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能激起人的好奇心，有时这种行为能让我们觉得新奇，有时也会让我们感觉厌恶和痛恨，这两种情绪会同时出现。当我们看到罪大恶极的杀人事件时，会很厌恶他们的行为，有仇视心理；而当我们看到小偷犯罪鬼鬼祟祟，行为怪异最终失败时，会为他滑稽、拙劣的表现感觉好笑。
不得不承认，犯罪的行为会伴随被害的事实，有诸多的危害。
此外，犯罪还会引起人们的恐惧。比如绑架，如果你作为家长，得知自己的孩子被绑架时，你一定会感觉不安、恐慌和焦虑，甚至已开始思维混乱，除了求助警察，没有其它办法，那种无助痛苦的表现，会让人的心理感觉崩溃。
心理学是研究行为和内在心理过程的科学，犯罪心理学，则是研究一个人实施犯罪的内在心理过程和行为的科学。在犯罪心理学中，社会与人格对犯罪行为的影响都要被考虑，同时还得考虑伴随行为的心理活动过程，人格涉及人类的生理、心理特质和认知特点。
如今犯罪心理学家，对于犯罪行为的研究重点，从原来的人格研究，已经拓展到了三个方面：一是认知方法论，犯罪是如何产生和导致的；二是生理和神经因素，是否存在精神障碍等疾病，脑部受损等现象而导致犯罪的过程；三是个体发展论，人的一生之中遭遇了哪些风险变化和因素，从而促使个体出现反社会和犯罪行为。
一、对于犯罪心理学，我们好奇它的地方在哪里？
相信每个人喜欢犯罪心理学，了解犯罪心理，是从一系列稀奇古怪、光怪陆离的案件中来的。人性心理之恶，是每个人想要去分析和了解它的原因。
比如，日本绫濑水泥杀人案，古田顺子的案子。
这个案子，也许很多人已经听过了，但还有很多人还不知道。1988年11月至1989年1月，在日本东京发生了一起绑票、禁锢、强暴、谋杀和尸体遗弃的严重罪案，也称绫濑水泥杀人案件。
这个案件，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为此日本而特别修改了《少年法》。由于具体情节和实施过程过于残忍，颠覆了众多人的认知，该事件是日本少年犯罪史最恶事件之一，称之为“日本犯罪史上罕见重大凶恶犯罪”。
而在中国，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陕西神木的囚禁事件。15岁少女张露被6名同龄人强迫卖淫，因为不配合，张露被6名嫌犯殴打致死。
犯罪嫌疑人将张露灌醉后衣服脱光，用皮带、拳脚打张露，还有人站在她的胸口上踩了几下。对被害人进行长达数小时的殴打后，几个人去了另一间卧室，打牌、睡觉。第二天，发现张露死亡后，他们把尸体肢解掩埋。11月19日，警方侦破该案件，六名嫌疑人全部抓获到案，均属未成年人年龄在14-17岁间。
当我在工作中经常能看到相关的影像和图片资料时，有好几天都吃不下饭，我想象过人性的恐怖和残忍，但是在事实面前，终究难以忍受。
人类的罪恶，究竟能达到什么地步？不寒而栗。
如果你真正踏入犯罪心理学的领域，去进行研究，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学科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有趣、好玩，甚至你会感觉痛苦，也会对人类产生怀疑和迷茫，为什么人会这么坏，难道这就是人的本性？
二、犯罪行为溯源
在犯罪心理学上，有个专业的术语，叫做“犯罪行为溯源”。每当我们分析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的时候，往往会对他犯罪行为的溯源展开分析。从犯罪心理行为的本质来说，主要分为三类：发展风险因素、生物因素和学习和情境因素。
成年人的反社会行为，包括犯罪行为，通常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童年，如果我们从实例考察犯罪者的童年，都可以发现和预示着成年行为的征兆。比如一个人有品行障碍，小时候爱打架、偷窃，父母管教不严，长大以后，这个人就会有盗窃、诈骗行为的产生。
每个人都走着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通常在早年可以看出端倪。发展的视角认为，人的一生是一条伴随着各种风险的因素，有些风险因素可以被视为犯罪行为的背景因素。比如学业失败、家暴、童年创伤，一个人接触的风险因素越多，在其人生中出现的反社会行为的概率就越大。
识别这些因素，以及如何它们如何影响人的发展路径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尽早地发现有助于提高预防和减少犯罪行为。
但是，我们也必须小心，不能暗示和确定每个人的犯罪行为都有童年的起源。必须强调，任何单一的风险因素，都不可能导致其自身反社会的、攻击性以及犯罪的过程。如果存在“一个人犯罪，必然有着悲惨的过去，他才会这样”，那么这样的说法也不太合理。
生物因素也同样重要。
近年来，随着新型毒品的泛滥，物质滥用现象在年轻人身上较为普遍，产生的犯罪行为也较为频繁，许多吸毒的人群，会产生各种精神行为异常，由于大脑损伤，造成的犯罪行为比例也呈上升趋势。
通过了解，你会发现部分人群并没有过往的创伤和悲惨过去，相反童年以及青少年早期过得还十分幸福，单独的生物因素，也会导致犯罪行为的产生。
犯罪行为，它一定是可能来自遗传、神经生理和环境的互动，缺一不可，有可能单独影响，也有可能多种因素交互而成，毒素、激素、大脑损伤等会影响人的行为，是得到目前科学家普遍确认的理论。
三、犯罪与心理异常
曾经美国有一部电影，叫《美国狙击手》，2014年曾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影片，讲述的是一名4次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士兵克里斯·凯尔的故事。
凯尔曾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名的狙击手，2013年退役后，他和他的朋友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射击场被枪杀，犯罪嫌疑人埃迪是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他向法庭申请案发时因为精神错乱而被判无罪，辩解自己有精神病，杀人是不犯法的，不过最终法院还是驳回了他的请求，判处他终身监禁且不被假释。
关于精神错乱，精神障碍犯罪者，不被判刑等广泛宣传，许多人不仅存在错误认知，而且还把它当做救命稻草，甚至污名化，一旦出了事情，就会被减刑甚至免刑。
事实上，精神错乱是司法的术语，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上则不是这个称呼，很多人认为精神错乱是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这个称谓是错误的，真正的精神错乱，是指一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心理状态。
在恶性案件中，因为精神错乱而辩护成功的情况很少，即使被告确实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而且这种疾病使他在犯罪行为发生时不能理性思考。比如反社会人格障碍，很多人会辩解自己有反社会人格，因为这个病，我才去犯罪的，这不怪我，不能赖在我头上。
另外，像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也是一些人容易被拿来辩护的理由，说自己出现了“闪回”，有分离性状态，感觉与客观现实失去了连接。病发时，往往会忘记自己是谁，还有身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等回过头来发现自己手上拿着工具，才知道杀了人。
这里面是否存在诈病的过程，不得而知，以这种边缘的状态来减轻刑事责任能力，对自我的判决有利，是许多犯罪嫌疑人常用的手段。
心理异常的群体和普通人群相比，并不一定会出现更多的犯罪行为，哪怕是暴力犯罪。如何对心理异常群体进行有限评估，确定个体实施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将会是以后犯罪心理上的一个主要议题，弄清楚是否有危险性会考虑诸多条件。
四、犯罪心理学“综合征”现象
在犯罪心理学上，会有许多“综合征”，比如“看护者孟乔森综合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伦敦综合征”“受虐妇女综合征”，这也是许多人对犯罪心理学感兴趣的地方。
严格意义来说，这些综合征只是一种犯罪心理现象，普遍的犯罪行为特征的汇总，而非定义，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心理和状态在里面。
例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心理症状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人质情结，是指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性、甚至协助加害人。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而这个名词来源于斯德哥尔摩的一次抢劫事件。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
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
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
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
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专家深入研究发现，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
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而据心理学者的研究，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五、总结
正如开头所说，犯罪能让人好奇，但是也会让人痛恨、厌恶和恐惧。从性质来说，犯罪行为所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研究犯罪心理，目的也是为了更好了解其行为产生的实质。了解犯罪，减少犯罪，这也正是犯罪心理学所诞生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