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从2016年1月1日起，中国实行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迎来全面二孩时代。2021年5月31日，三孩政策也全面铺开。逐步开放计划生育，意在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尽管各种生育鼓励政策频出，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即使政策进一步放宽，国人连生二孩的意愿都不高，预想中的生育高峰并没有如期到来。
经济收入提高会导致生育孩子的需求增加，但是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在增加。此外，经济的发展使孩子的“用途”持续减小，从而导致新生儿数量低于政府预期。
那么，人们不愿意生二孩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经济发展案例分析》中的有关章节给出了答案。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二胎
为防止人口过快增长，1980年起我国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基本国策，规定：一般情况下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增长，避免了大约4亿人口的出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计划生育政策还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其倡导的优生优育为子孙后代的良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计划生育也显现出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人口老龄化加速，未富先老的问题十分严重；偏爱男孩的传统观念导致一些孕妇将女胎流产，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年轻人口不足导致青壮年劳动力缺失；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性较差……基于国情，我国从2011年起对生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放松：同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1月1日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政策对于想要多个子女的夫妇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与预期不同的是，大规模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许多夫妇坚持只生一个，放弃生二胎的机会，甚至不愿要孩子的也大有人在。这个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其他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的国家也是如此。尤其像瑞典、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即使政府的政策鼓励多生多育，人口仍然维持着多年的负增长。由此可见，鼓励生育政策不是在每个国家都有明显的实施效果。
网上调查显示，不想生两个孩子的原因有许多：部分有生育意愿的人因为年龄偏大，担心生育风险大而放弃生育；有的家庭生活态度发生变化，更注重生活质量，而不是抚养下一代的责任，担心生了二孩后生活质量会下降，不想生；更多的是因为生育成本、生活成本等太高，生活压力太大，有意愿生却没能力抚养。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假设孩子是物品，根据它与经济收入的关系，如果收入越高，需求量越大，这是“收入效应”；同时，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就越高，生育会减少，这是“替代效应”。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人们就会选择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事实上，收入高的发达国家，生育率普遍偏低。此外，经济的发展使孩子的“用途”持续减小，传统的观念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
在原始社会中，生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的作用就是延续血脉，增加劳动力，从而使生存变得更有竞争力。因此，生育孩子的多少成为衡量母亲好坏的指标。迈入农业社会后，人们对于孩子的高需求主要源于传统农业家庭的三个职能：组织生产、养老和互相保险。多生育子女带来的是更加充沛的劳动力和更稳定的继承机制。这有助于家庭创造更多财富，使每个成员过得更好。同时通过扩大家族体系，某种程度上也提升了社会地位。父母抚养孩子，孩子长大后反过来照顾不再有生产能力的父母。更多的子女意味着每个子女养老的负担更轻，使他们在养老反哺的同时能够从事自己的生产活动。一个家庭的成员越多，某种意义上分摊到每个成员身上的风险就越低。拿最简单的继承来说，若有孩子去世、生病，其他的兄弟姐妹可以弥补，继承财产，延续血脉。尤其在医疗和社会保障不足的小农经济时代，一个孩子早夭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此需要较多数量的孩子来分摊风险。
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家庭的职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人们对孩子的需求减少了。工业革命后，家庭作为社会生产中心的地位逐渐减弱，一个工厂就可以实现成百上千人的共同生产。生育一个孩子增加的不再是家庭的劳动力，而是社会的劳动力。这对家庭本身来说，生育的激励就不再强烈。家庭从一个生产单位转变成了一个仅仅由亲情维系的有血缘关系的集合，这种情况下过多的孩子反而变得没有意义。当今社会，金融产品和财产存储帮助人们实现了“自我赡养”。人们可以进行多元化投资——储蓄、股票、债券、房产等，在年老缺乏资金收入时生活费用可以得到保障。同时，社会也提供了各种保险产品和社会福利。在自我养老能够实现的情况下，多生育孩子也就失去了它的养老意义。
例如在生育率极低的日本，医疗保健系统覆盖所有国民，且规定所有医院必须是非营利性质，对40岁以上公民实行完全免费的预防诊断、健康检查和治疗。极高的医疗保障使得公民们几乎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至少在自己陷入病痛时，可以靠国家的社会保障，对于孩子反哺照顾的需求不再那么强烈。再比如世界最早进入负人口增长阶段的国家之一的瑞典，所有20岁以上的失业者可以领取320瑞典克朗的基本失业保险金。自愿失业保险职工可以参加全国36个失业基金，如果失业，在头200天里，可以领取过去12个月平均工资的80%。在这种极高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下，人们内心就有了“即使没有孩子也能自己养活自己”的想法。孩子的“用途”与原始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被弱化。生育孩子更多地变成了一种亲情的行为——看着孩子慢慢长大，内心得到幸福和满足。
此同时，生育孩子的成本也是节节攀升，养育孩子的成本占家庭总支出的30%以上，有的家庭甚至达到50%。2017年2月央视财经《消费主张》栏目组走访了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个城市，选择了四个家庭计算生二孩的成本。北京夫妇称养到7岁幼儿园毕业要260万元，上海夫妇称两个孩子上学等每年开支合计25万元，深圳夫妇称从生孩子到中学毕业总计54万元。在当今的中国，家庭养育模式更加趋向于重质量。很多人生育时考虑更多的是：有没有能力让孩子的个人价值实现最大化。家长不但要给孩子最好的衣食住行的生存条件，还要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接受最优质的教育，甚至要“一掷千金”送孩子出国深造。父母为新婚子女买房早已屡见不鲜，房价如此之高，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多生育一个孩子意味着高昂的花费要翻倍，人们不愿多生的决定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高昂的显性成本外，养育二孩还面临着许多隐性成本。多养一个孩子，父母们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更多的时间、兴趣，甚至自己的事业，尤其母亲的牺牲更为普遍。如今一般女性生育孩子的年龄是28岁至35岁，该年龄正处于非常关键的事业上升期。母亲因怀孕、生育、抚养子女花费的时间减少了其工资性收入和晋升机会。中国职场上还存在着“婚育歧视”的现象，一些公司倾向于招聘已经婚育的女员工。结果就是，生一胎尚且要犹豫，生二胎就更不敢想了。
全面二孩政策无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发展都有很大益处，但如果政府没有对生育成本进行有力支持，女性的地位和工作条件得不到有效改善，大多数夫妻对于生二胎的选择会越来越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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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案例分析》
主编：罗守贵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为配套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而编写的中国经济案例，每章配套1~2个案例，全书共收录了51个案例。案例材料来自现实中国经济发展中现实的热点问题或经典的历史事件及文献，作者为每个案例撰写了导读，并针对每个案例材料采用对应章节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本书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实践性，所选材料全部来自中国经济实践，大多数是近年来发生的热点事件，如共享单车、离婚买房、生育二胎、网红等；二是针对性，每个案例对应《经济学原理》的一个知识点，并运用该知识点进行经济理论剖析。本书内容适合经济学或管理学专业同学学习《经济学原理》课程参考，也适合对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自学经济学时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