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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说：“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导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初唐的《两朝实录》被李世民篡改过，《两唐书》以《两朝实录》为蓝本，以讹传讹。李渊和李建成真实形象根本不是《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描绘的那样。
有部分人认为《大唐创业起居注》在玄武门之变前已流传于世间，没有被李世民篡改。《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记载的“英明神武、指挥若定”才是李渊的真实形象；《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详细记载着李建成被抹杀的战功。
但《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真的比《两唐书》更真实的吗？
首先《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温大雅奉李渊的敕令写的，成书于武德期间。
这种情况下温大雅必然要美化李渊、吹捧李渊，毕竟写完了要给李渊看。
而《两唐书》则是后晋和宋朝官修的，没有什么顾忌。
所谓李建成被抹杀的军功，其实只是比《两唐书》写的详细，《两唐书》并没有少记载李建成的任何军功，只是写的比较简略。
同时《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灵异”事件过多:
（1）晋阳宫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属天，若大烧火。飞焰炎赫，正当城西龙山上，直指西南，极望竟天。
（2）俄而山上当童子寺左右，有紫气如虹，横绝火中，上冲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火。
（3）有紫云见于天，当帝所坐处，移时不去。既而欲散，变为五色，皆若龙兽之象。
（4）忽然觉水暴长数尺，逆流而上。
一会儿紫气如虹冲北斗；一会儿紫云飘在李渊头上，还会变成五色呢；一会儿江水暴长数尺，逆流而上。
这些充满“灵异”的内容，在我们今天看来绝对是假的，足以证明温大雅确实故意美化了李渊的形象。
有人说这些内容是因为当时天下还是群雄割据的乱世，为了李渊称帝的合理性，才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思想，加入了这种“灵异”的内容。
关于“灵异”的内容就不讨论了，但《大唐创业起居注》和《两唐书》的矛盾之处，究竟谁对谁错？抛开“灵异”内容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真实可靠吗？
一直以来争论不断，直到他的墓碑出土才揭晓了答案。
这个他是谁呢？
唐俭，字茂约，唐朝大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两唐书均有传。
1978年3月于醴泉县北屯乡西页沟村东南约400米处唐俭墓的出土，其中的墓志铭和碑文为我们研究唐史提供了重要的佐证，也给《大唐创业起居注》的真实性，带来了一个答案。
唐俭墓志
唐俭墓志
下面我带着大家分析一下:
（一）晋阳起兵
据唐俭墓志记载：
于时太武皇帝（李渊）发号晋阳，公之戾止，若合符契。以石投水，百中之策无遗；言听计从，千里之胜斯决。
据此看，李渊晋阳起兵之时，曾听取唐俭的意见，并对唐俭的建议“言听计从”。
有人可能提出问题，说按照史书记载，李渊最开始不同意起兵，经李世民等人反复劝说，甚至使用了晋阳宫人侍寝的手段，最后才促使李渊下决心起兵（具体可见《资治通鉴》的记载）。而根据唐俭墓志的记载，李渊根本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决定起兵了。由此可见，史书很可能被李世民篡改过，专美李世民，矮化了李渊。
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呢？实际上不成立。中国古代史书多为纪传体，习惯于以人物为中心展开记述，墓志的体例与此类似，实际上就是墓主人的传记。在这种体例下，叙述必然围绕人物进行，与人物相关的、能体现人物功劳或过错的，重点写，其他的，或者不写，或者一笔带过。
因此，唐俭墓志没写李渊在起兵过程中犹豫反复，不代表李渊没有犹豫反复的过程，只能说明这一过程与唐俭关系不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唐俭向李渊进言的时间偏晚。唐俭墓志说“于时太武皇帝发号晋阳”，这其实说明唐俭向李渊进言之时，李渊已经决定要起兵了。“发号”，发出号令之意。更具体的时间出现在唐俭碑文，据唐俭碑文记载：
□□□隐太子至晋阳，高祖初申通家之交好，次论天下之横流。公奏前载之废兴，及列代之成败，笑夷吾之九合，□孔明之三分。既□□于□□，遂□谋于□□。□□□之□□□，似汉高之遇子房。
可见，唐俭向李渊进言，大致发生在隐太子李建成回到晋阳之时。查《资治通鉴》可知，李建成返回晋阳的时间是义宁元年（617）六月，而此后不久的六月十四日李渊就正式建立大将军府，七月初五就正式从晋阳誓师出征了。即唐俭向李渊进言的时候，李渊早就决定起兵了，前期准备工作也已经开始了。李渊已经不犹豫反复了，唐俭墓志也就自然不会记录。
其实，查两唐书唐俭传可知，唐俭本传也没有记载李渊的犹豫反复，以《旧唐书》(《新唐书》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删文增事，一般引用都引用《旧唐书》代表《两唐书》)为例：
乃召入，密访时事。俭曰：“明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在图牒，天下属望，非在今朝。若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东收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愿弘达节，以顺群望，则汤、武之业不远。”高祖曰：“汤、武之事，非所庶几。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及开大将军府，授俭记室参军。
请注意，唐俭进言时，李渊已经明确说“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即于私而言，李渊要保存自己，于公而言，李渊要拯救苍生，这说明李渊已经决定要起兵了，李渊仍然遮遮掩掩的，只是起兵的目的或者说名义，是遵隋保民，还是实现汤、武之业（改朝换代当皇帝）。
可见，《两唐书》唐俭传的记载，与唐俭的墓志碑文基本相合，只能说互有补充，谈不上有多大的冲突和矛盾。
（二）霍邑哭谏
晋阳起兵之后，李渊挥师南下，第一个大的战役就是霍邑之战。当时天降大雨，李渊军与隋军长期对峙，李渊军中缺粮，有人建议撤军回晋阳，李渊刚开始已经同意了，部队也已经往回开拔。此时，李世民多次进谏劝阻，最后一次，“会日暮，渊已寝；世民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资治通鉴》）。最终劝动了李渊，李渊下令将部队追回。是为“哭谏追师”。
“哭谏追师”的最大的功劳是谁的呢？说法不一，而且已经成为各方粉丝们争论的一大焦点。两唐书太宗本纪将其归入太宗李世民的功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是李渊征求李建成和李世民意见后直接决定的，功劳主要归入李渊，李建成和李世民也各有一份。
现在，根据唐俭墓志：
人无鬭志（斗志），议欲退还。公顿首马前，述寒胶之可折；请遵龙战，克倒戈之有期。前箸指陈，沃心方纳。于是霄炊褥食，待旦先登。……首建长筭（长算），公之力焉。
看这意思，这霍邑哭谏的头功，应该算是唐俭的。
乍一看，各种史料互相冲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不成李世民又篡改历史了？
唐俭墓志虽然称赞唐俭“首建长筭（长算），公之力焉”，但是，在唐俭碑文中，却有不太一样的记载：
行至吕州（下辖霍邑），秋潦遂降。粮□断绝，泥淖□深。（缺十一字）战旋师，方谋后举。太宗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傥使官渡息兵，破袁之军未卜；洪沟若割，灭项之日未期。既镜良规于前，（阙十一字）”高祖□□圣虑□□，遂使公（阙七字）士□□于□□□老生如□掌下□□□□□。
按照唐俭碑文的说法，霍邑哭谏的主角又变成了李世民，这怎么墓志和碑文还互相打架呢？
其实这就涉及史料的互补和兼容的问题。查两唐书唐俭传，唐俭“与太宗周密”，即唐俭与李世民关系比较密切，再考虑到后来渡过黄河后，唐俭明确隶属于李世民，“太宗为渭北道行军元帅，以俭为司马”。则在霍邑哭谏的时候，唐俭是否有可能也在李世民麾下效力呢？如此说成立，则墓志和碑文的冲突就说的通了。因为唐俭是李世民的部下，按照汇报程序，唐俭的建议需要首先向李世民提供，李世民认可后，才将该建议上报李渊。当然，如有必要，李世民在汇报时可以带着唐俭一并汇报。
因此，这一建议既可以说是唐俭的，也可以说是李世民的，当需要突出强调唐俭功劳时，自然可以说这是唐俭的建议，当需要突出强调李世民功劳时，说这是李世民的建议也毫无问题。
不过，唐俭的墓志和碑文，倒是佐证了一点，那就是，霍邑哭谏，很可能是李世民这边发起的，当然，按照《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李建成也赞成。至于李渊是如《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说，毫不犹豫的同意了该意见，还是如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所说，存在一个追师的过程呢？查《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在接受意见时说了一句，“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即那些建议撤军的懦弱的人，险些误了大事。
试想，如果李渊毫不犹豫的支持李世民和李建成的意见，坚决反对撤军，那撤军意见对于李渊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来说就毫无影响，何来“几败乃公事”之说？李渊如此说，只能证明，李渊一度受到了撤军意见的影响，甚至做了撤军的部署，从这一点来看，追师还是可信的。
（三）克平长安
据《旧唐书》唐俭传记载，唐俭在接下来的攻克长安的过程中，也建立了功勋，“平京城，加光禄大夫、相国府记室，封晋昌郡公”。对此，唐俭墓志也有对应的记载：
咸资智囊之略，叶赞神武之功。引兵廿万，克平天邑。以功进位光禄大夫，封新城县公，寻改爲晋昌郡公，食邑二千户。
而唐俭碑文则有更富渲染力的描述：
平城之勋，公居其最，进右光禄大夫，封新城县公，寻改为晋昌郡公，食邑二千户。
“平城之勋，公居其最”，这么说，唐俭在攻克长安的过程中功劳最大。与上面晋阳起兵和霍邑哭谏两条被人反复引用不同，这一条记录留意的人不多，原因很简单，当时唐俭是李世民的部下，唐俭“平城之勋，公居其最”，那么李世民在攻克长安的过程中，不也就相应的有比较大的功劳了嘛。这一条是给李世民加分的，所以不入某些人的法眼。
客观来说，我也不认为唐俭在攻克长安时的功劳就一定是最大的，这种比较往往因为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而缺乏可比性。比如说，据《窦轨墓志》（《唐文拾遗》卷十四）记载，窦轨在攻克长安时作为李建成的部下有先登之功，“以公为东面大将（当时负责京城东面、南面的是李建成）……平城之日，功实先登，进授光禄大夫，即上柱国也”，另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军头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则雷永吉很可能是窦轨的部下。那么，窦轨的先登之功与唐俭的功劳相比，谁的更大呢？没法客观的对比。
我们只能说，唐俭和窦轨等人，在攻克长安时都各自建立了功勋，相应的，作为他们上级的李世民和李建成也都各有功劳，仅此而已。
（四）蒲州告变
武德三年（620）正月，唐俭又经历了独孤怀恩谋反事件。当时，工部尚书独孤怀恩计划利用李渊和李世民在蒲州会面的机会发动兵变，抓住二人。该计划内容被唐俭得知，“（唐俭）乃密令亲信刘世让以怀恩之谋奏闻”（《旧唐书》唐俭传）。
关于此事，唐俭的墓志和碑文也均有记载，但是，其墓志的文字表述值得关注：
于是独孤怀恩谋以众叛，阴遣间使连结武周，仍伺太宗入城，执以降贼。公于寇狱上书告变，逆谋垂发，元凶伏诛。
请注意，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的都是，独孤怀恩要利用高祖李渊入城的机会抓住李渊，发动兵变。可唐俭墓志记载的却是利用李世民入城的机会。那么，按照某些人奉唐俭墓志为皋臬的思路，这是否可以说明，史书记载有误，独孤怀恩首先要抓捕的对象不是李渊，而是李世民呢？是否可以证明，当时李世民的分量比李渊还要重呢？
我认为不是。当时，李渊和李世民本就计划在蒲州会面，“上幸蒲州，斩行本。秦王世民轻骑谒上於蒲州”（《资治通鉴》）。因此，独孤怀恩要抓的是李渊和李世民两个人。说独孤怀恩要抓捕李渊，是对的，说独孤怀恩要抓捕李世民，同样是对的，具体要看你想突出强调的是什么。
以上是我对唐俭墓志和碑文的简单分析，从整体上看，唐俭墓志和碑文与《两唐书》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证明了《大唐创业起居注》的真实性是不如《两唐书》的，也间接佐证了李世民并没有改史。
我已将唐俭墓志和碑文的全文，单独发布出来，有兴趣的可以自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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