职业经理人的老路。支持的想法很简单:至少要小心投资所有筹集到的资金。
回过头来,许很感激自己坐了五年的冷板凳。暴跌的行情为一切按下了减速键,给他时间学习和打磨,为下一阶段积蓄能量。
“我们都挺过来了,”徐重复道。“我们真的挺过来了。”途中,他看到无数人离开宴席,散落在四周。最终熬过寒潮,穿越轮回,活下来的人,只有一个顽强的生存技能——吃苦。
相比较而言,张颖更幸运。2003年年中,非典阴霾刚刚散去,他就直接站在了中国风险投资的黎明前的夜晚。
|两种大卫
2005-2007年是冰川解冻后最热的一年。正所谓“强龙压边,恶霸崛起”,海外和本土资本如雨后春笋,北京国贸正在各地举办创业大会。经纬属于这波降温前入市较晚的那种;它在窗户关上之前从门缝里钻进来了。
张颖和徐传胜有着相同的英文名,大卫——一个是DZ(章典),一个是DS(苏大卫)。但是他们有完全相反的习惯。
DZ留着胡子,性格张扬,爱恨分明。“这个房间五平米,他的气场六平米。”表面上看,他怒不可遏,但与他密切合作的人发现,他的心思有出人意料的细腻一面——在遇到服务员和保洁阿姨时,他往往表现得很激烈,甚至在没有小费文化的中国,他也总是给小费。他热衷于越野摩托车,更热衷于特立独行。他是大家熟悉的张颖。
DS是个谦逊的人,从小在马来西亚长大,胖乎乎的,戴着圆框眼镜。他比较沉默寡言,安静内向,对人的每一个毛孔都很有耐心。一个伙伴曾经看到过这个大卫温柔的愤怒——带着他特有的跳跃的中文口音,笑着说:“老兄,你不能这样。”他喜欢阅读、科幻小说、艺术收藏,偶尔会和妻子一起去滑雪。他就是外界陌生的徐传胜。
经纬是少有的仍实行“双GP”治理结构的基金。也有人说张颖外表硬朗,内心善良温柔,和徐传胜正好互补,属于外柔内刚。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员工都被徐解雇了。
《孙子兵法》说,张颖是“掠如火”,徐传胜是“不动如山”。
两个大卫在2003年相遇。那时,张颖30岁,刚被中国经济合作集团派来。初中随父母赴美,本科毕业后学医三年,后在西北大学读硕士,转行投资。此时的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阳光大男孩”。
徐传胜比张颖大两岁,两人都出现在分众传媒的B轮融资中,由此相识。虽然分众是那些年他们两人共同下注的唯一一个项目,但他们彼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张颖到上海,还是徐传胜到北京,他们都会喝杯咖啡聊聊天。
四年后,告诉许,他希望创建经纬创投。两人很快决定一起去。
张颖热情奔放空,热衷于扩张,适合做一个有感染力的外向型领导;穿越周期让徐传胜更加审慎和全面,他擅长框架式管理。从2008年1月8日开始,他们开始了新的掌舵经纬之旅。
第一次集资,就顺利到账了。就在他们准备做点不平凡的事情时,乌云又落下来了。
|奔跑和狼群战术
2008年夏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幸运的是,这次有惊无险。在大萧条侵蚀中国之前,政府注入了4万亿的刺激资金,立刻驱散了恐慌。但是,这波危机已经吓退了。我想紧随经纬进入新的VC。从这个角度来看,在2005年初-2008年的窗口期入局的风投们,多少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然而,即使成立快两年了,经纬也从未打消她的困惑。
中国PC互联网经过十年的发展,BAT巨头格局已经趋于稳定,风险投资机会少之又少。经纬没有赶上PC浪潮的尾巴。在时代的转折点,投资变得分散——娱乐,B2B,医疗器械,等等。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缺乏大方向和系统性,支撑不了名利的野心。站在2009年的岁末,面对崭新的十年,徐有些茫然。
今年冬天,经纬合伙人集体郊游。除了两个大卫,参与者还包括两个合伙人,左和万浩基,他们也来自中国经济合作。12月,他们来到厦门的一家酒店。
此时,市场看到了苹果带来的移动革命,Android让移动设备的普及成为可能,全球手机行业面临重新洗牌。几个伙伴隐约觉得这里机会很大,说不定能踩着时代的迭代,做出闪亮的标签。在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上,经纬从2010年就确立了all in移动互联网的战略。
经纬开始“招兵买马”。他们不肯占便宜,他们招聘金融从业人员的策略也不同于其他机构。他们更喜欢前线战场上的人。
这两年,经纬招了十几个年轻人,有在搜狐学信息管理、做IT记者的汪华东,有管理百度销售系统的肖敏,有在腾讯、阿里做产品经理的熊飞。他们没有一个人做过投资人,甚至有些人从来没想过要做投资人,他们的人生就此改变。
其中,汪华东最快地证明了自己。出生于1985年的他错误地追随了熊晓鸽的脚步——从记者到投资者。他有记者的敏锐,有能力与许多朋友交往。他代表经纬用天使轮投资了同样是媒体人的唐嫣。这笔投资让经纬名声大噪。汪华东在29岁时被提升为合伙人。
移动互联网是经纬的基础。那时候他们每年大概投资20-30家公司。除了陌陌,他们还投了赞、饿了么等。,后来又深度参与了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巨头交易。
在一个app可以走天下的时代,VC信奉的是“投资于人”的投资理念。经纬更喜欢坦诚原创的创始人。“我们认为最好的创始人,他是有缺陷的,甚至有时候会冲动鲁莽,但他不会因为想讨好你而改变。创始人很难面面俱到。他所面临的压力和选择是非常不确定的。如果他老是想和精卫,另一个人,另一个伙伴说话,他太累了,做不好。他花了太多时间考虑人。”徐传胜说。
这个时候,队里也有失意的人。熊飞,和汪华东同岁,自称是一个理工男和书呆子(尽管他看起来性格热情)。2011年加入后,他先是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下移动项目,发现判断标准太感性,看不懂,根本没有战功。2012年,张颖找到他,他的第一反应是:“要优化。”
但是,张颖说,如果你不想死马当活马医,那就去看看To B吧,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他都不知道前面的路是出路还是尽头,幸好还有路。他从大军中分出一部分,找到了另一条路。企业服务是经纬在移动大本营之外的第一个分支。
移动互联网是中国风险投资史上的一次巨大浪潮,诞生了一系列数十亿甚至数千亿美元的巨头。精卫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通过占据微博、微信官方账号等移动端的语音通道,张颖成为了创业者——经纬投资人、创业者心目中的一个符号。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给一样的钱,但不一样的爽。”
但在2016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张颖和徐传胜不禁感到焦虑。这是一个快速成长和衰败的时代,任何一个细分行业都有几十家企业。一个机会一出现,别人的跟进速度惊人,而模式创新没有壁垒,竞争维度只剩下两点:钱多速度快。
前期、中期、后期的金融投资来了,大中小企业的战略资本也来了。每当有一点小火,大家都全力以赴在里面加油,行业瞬间爆炸——身处其中的人陷入狂热。“金钱追逐交易,说白了,就是传递包裹,”田璇说。“然而,当市场上大多数人这样做时,传递包裹总是有最后一棒——音乐停止,灯光亮起,泡沫破裂。”
精卫决心用金钱换规模,离开这个斗兽场。
最后一根稻草是自行车共享。“我们更加坚定地感觉到,我们不想参与。”徐传胜说。这就是经纬押宝移动互联网的结局。后来有社区团购之类的混战,就再也没见过了。
经纬二次转型没有标志性的会议,但内部一直在持续讨论。最后,他们决定开始一场革命。从2017年开始,他们分散了合作伙伴,认领了一条仍处于孤独期的新赛道。一方面,移动浪潮的红利正在消失;另一方面,他们真的厌倦了一遍又一遍地玩游戏。
-首先有两个先进制造业:和万浩基进军电动车,左自告奋勇看商业航天-押宝长期航天空航天,被认为是理想主义和冒险主义;
——徐传胜着手打造一支医疗团队,由经纬第一位博士余志蕴领衔,押注中国创新药的根;
——肖敏开始看工业互联网;
——熊飞继续培育企业服务。
VC是时代的VC。在大时代的潮起潮落中,一个VC如何崛起,与集团军一起继续捕捉新浪潮?从对经纬GP和合作伙伴的采访中,我总结了九个方法论。
1.穿草鞋:都在一个赛道,然后把经验复制到其他赛道。
2.多元化投注阶段:保持警惕,更主动地探索前沿。行业刚有苗头的时候,派了个小分队入局,祖师爷绑了半步体验从边缘到中心的流动,行业热了再撤退。
3.一个判断标准:如果判断项基于市场行为和媒体消息,则意味着错误信号;带领对手进入赛道,忍受一两年的孤独,才是最好的状态。
4.组织建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GP负责“身体”,控制资金方向,制定游戏规则;合伙人负责“面子”,肩负着一个赛道的覆盖率和业绩指标;董事总经理、总监负责“线”,深耕所在赛道的一个垂直品类,保持连续性;投资经理和VP负责“点”,单个突破。点、线、面、体各司其职,保证了系统的整体运行、快速配合和迭代。
5.有“狼群战术”的规则:共40个投资团队;一个轨道由一个合伙人控制,共有七个合伙人;赛道下面分为垂直赛道,MD/D负责。一般来说,一个合伙人有5-7人的团队(比如企业服务团队5人,医疗团队7人)。
“我们是垂直领域的狼。七个伙伴,所谓的‘七匹狼’。每只狼都声称拥有一片领地,而不是一只迷途的狼。下面有中狼,中狼主张更垂直的领域。”一位合伙人解释说,类似于“联产承包责任制”。
6.为了激发里面大、中、小狼的狼性,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按照IRR给七个伙伴排名,“每年看看你的记分卡”,同级别的赛马给伙伴压力。
除了IRR排名的定量判断,还会结合合伙人在赛道上的表现进行定性判断——比如和其他5-7只一线基金对比,或者看看10个优秀项目中有没有4-5个或者1-2个被击中。
有个伙伴曾经说过,在精卫,每个人头顶上都有一个信用账户,战功会充值,反之亦然。张颖有句谚语“能者多劳”。如果一个人在一个领域干了一年半到两年,没有成绩,就有可能被换掉。
但由于每个合伙人负责的板块完全不同,所以线条分明,不会出现丛林竞争的撕扯和内耗,给了他们一定的安全感。
7.储备实力:延续早期内训无空掉落的方法(医学赛道除外,因为太专业)。从VP到总监再到合伙人,都是自己培养的,不至于堵住年轻人的上升通道。
经纬注重提拔年轻人:每个合伙人都有紧密合作的年轻人;如果年轻投资人的项目无法通过合伙人推上去,可以直接推给GP;对于重点培养的VP/D,张颖会把他们叫到北京,花两三天时间,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参加所有的会议,了解一个风投机构的完整运作。这些动作有助于组织新陈代谢,给年轻人一个出柜的机会,让伴侣不至于躺在功劳簿上。
8.非常重视投后:经纬有80多个投后团队。他们认为,过去钱少,VC是批发商,LP的钱批发给创业者;现在钱多了,VC就是服务商,只有服务才能产生粘性(他们自称“乙方”)。
服务大致有六个层次:预诊断(踩坑前想办法预警);大量招聘(设置新的HR);每个投资团队都有垂直职能部门);投后产业链协调(构建上下游客户体系);政务与紧急医疗服务组(为创始人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尽职调查团队(为投资和收购提供全面的判断);百亿创业营(搭建智库、培训、认知输出)。
9.一把手是组织的绝对灵魂。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我采访的各个经纬度层次的人,大部分都效仿了张颖,要么穿始祖鸟,要么穿巴塔哥尼亚,要么穿优衣库。另外是黑色夹克t恤,有Matrix logo。
|集体转身
大转弯的风投公司不止一家。这是中国VC的一次集体投资焦点升级。传递包裹的时间结束了。
我们正处于一个复杂的历史循环中。中美关系进入微妙时代,互联网平台面临重组,疫情阴霾尚未散去,中国高科技科技企业的活力正在释放。
相比美国VC的发展史,中国VC跳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美国的VC始于1946年,之前的投资重点是“真正的技术”,如半导体、计算机和生物技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转向软件和在线服务。cmnet的浪潮站在了美国现有的技术上,直接迎来了大爆发。现在,当简单的事情完成后,我们必须转身去做困难的事情。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资本异常活跃。以经纬为例,他们的总投资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120。
投资组合也经历了结构性变化。最近一年,经纬在新能源产业链、智能制造等前沿科技领域的投入占比近50%,生物医药占比30%,企业服务占比20%。而移动互联网占0 空。总的方针是权衡中国科技创新的崛起。
然而,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充满了当事人的艰辛。
新能源:合作伙伴的艰难转型
即使是29岁成为合伙人的汪华东,在2016年也经历了焦虑。
2015年左右,他建议两个大卫拿出一笔钱,少量投资一些科技公司。他们投了几次票,都没有成功。这是汪华东从移动投资向科技转型的开始。痛苦期持续了不到半年。
一年后的2016年,移动互联网不断被外界唱衰。作为一个吃着移动红利长大的投资人,他开始思考未来该怎么办。一个话题跳入我的脑海——过去十年VC在移动互联网应用上赚了很多钱,但是没有人在设备上赚钱。假设下一个十年还有一个颠覆性的设备,会是什么?基于这种浅薄的想法,他开始研究汽车。
在汽车行业,智能化是共识。一开始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动驾驶上,但很快他就有了第一判断:只有算法,没有落地场景,技术优势会被抹平,软硬结合才是未来。
但是,这件事的难点在于,我们在做硬件的同时,也要做好智能化。基于对手机行业的观察,他有第二个判断:能把硬件和智能都做好的创始人,一定是互联网背景。
2017年2月,认识了李想,半年后投资。经纬B轮投资理想,估值90亿。经纬另一位合伙人万浩基投资了Xpeng汽车。三家新能源公司(蔚来、小鹏、理想),经纬投了两家。布局汽车后,他们向上游产业链扩张,这让他们在电动车上建立了基地。
作为一个经历了10年周期的投资者,他经常会把自己10年来的投资组合拿出来看看。他会责怪自己,问自己:“那你为什么要犯错呢?你学到了什么样的教训?不要再犯了!”第一个10年后,他的经验是:“不要陷入自己目前的短期成绩”,“保持斗志”。
无论是巅峰还是低谷,他都是10点半睡觉,5点半起床。
企业服务:长时间等待
熊飞在待命位置等了五年。
他是另一个从经纬成长起来的伙伴。刚毕业在腾讯和阿里做产品经理,26岁拿到经纬offer。然后,前两年,我过着优化不安的生活。
入行之初,他画了一张表,其中一张是美国IPO的企业服务公司——100亿美元、50-100亿美元、10-50亿美元的公司及其分布行业。另一列是中国。当一个字段被标记为美国时,他郑重地将该列标记为黄色。这就是刀耕火种的早期投资策略:抄袭美国,从西方学到东方。第一枪是以超过1亿人民币的估值投资北森,并标记新上市的Workday。
2013年,中国企业服务乱象丛生。他带着北森的创始人季维国去美国向他们取经。精卫安排行程,全程陪同。会议室里,季卫国问:“SaaS是大客户还是小客户?”对方不解:“可以做小客户吗?”这是他们寻根的开始,此后每年都要把投资的企业带到美国来交流,成为一种传统。
美国的经历完全贯彻了他的思路,给他带来了眼前的丰收和日后的萧条。2017年,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很棒,“比黄金好一点”,因为他投了Workday、Salesforce等中国公司,都是美国的掌门人。他以为自己挺过来了,但随即遭遇了投资生涯的第二次低迷。
这一年,他错过了几个后来的独角兽(一个做数据分析,一个做电商)。“当时的理由很讽刺,就是美国没有,特别是教条主义。”中国的to B经历了从抄袭中国到在中国独树一帜的创新过程,这符合to C的发展规律,而且基于中国to C移动互联网的超级爆发,很多中国生态(比如电商)比美国更繁荣。市场开始分化。分水岭是2017-2018年,他发现早期的投资策略失败了。
2018-2019年开始投资大量美国没有的公司(如PingCAP、Banniu等。),形势迫使他更新方法论。目前,他投资的贝森和泰美医疗即将IPO。等了10年,36岁的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上市公司。
根据他的投资经验:“你要忍受多少孤独,才能有大作为。”
创新医学:医生的赌博
余志蕴,他的一个合伙人,曾经后悔他学习的时间太长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投资界少有的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但现在,在医学轨道上,医生是标配。他拥有经纬教育最豪华的团队。
医感来自两个大卫。张颖是生物科学专业的学生,曾经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做技术员。他一直想回到实验室提取DNA,重温旧日时光。徐传胜重视生命健康的科技发展。
经纬一开始只投资医疗器械,14年开始投资互联网医疗,18年大举进军创新药。这是一场真正的赌博。打赌的人几乎都是博士生。余志蕴从本科到博士后的路线是:北大、哥大、耶鲁。博士投资人,这种现象在受“危难时刻造英雄”文化影响的VC行业并不多见。余志蕴说,他的团队是根据一家创新药物公司配置的。
经纬表示,他们会持续关注投后的做法。但是,当服务对象不再是年轻人,而是一群平均年龄在35+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时,创业者最需要的帮助也发生了变化。(注1)
中国风险投资的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技术难度更大,速度更慢,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功、金钱、名利在全社会的噪音。
田璇说,中国VC的一个显著特点是LP持续时间短。一般来说,美国一期基金的退出期限是10+2年,中国一期基金从3+2年扩大到5+2年。整个社会需要更多的耐心——耐心的资本,耐心的LP,耐心的持续时间,在风险投资从投资模式创新转向高精尖技术之后。他鼓励更多财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等)。)进场,并鼓励多头资金进场。同时在社会文化上,对失败有更高的容忍度,这是滋养创新的必由之路。
一家机构收藏了中国风险投资的简史,其中包括不同年代投资者的轮廓。
第一个投资人徐传胜,从24岁的青年到现在的51岁——他已经扎根、定居、立业,生下了法华。中国的VC也有很多徐传胜、张颖,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也有许多中生代投资者,如汪华东、熊飞、余志蕴等。他们从36岁到40岁出头,想在时代的大浪中做出更大的潮头。当然还有无数的新生代。但无论是哪一类人,他们的个人命运都与中国的国家命运密不可分。
中国有近2.46万只私募股权基金。然而,它们只是改变潮流方向的一小股力量。
正如徐传胜所说,“我们未来10年、20年的命运在中国,其他的我们都不担心。如果你想透彻了:你应该知道怎么放下。我们的重点是聚焦中国,尽最大努力投资各种本土核心技术最伟大的创始人。如果能间接帮助行业的崛起,那也行。可能就这样吧。”
今天,对于奋斗在新时代转折点上的年轻人来说,先行者们每走一步都在承受着痛苦,或许能给当下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