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畅销书作家(影响了贾樟柯、侯孝贤的中国作家，大概找不出第二个了)

每日经济新闻

2022-04-20 12:52:13

文学与电影的关系向来密切。

文学作品常常是电影改编的一大来源，比如大家都熟悉的莫言“红高粱家族”与张艺谋电影《红高粱》之间的佳话；反过来，电影也常常能帮助某一部文学作品广为流传。

不过，仅就文学对电影的影响而言，除了为电影提供蓝本或灵感，文学还能以哪些形式对电影产生影响呢？

下面我们请出大家熟知的两位大导演——贾樟柯与侯孝贤。似巧合又似命中注定，他们的电影生涯都受到同一个中国作家的影响，那就是沈从文。

我们生命中某一刻的情绪记录

自称是“文学青年”的贾樟柯，清楚地记得多年前沈从文的一篇小说带给他的震动：

我从小就迷恋汽车站，那里接连着一条从太原到军渡的交通运输线，是那个年代唯一一条通往黄河的公路，非常繁忙。汾阳汽车的客运又是非常密集，我站在城墙上，或者说走在我们县城的路上，会经常听到高音喇叭广播的声音：开往吴城、大武、军渡、临县方向的几号班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我特别迷恋这个声音，因为里面播报的这些地名，对我来说意味着远方。

这个声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一直想描述那种声音，但就是描述不出来。直到上大学时有一天读到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连长》。

在《连长》这篇小说里面，沈从文对军号声有诗情画意的描述，贾樟柯觉得这正是他当时听长途汽车站报站名声音的感觉。他意识到，文学会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情与心事都记录下来，它会让我们经历的情感历程留下痕迹，甚至会让这样一个情感历程清晰化。在好的文学作品里面，我们能生命中某一时刻自己的情感和情绪。

电影《小武》剧照

贾导的这种感悟，与张新颖在《沈从文九讲》中提到的观点不谋而合。

张新颖认为，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与一九五〇年代盛行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后者为“事功”的文学，而沈的文学是“有情”的文学。

不仅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张新颖教授认为：“他的文物研究关注的是那些普通的东西，他从这些普通的东西上能够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体会到普通人的情感。他对这个是一往情深的。他看到银锁银鱼，会想象到小银匠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能发现作手艺人的情绪和手艺之间的紧贴或者游离。”

沈从文用心于工艺美术，用心于物质文化史，也是因为对普通人的哀乐和智慧“有情”的强烈感知。

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

畅销书作家

不惟贾樟柯，侯孝贤更是从沈从文那里获得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

在拍摄《风柜来的人》期间，作家朱天文交给侯孝贤一本书：《从文自传》。送书的朱天文不会想到，这本书会对侯孝贤产生深远的影响。

侯孝贤说，看了（沈从文自传）后，顿觉视野开阔，感觉到作者的观点，不是批判，不是悲伤，而是种更深沉的悲伤。沈从文看人看事不会专在某一个角度去挖、去批判，那些人的生生死死在他的文字里是很正常的事，都是阳光底下的事。

“生生死死在他的文字里是很正常的事，都是阳光底下的事”，就是张新颖在《沈从文九讲》里提到的，边城 “里的人、人类历史乃至一草一木，正是‘天地运行’的产物，一面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时位已过，执之则失；但另一面则是‘生生不息’，天地化生的力量永无尽已。‘天地不仁’，从人的角度去感受，便会出现深沉的悲哀——这就是《边城》的那个故事，但即使这个故事里面，也有生生不息的东西——而‘天地不仁’与‘生生不息’，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天地运行’的两面”。

电影《风柜来的人》剧照

沈从文这种远距的、超然的视角，被侯孝贤变成了电影中的长镜头、大全景、远景镜头。比如《风柜里来的人》，人物被镜头全部框进去了，与他们周围的环境相比显得很小，小到观众不得不猜测他们的面部表情。这样，一种时光与人事都自然流转的电影美学便留了下来。

沈从文有一种整体性的动人力量

沈从文对“翠翠”“三三”等人的描写，对边城风物的描绘，表面上是一种文学风格，其背后是他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

张新颖认为，人，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其实是非常小的：“人在这个世界里，就是一个点，就是中国传统山水画里的那个人啊，而且这个人，特别小。”世界对人而言不是外在的东西，眼前的景物也不是人的“背景”，而与人是一体、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