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2期
感谢高建国老师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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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横山县新发现《故野利氏夫人墓志铭》是一方珍贵的党项族女性墓志。志文反映野利氏部族自唐代中期内迁绥、银等州，历200余年至宋初，仍在今横山党岔附近聚居生存。野利夫人丈夫拓跋某，官职为定难军节度押衙、充银州都知兵马使，表明他与夏州李氏存在血缘关系；但他仍然保留了拓跋姓氏，七子字辈与五代以来历任定难军节度使并不一致，显示他应是李氏疏族。结合陕北已出土党项族墓志可知，野利氏与拓跋氏、破丑氏等党项豪族存在密切婚姻关系，可印证党项族内盛行姑表婚文化。此外，志文撰文者与名相王旦的关系、志文的书写体例与野利夫人去世原因，也应予以关注。总之，新发现《故野利氏夫人墓志铭》为研究党项族在陕北的历史活动又提供了一方重要墓志史料。
关键词：横山，党项，野利氏、王旦
作者简介
高建国，男，1985年生，陕西府谷人，法学博士，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2014年7月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同年进入延安大学历史系任教。
2006年，横山县修路时在党岔镇泗源沟村神树梁意外掘得宋代墓志石一方，志石先为当地农民收藏，现存横山区文管办。志石高77.5厘米，宽73.5厘米，厚12厘米，无盖。志文竖行楷书，字体不甚规整，共28行，满格34字，全文806字，右侧首题《故野利氏夫人墓志铭并序》。野利氏，“盖羌族之号也”，又作“野力、拽利、迤逦、易里、昌里、夜利、叶勒”等名，在汉文和西夏文史料中均有发现。[1]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第五位皇后即为野利氏，野利仁荣、野利旺荣兄弟皆为元昊股肱之臣。目前，还未发现完整的野利氏家族成员墓志。[2]志文所载野利氏夫人生平信息甚少，但涉及野利氏、拓跋氏、破丑氏均为党项著名宗姓，与党项族在陕北地区的活动关系密切，故对志文作一考述。
一 墓志录文
为论述方便，先将志文移录如下：
故野利氏夫人墓志铭并序 营田判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王旦撰/
夫人贤匹可以理肃扵六姻，而德妻可以夑和扵九族。始迄礼范、今古揆寻、贞恭奉/上、叶□训下、调亲贤德者，即故野利氏夫人也。
夫人容止雅澹，仪趣敦贞，咸议淑丽，皆播/馨香。父高退不仕，德称郡城，茷节超俗；孤松秀志，细柳风姿。乃幼自曾，四方仰吹扵俊彦；/及孙仍子，五郡咸□扵嘉睃。一门所庆，合族贞纯。
夫人即野利氏之长女也，以夫人纯敏/异时，特妻扵定难军节度押衙、充银州都知兵马使、兼三族蕃落使、防河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御使史大夫、上柱国拓拔氏良眷也。公高弼合座，伟冾军/州，赏畏俱行，刚柔并立，器能留用而用，彰瞩未刑而刑，喦松迥标，秘鹗遐举，拔智刁/扵群雄之上，张心镜扵众望之中，实可裨郡府之嘉样，寔可伉俪之绸美也。/奚期不华，早备礼终。
夫人露玛瑙英春融雪彩，淑德咸备扵雍容，韶姿俱尽扵婉娧。尹/文显贵，马后可并扵奇祯；敏俊称贤，谢女寔连扵解对。以门袭表瑞，族继传芳，虽处□宁，/措然不侈，从德俭约，莫洎折人。尔□方臻多祐，忽染瘟瘥；仙萼易凋，苑凤暂止，以大宋太平/兴国己卯年仲冬月十有九日，终扵蕙室。
夫人春秋七十八，男七人，长曰宝璘，受节度押/衙兼防河使；次曰宝琪，充右都押衙兼衙内都知兵马使、三族蕃落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云羽尉；次宝琼，防御押衙、充防河使，皆天镕雅器，神建英能，钧索聪荣，/合宗继秀，情由廓落，悃意廉清，贱玉帛而贵诗章，输忠信而弼/洪心，爱即亲奉上，孰可比乎！次宝银、次宝瑭、次宝瓓、次宝琏，虽退匪仕，惣甚孝/贞。女三人，长妻破丑鬽罗，充本族指挥使；次娉破丑方受，次适野利乞已，皆仙花/擢秀，娥魂腾光，雅标淑氏之诗，□得夫人之道；咸谐伉俪，述契良姻，昭/显贤和，彰明令训焉！
嗣子宝琪等居丧之合礼，得孝子之道哉。以大/宋太平兴国庚辰季春月十有八日，葬扵神树泉大茔，礼也。呜呼/哀哉！玄帐幽壤，千古为依倚之宫；碧桂参天，遐志英妹之垅。旦谬/叨□，顾念造次，禀□依魂非梦，凤之粗述，英人之止，谨为铭曰；
女众流辉，娥华耀艳；禀气孤芳，鬓光物鉴。合淑威规，/孰匪健羡；显妇道才，播德猷媛。享祐方隆，膏肓荧焉；/倏超逝渡，遄然若电。呜呼！玉碎寒溪，金沉丽浦。/魂肃肃兮返蓬岫，灵悠悠兮归湘楚。茔园杳杳兮设白书，/佳城郁郁兮镇先所。存亲呼兮良时爱，奄千古兮祠肴脯。
二 银州野利氏与党项族内迁
志主野利氏夫人以宋太宗太平兴国己卯（979）年冬月十九日“终扵蕙室”，春秋七十八岁，故其生年应在唐末天复二年（902）。野利氏夫人一生，正处在唐末五代、以及入宋前二十年，去世后葬于神树泉大茔,即今神树梁。神树梁西几百米即为古银州城遗址，再次映证其为唐宋银州治所，也表明这一地区自唐代以来即是内迁野利氏、拓跋氏等族聚居地。[3]
党项族是羌人的一支，原居于青海东南部、四川西北部一带。自唐代以来，因吐蕃王朝的强大和外扩，党项族经两次内迁，最终散居于黄土高原腹地，即今陕甘高原一带。党项人内迁之前，以宗姓为部落散居于“东至松州，西接叶护”的山谷间，其中的八大姓即“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最为知名，而尤以拓跋氏“最为强族”。[4]《新五代史》将八大姓记为五大姓，“细封氏、费听氏、折氏氏、野利氏，拓跋氏为最强”。[5]有学者认为新、旧《唐书》之“野辞氏”即为后世之野利氏。[6]
党项野利氏随众内迁的大致路线为初徙庆州（今甘肃庆阳），再迁银州。[7]唐朝在庆州怀安界寄治的芳池州都督府和宜定州都督府辖下，有“野利氏种落”和“野利州”。[8]庆州党项后形成“野利氏族五”，与吐蕃等族联合扰边“凡十年”。可见此时野利氏族虽有所发展，但仍需借助吐蕃势力。金石资料表明，庆州野利氏族还借助了藩镇势力向上攀升。据甘肃庆阳发现的《野利延玉碑》载，唐德宗贞元元年（785）以来，野利胡阿、野利延玉父子即在庆州活动，野利胡阿时任庆州辖下羁縻州静州防河大使，至五代天成元年（926），野利延玉已官至静难军节度使幕府下的都押衙，充庆州路都指挥使。[9]
野利氏族在庆州发展时，党项各部一度还曾形成六府部落，“曰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窣等”。[10]六府部党项居地不详，但所列的六族有三族为野利氏，可见野利氏已发展成为党项族内一支势力可观的宗族。
唐朝安史之乱后不久，就发生了仆固怀恩之乱，名将郭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协中”为由，于永泰元年（765）提议唐朝“徙静边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这次是由唐朝主动将党项各部再次内迁至无定河边。[11]又《太白阴经》载：“鲁丽塞下置六胡州、党项十四州，拓跋、舍利、仆固、野利、桑干、节子等部落牧其原野”。[12]鲁丽塞属夏州辖下，表明在银夏之间确实有野利氏部族定居。野利氏夫人生活的年代据前次迁徙近200年，但其墓志出土地正位于唐银州城附近，说明此时银州一带仍有野利氏部族活动，其地望符合史籍“银州之北、夏州之东”的记载。
迟至晚唐以来，党项部已经形成几支以地域认同为基础的强大部落，如平夏部与南山部。“从银、夏洎青、白两池，地惟砂碛，俗谓平夏，拓拔，盖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13]平夏部的核心是拓跋氏，南山部的核心即为野利氏，而其迁至鄜延以北的时间，应在郭子仪提议的永泰元年（765）后，“于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跋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部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14]至此后，以绥州为核心，夏州之东、延州之北直至银州以北的广阔区域内，就成为野利氏等党项部族的定居区域。
野利氏夫人墓志石立石时间是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此时距野利氏等党项族迁居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已经二百余年。无定河畔宜农宜牧，党项族自内迁以来，人口繁衍，部族兴盛。史称元和十五年（821），因“部落繁富，时远近商贾，齎缯货入贸羊马”，唐朝特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可见党项族在陕北安居兴盛之情。[15]史载，两宋之际、世居青涧城的苏尾九族巡检李显忠，曾祖母姓野氏，应是野利氏的简化。[16]
三 拓跋某与定难军节度使李氏之关系
野利氏为党项大姓，但志文所载野利氏夫人家世并不显赫，其“父高退不仕”，但却在当地甚有名气，“德称郡城，茷节超俗；孤松秀志，细柳风姿。乃幼自曾，四方仰吹扵俊彦；及孙仍子，五郡咸□扵嘉睃。一门所庆，合族贞纯。”志文这一段溢美之词，当因野利氏与拓跋氏二者结成婚姻关系有关。
据志文，野利氏夫人的丈夫为名为拓跋某。[17]拓跋氏为党项豪族，自党项内迁之前已为八大姓氏之一，且最为强盛。党项族内附和内迁，也以拓跋氏为主体，如唐贞观时期先后归附的拓跋赤辞、拓跋吴伽，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内附的拓跋立伽等人。[18]无论传世文献亦或出土材料的记载，拓跋氏出现频率最高。党项人内迁后，逐渐形成了以夏州、绥州、银州、宥州等地为核心的平夏部，其核心宗姓即为拓跋氏。另外，拓跋氏姓还被作为党项大姓收入唐人林宝纂修的《元和姓纂》。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在唐中和二年（882）取得定难军节度使的名号，其子孙世袭为节度使，把控了夏、绥、银、宥四州州政大权，甚至一段时期内其势力渗入了鄜坊丹延四州。因此，拓跋氏子孙多获得了定难军辖下的幕职官。
志文谓野利氏之夫拓跋某官职为“定难军节度押衙、充银州都知兵马使、兼三族蕃落使、防河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拓跋某的官职包括了节度使幕职官与中原王朝授予的检校官、勋官等名号，如“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即是中原王朝授予的勋官，此为虚衔。拓跋某担任的真实职务是节度押衙、充银州都知兵马使、兼三族蕃落使、防河使。唐朝藩镇节度使幕职官由高到低依次为都指挥使，都押衙、押衙，都知兵马使、兵马使，都教练使、教练使，都虞候、虞候，将头、队头等。[19]其中，押衙是仅次于都指挥使、都押衙之后的军职，通常由节度使子侄或异姓心腹之人担任，“内而都虞候、都孔目、都知兵马使等重职，知客、作坊、财富、仓储亲要职任，皆以押衙兼充”。[20]目前所见定难军节度使属下，充当过节度押衙的人员，属于节度使子侄的有李光琇、李光义、李光璘等人，属于异姓的有杨从溥、刘宗周、刘彦、牛渥、郑继隆、张某某等人。[21]以类而言，节度使子侄多以节度押衙充重要军职如指挥使、都军使等，而异姓者多以节度押衙充文职如孔目官、知进奏、书状官等。因此，拓跋某既与定难军节度使姓氏相同，又以押衙充银州都知兵马使等军职，表明其与定难军节度使之间有着一定血缘关系。
五代至宋初，曾任定难军节度使者分别为拓跋思谏（985—908）、李彝昌（908—909）、李仁福（909—933）、李彝超（933—935）、李彝殷（935—967）、李光睿（967—978）。拓跋某到底与哪位节度使血缘关系较近呢？其实，定难军节度使自拓跋思恭获任节度使时被唐朝赐姓为李，此后其子孙均以李为姓。[22]本志文撰写时已至北宋开国近二十年后，志主丈夫依然以拓跋氏为姓，似乎说明他虽与定难军节度使有着一定血缘关系，但这种关系已经较为疏远。正因为这种较为疏远的关系，才使他既拥有了只有同姓才能拥有的押衙充银州都知兵马使的军职，但也并非节度使属下最要紧的都指挥使、都押衙等最重要军职。此外，拓跋某既为银州都知兵马使，其先祖似应与银州刺史有关，当再考。
此外，通过拓跋某与野利氏夫人所生七男的字辈与官职的考察，也可说明其与五代时期定难军节度使的血缘关系并非是亲近。其七男分别是长子宝璘、次子宝琪、三子宝琼、四子宝银、五子宝瑭、六子宝瓓和七子宝琏。依名而言，拓跋某七子取汉名，以“宝”字排行，这与五代以来的历任定难军节度使字辈并不一致。自908年以来至太平兴国五年（980），定难军节度使的字辈分别是“仁”“彝”“光”（由“克”字改）“继”。再者，其三子官职，也仅为“节度押衙兼防河使”“充右都押衙兼衙内都知兵马使、三族蕃落使”“防御押衙、充防河使”，应是据其父与定难军节度使的血缘关系继承而得。
此外，还需关注的是拓跋某的兼职为“三族蕃落使、防河使”。蕃落使也是节度使属官职名，三族为哪三族？史无明载，依志文所记野利氏的婚姻关系而言，拓跋氏、野利氏与破丑氏正好三族，或者即指此三族。至于所谓的“防河使”，究竟是三族近处的无定河，还是较远的黄河，史无明载，不得而知。推测可能与拓跋守寂叔父拓跋兴宗以“朔方郡节度副使”兼任的“防河使”有关。
四 野利氏与破丑氏之婚姻关系
党项风俗同姓不婚，故不同宗姓部落间保持着密切而频繁的婚姻关系。志文载，野利氏先嫁拓跋氏，生三女，长女妻破丑鬽罗、次女娉破丑方受，三女适野利乞已——这应是党项族盛行的姑表婚。下面就破丑氏和党项人的姑表婚作一考察。
破丑氏是党项族早期有名的宗姓之一，早在唐初即有记载。“其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雪山之下。贞观初，亦常朝贡。”[23]但随着吐蕃王朝的强盛，党项诸族成为其臣属对象，“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及白狗、舂桑、白兰等诸羌，自龙朔以后，并为吐蕃所破而臣属焉。”[24]史籍表明，破丑氏也有东迁迹象，先至河西地区，称为“河西党项破丑氏”。[25]至唐永泰元年（765），郭子仪奏准唐朝迁徙庆、盐等州党项时，破丑氏已经内迁至庆州一带，“先是，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26]当年，唐朝就在原永定等十二州部落基础上，设宜、芳等十五羁縻州安置。这里的永定部落，从榆阳区出土的《故永定破丑夫人墓志文》文中可知，永定部落即破丑氏族。[27]
破丑氏内迁至陕北后，逐步聚居在银州一带。野利氏长女嫁破丑鬽罗，为“本族指挥使”（该职名一般授予党项部落首领），可见银州当地应有一定数量的破丑部族定居。而就在野利氏夫人下葬几年后，夏州李氏出身、世居银州李继迁举旗抗宋，与他共同行动的人员有“继冲、破丑重遇贵、张浦、李大信等”。[28]李继冲为继迁之弟，张浦是其亲信谋士，与李继迁共同起事的异姓大酋首先是破丑重遇贵，可见银州当地的破丑部族力量不容小觑。实际上，北宋仁宗朝以来，定居在银州的破丑氏实力一直不减，以至于种世衡经营青涧城时，“赂蕃部破丑以达野利兄弟”。[29]由此可知破丑氏在党项诸蕃部中的地位与势力是比较高大的。
破丑氏的强大，既源于其内迁前已经自成部落，也应与其内迁后和平夏部大首领拓跋氏（李氏）家族密切的婚姻关系有关。考察榆林市目前出土的党项族碑刻可知，李仁福祖父李重建娶妻破丑氏，李仁福两位孙子李光睿、李光琇均娶妻破丑氏。[30]又，李仁福兄弟辈的李仁宝亦娶妻破丑氏。即夏州李氏五代人中有三代与破丑氏保持着婚姻往来。本志文显示，职任定难军节度押衙、充银州都知兵马使的拓跋某，也与破丑氏存在密切婚姻关系，其长女已嫁其宗族首领破丑鬽罗，次女虽然未嫁，已娉破丑方受。破丑氏与夏州李氏家族这种密切的婚姻关系，既有助于破丑氏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提升，也有助于极大地加强夏州李氏家族的豪酋地位。这也应该是几年后李继迁抗宋时，破丑氏首先参与的重要原因之一！
党项族盛行姑表婚，但出土墓志与传世文献记载稍有差异。“史书记载西夏的姑表婚是单向的，如开国皇帝李元昊娶舅女卫慕氏为妻，第二代皇帝谅祚娶舅女没藏氏为妻，第三代皇帝秉常娶舅女梁氏为妻。拓跋家族墓志所记的姑舅婚则是双向的，李彝谨的岳母为拓跋氏，显然是舅舅的儿子娶姑姑女儿为妻”。[31]杜建录先生所论确实，榆林市出土的党项族墓志都存在这种双向的姑表婚。如本志文所记，拓跋某娶妻野利氏，又将三女回嫁“野利乞已”。靖边出土的《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记，其母为“东平郡叱吕氏”，何公本人又“婚东平郡叱吕氏”。[32]麟府望族折氏也是党项族，它也存在姑表婚现象。如府州知州折继闵娶妻慕容氏，其长女、三女又嫁慕容令问、慕容令仪。[33]以上例举表明，党项族内不仅盛行姑表婚，而且存在双向性。至于夏州李氏，其五代人中有三代与破丑氏有婚姻关系，但均为隔代婚姻，似乎说明夏州李氏虽也奉行姑表婚，但似乎更为讲究。
余 论
陕北地区是历史上党项族内迁后的主要聚居地。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仅榆林市就先后发现近30方党项族墓志，为党项族历史文化和宋史、西夏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其中，属于女性且为党项族的墓志数量极少，仅有李仁宝妻破丑氏、李彝谨妻里氏。《故野利氏夫人墓志铭》的出土，为这个类型再增加一方。因此，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此外，志文本身仍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志文不著书丹人信息，仅题撰者为“营田判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王旦”。宋朝有名臣王旦（957—1017），字子明，大名莘县（今山东）人，是真宗朝有名的宰相。大名王氏因王旦之父王祜手植三槐于庭，亦称“三槐王氏”；又因家族持久绵延、名人辈出，有“本朝第一故家”之称。[34]有学者认为，志文的撰写者即为名相王旦。
1994年，榆林靖边县出土一方后晋天福八年（943）立石的《何德璘墓志铭》，其撰文者为“表弟横银州营田判官将仕试秘书省校书郎王卿”。[35]王卿的官衔，与本志文所记“营田判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基本一致；考虑到志主丈夫拓跋某曾任银州都知兵马使，则为其撰文的王旦也应在银州为官，其完整官职应为“银州营田判官”。至于“将仕郎”则为王旦文散官名，“试秘书省校书郎”，唐制为正九品上，为其试衔，这两个职名都是虚衔，乃清要之官。“营田判官为营田使府文职僚佐”，唐朝于州、军、道各级均设置营田使。李仁宝祖父李重遂“皇任银州防御、度支营田等使”。[36]据此可知，银州确实有营田使府，其主官应由夏州李氏子孙担任，而营田判官作为其僚佐，则可由其他族姓的士人担任。王卿与王旦，前后相距36年，或来自同一家族。据《何德璘墓志铭》载，王卿为何德璘表弟，志文称何德璘母亲为太原郡王氏——名相王旦在宋朝的祖籍为大名，但其郡望依然出自太原王氏，“其先太原人，曾高（王言）占籍大名”。[37]
因此，如以志文撰写者官职相似度和同为太原王氏郡望两方面而言，王旦与此前的王卿可能是同族，成为北宋名相的王旦也可能为野利氏夫人撰写了墓志。但这种论点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志文撰写的时间——太平兴国五年季春月十八日，这年也正是名相王旦进士及第的时间。目前有关王旦传记的史料均从他此年进士及第开始记起，有关王旦及王氏家族的学术研究中均没有讨论其及第之前是否经恩荫或其他方式入仕。另外，进士及第前要参加省试、殿试，王旦连中两元，是否还有时间和精力为他人撰写墓志，尚需综合宋朝科举制度、选官制度进行深入研究，也期待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予以佐证。[38]
其次，志文特别提到野利氏夫人去世原因是“忽染瘟瘥”。目前陕北及陕蒙交界处出土的数方墓志均未提及瘟疫之事。宋代陕西确实出现多次灾情，但有明确记载为瘟疫者仅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夏四月乙卯，陕西民疫。遣使赍药赐之”。[39]此次灾疫，与陕西及边境地区大面积干旱引发的饥荒有关，相邻夏州等地也发生饥荒。[40]野利氏夫人去世的前两年，史载“延州民饥，诏以粟两万斗贷之”。[41]因此，野利氏夫人所染“瘟瘥”也可能与此前两年的饥荒有关。但志主虽非显贵，亦不为普通百姓，如何会染“瘟瘥”呢？
第三，野利氏夫人墓志的书写方式与传统体例不合。据墓志体例和现在所公布的几方党项族女性墓志而言，大多称某某氏或某某夫人，有以原羁縻州名加姓氏的，如永定破丑氏；有以丈夫官职加夫人的，如李彝谨妻称太保夫人祁氏；有以本人封爵加姓氏的，如李彝谨另妻“大汉故沛国郡夫人里氏”等等。野利氏既无羁縻州名，又无封爵，应直呼为野利氏即可。但志文以姓氏加夫人称之，应与其虽非显贵、但夫、子均有官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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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佟建荣：《西夏姓名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第40页。
[2] 陈玮：《西夏番姓大族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第128—136页。
[3] 戴应新：《银州城址勘测》，《文物》1980年第8期，第62—68页。
[4]《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0页。
[5] 《新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中华书局,1975，第912页。
[6] 同[1]，第175页。
[7] 周伟洲：《唐代党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37页。
[8]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409页。
[9] [12] 同[2]，第128页。
[10] 同[4]，第5293页。
[11]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中华书局,1975，第6216页
[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正月甲寅”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768页。
[14] [26]同[11]，第6217页。
[15] 同[4]，第5293页。
[16] 周必大《太尉宁国军节度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李显忠封赠三代制》载李显忠曾祖母为野氏；张抡《故太尉威武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户陇西郡开国公致仕赠开府仪同三司李公行状》亦载李显忠曾祖妣为野氏，见《全宋文》第226册、24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6、23页。
[17] 志文载野利氏“妻于定难军节度押衙、充银州都知兵马使、兼三族蕃落使、防河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御使史大夫、上柱国拓拔氏良眷也。公高弼合座，伟冾军州，赏畏俱行，刚柔并立┉┉”，“良眷”不似人名，当存疑，暂以拓跋某相称。
[18] 拓跋赤辞内附，事见《旧唐书》、《新唐书》之《党项传》；拓跋吴伽内附，见段志凌、吕永前：《唐<拓拔驮布墓志>——党项拓拔氏源于鲜卑新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第1期，第49—56页；拓跋立伽内附，见王富春：《唐党项族首领拓跋守寂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第73—81页；又见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第70—81页。
[19] 荣新江：《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3—63页。
[20] 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226页。
[21] 杜建录、邓文韬、王富春：《后唐定难军节度押衙白全周墓志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2期，第129—135页。
[22]同[11]，第6218页。
[23] 唐会要[M].中华书局,1955:1756.
[24] 同[4]，第5292页。
[25]同[4]，第5299页。
[27] 康兰英：《榆林碑石》，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47页。
[28] 《宋史》卷四八五《党项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3986页。
[29] 《宋史》三三五《种世衡传》，第1074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记为知延州庞籍令知保安军刘拯为书，“赂蕃部破丑使达旺荣”，第3330页。
[30] 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拔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9页。
[[31]] 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32] 同[4]，第118—119页。
[33] 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71页。
[34] 《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第9542—9553页。
[35] 同[31]，第102页。
[36] 陈玮：《后晋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第74页。
[37]《范文正公文集》卷14《尚书度支郎中充天章阁待制知陕州军府事王公（王质）墓志铭》，见《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38] 《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第9542—9553页；《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349页；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六“文正、文定皆再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4页。
[39] 同[34]，第143页。
[40] 《宋史》卷七《真宗纪二》大中祥符三年六月丙辰条，“诏：前岁陕西民饥，有鬻子者，官为购赎还其家。”又四八五《夏国上》大中祥符三年，“境内饥，上表求粟百万，朝议不知所出,”第143、13990页。
[4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四月乙卯”条，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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