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殖民地教育和基督教传教活动的推广，非洲语言出现了大规模拉丁化的潮流。这并非为了使伊斯兰教信徒皈依基督教，而是向他们提供别的语言书写方法，以切断所有与阿拉伯语的联系，进而防止没有伊斯兰信仰的非洲人信奉伊斯兰教。这就是采用拉丁语字母系统书写非洲（尤其是尼日利亚）语言的根本原因。同时，豪萨语字母系统的拉丁语版本——博科（boko）——通过印刷广泛流传。20世纪30年代，这也许是殖民者的策略，但后来这种语言大行其道，则是出于别的原因，尤其是因为标准化。我们还要记住，此时土耳其的语言也正在经历拉丁化的过程。斯瓦希里语也是如此，19世纪末，斯瓦希里语是天主教传教士使用的中介语言，而新教教徒却不太愿意与伊斯兰教展开神学对话。但是，为了挪用非洲语言，这种对话又是必需的，因为斯瓦希里语中很大一部分表示概念的词汇来自阿拉伯语。最终，索马里语（Somali）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拉丁化，并成为前索马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在完成了从阿拉伯语到拉丁语字母系统的切换之后，人们开始大规模将以前没有文字的语言书写出来。有些语言由此出现了相当复杂的问题，下文的图标就标明了书写科伊族人（Khoi）语音（如吸气音）的不同方法（see Figure 1.2）。1854年，国际音标的诞生为比较不同的语言提供了有用的对比工具。由于研究者的语言背景不同，这些语言以前是以相当混乱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法国传教士会写出-ch，而英国传教士写的却是-sh：托马斯·莫弗洛（Thomas Mofolo）将祖鲁族英雄的名字写为Chaka（-ch是这个祖鲁语摩擦音的法语拼写），而非Shaka，这种做法是因为他曾虔诚地受教于巴黎派来的传教士们。

推广文字尤其是印刷术，一直都是来到非洲的传教士们的任务。（see Coldham1966）但是，如果不能就文字的拼写达成一定共识，那么每门非洲语言书面形式的传播就会大打折扣。生为约鲁巴人的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主教（Bishop SamuelAjayi Crowther）是语言学家、探险家和翻译家。由于他的开创性工作，约鲁巴人于1875年就拼写问题达成一致（see Ade Ajayi 1960）。这大大推动了约鲁巴人书面文学的发展。宗教差异产生了不同的书写系统，所依据的是各门欧洲语言的规范。有时，民族主义也在发挥作用，而且影响力会持续很久，这从南非和莱索托（Lesotho）对同一门语言塞索托语（Sesotho）的拼写差异（Shaka orChaka）可见一斑。如今，南非索托人巨大的市场如同强大的磁场，未经任何语言会议就转变了莱索托出版商的正字法。

非洲语言的书面化也产生了历史遗留问题，即教会与教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波多诺夫（Porto Novo）——属于贝宁共和国（Benin Republic）——的鹘族人（Gu）书写自己语言的方式，与约鲁巴族（尼日利亚）是很不一样的：分而治之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必要条件，在彼此相通的语言之间创造出不同的书写形式，就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能够分化彼此竞争的大国。

根据典型的浪漫主义世界观，在19世纪，用文字书写一个非洲民族——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意味着将其带向光明，令其走出黑暗时代。世界是根据"分水岭"来划分的：古腾堡（Gutenberg）是"黑暗过去，白天来临"；1840年，为纪念活字印刷术发明400周年，在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第二交响曲中，合唱团就是这样唱的。关于图形表达的一般理论不应把字母书写作为人类文化的顶峰，应该拒绝那些颇具民族中心论偏见的著名学说：其他文化走上了别的道路——例如在亚洲和非洲——但这一点常被人遗忘。有关非字母系统的错误观念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例如，有人认为汉字的书写完全与发音无关；相反，这种观念却认为拼音文字能够发展出逻辑思维的能力。对此，约翰·德范克作出了公允的评论："在解释希腊在思想文化上对于近东邻国（这些国家早于希腊500年就拥有了初步的读写系统）的支配地位时，为什么……只突出这种辅音+元音系统；对这种［Goody and Watt］方法，未见有任何具体分析。"（De Francis 1989：245）这些都是带着东方学残余立场的摩尼教二分法，在有关非洲的研究中尤其盛行，阻碍了研究者将埃及的材料纳入非洲语境。

回到一个包容的视角，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文字史中的非洲篇章也许是人类历史中最为漫长的；对于口头语言——勒鲁瓦·韦尔（Leroy Vail）和兰德格·怀特（Landeg White）所谓的"口头人类的诞生"（1991）——的执念，与其说是论证详实的理论观点，毋宁说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