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飒爽金秋，又是一年累累硕果。
10月23日，第八届「文荣奖」颁奖典礼在浙江横店如期举行。因在电影《1921》中成功饰演青年毛泽东，演员王仁君获得本届「文荣奖」评委会最高票数，荣誉当选最佳青年男演员（电影类）。
评委会给出了“形神俱佳，充分呈现了青年毛泽东「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革命英姿”的评语。
值得一提的是，得知自己在评选中胜出后，王仁君一路跑上领奖台。他说：“在《1921》里，我有许多奔跑的画面。我曾经想过，在《1921》里，为什么要突出青年毛泽东奔跑的镜头，黄建新导演告诉我，奔跑是一种情怀，一种气象，它象征着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的整体风貌。”
很大程度上，对于王仁君来说，彼时彼刻的奔跑姿态，是他向伟人、向角色、向导演和业界前辈们致敬的方式，即“一生不忘嘱托，我辈不敢懈怠”。
外形并非最关键
从侧面远远望过去，在「文荣奖」红毯礼上伫足挥手的王仁君，像一棵挺拔的松柏，他的站姿永远都是这般笔直。
王仁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能够在不同的作品里饰演青年毛泽东，他的身形和五官起了很大作用。比如，他有着和毛主席一样的身高，都是183CM；比如，他棱角分明、浓眉大眼，有诗人的气宇。
然而外形上的优势条件终归属于外形。
在黄建新这样的大导演心里，判断一个演员是否适合在自己的电影《1921》里饰演青年毛泽东，外形只是辅助性的，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定是在精气神上的感觉。
那么，黄建新导演的判断「抓手」是什么？我们先从导演和演员之间的缘起说起。
初见黄建新
自从2019年在电影《古田军号》中首度出演青年毛泽东后，王仁君相继接拍了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电影《1921》和电视剧《中流击水》。
《我们的西南联大》由高翊浚执导，黄建新是该剧的艺术总监。2019年8月下旬，在清华大学百年礼堂举办的开机仪式上，王仁君第一次见到黄建新导演。
“面对一个作品囊括《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屡屡祭出史诗级手笔的导演，任何一个青年演员都会激动不已。”王仁君说。
但在那样一个时间紧凑的条件下，他只能和黄建新导演有些简单的寒暄。
“导演的城市三部曲《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和《红灯停，绿灯行》是我们上大学时的拉片作业。”王仁君说。
咖啡厅的角落
也正因如此，当黄建新在2020年3月底突然给王仁君打电话时，后者在惊喜之中还有几分惊讶。
当时的疫情仍然严重，两个人约在北京一家咖啡厅的角落里，聊起了《1921》的筹备。
事实上，早在为《1921》选角之初，王仁君就已经进入黄建新的视线，只不过彼时前者还不知情，而后者稍有几分担忧因而犹豫未决。
黄建新仔细看过《古田军号》，他认为王仁君在片中成功地塑造了1929年期间的毛泽东形象；但这份成功能否在《1921》里得到延续甚至升华，这个思维一向严谨的导演并没有把握。
导演的犹豫
“在《古田军号》的历史背景时期，毛主席的年龄是36岁，我当年饰演这一角色时也是36岁；但在《1921》的历史背景时期，青年毛泽东将满28岁，在我比角色年龄要大一些的条件下，能否拍出那个时候的毛泽东的青春气象，导演自然要先打上一个问号。”王仁君说。
在《古田军号》里，黄建新看到了王仁君在塑造角色过程中，所呈现的成熟一面。“那个时期的毛主席已经担任过前委书记、指挥过秋收起义和工人大罢工；那个时期的毛主席，历经考验和斗争，的确已经非常成熟。”王仁君说。
恰是这份成熟，让黄建新心生疑虑。这正是「尽管黄建新很早之前就留意王仁君，但后者始终不知情」的原因。
直到《我们的西南联大》杀青后开始剪辑，随着对每帧画面的细微观察，黄建新的疑虑开始被打破。
眼里有光芒
“我在《我们的西南联大》中饰演一名大学老师。黄建新导演觉得，这个角色在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气节和文化气息上，和《1921》里青年毛泽东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有非常相近的地方。”王仁君说。
看到了人物身上的纯粹、青春和热血，黄建新决定当面见下王仁君。
这相当于最后的面试，导演需要在王仁君的眼睛里看到他需要的东西。
那就是赤诚和光芒。
当两个人离开咖啡厅的时候，黄建新对王仁君说：“你是我（在《1921》里饰演青年毛泽东）的唯一人选，但由于疫情的影响何时开机不能确定，你愿意等吗？”
想都没想，王仁君说：“我愿意！”
在等待未知的几个月里，有很多开机时间较早的出品方找过来，都被王仁君一一婉拒了。
到了5月，北京突然爆发一波严重疫情，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能随时进组，王仁君按计划开机时间提前半个月离京驻守上海，就这样等到7月底《1921》开机。
奔跑是另一种光芒
在《1921》里，不论处于何种境地，青年毛泽东的眼睛始终散发着希望的、坚定的光芒。
而他的奔跑，是在泥土之上的另一种光芒。
“眼里有光是因为青年毛泽东对拯救国家和民族，存有坚定的信念和满腔的希望；他的奔跑也在传递这样的讯息，因为奔跑是有目标、有奔头、有信心的跑。”王仁君说。
为了保护好演员的“纯粹”状态，导演黄建新对王仁君提出两点要求：第一，不要刻意模仿毛主席的举止形态，更不要借鉴过往其他饰演者的表演特点；第二，黄建新给王仁君列出一个背景书单，要求他只看1921年前的内容。
按照以往的拍摄经验和创作规律，王仁君对上述保护措施并没有立即完全理解。他觉得既然是塑造人物，就该了解他的生平，了解他经历的所有重大事件，以便能更准确的拿捏人物的性格和状态。
“后来我意识到，导演要的是演员饰演人物时的‘当下纯粹状态’，他不希望演员在角色身上有太多的前瞻性；某种程度上，这会干扰演员的心理活动和情绪反应。”王仁君说。
这决非吹毛求疵或者故弄玄虚。
事实上，这反而更客观的接近历史。所以在《1921》里，青年毛泽东对李大钊、陈独秀的崇敬之情是特别真挚的；在那个当下，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先行者，是青年毛泽东的师长，而非一个会犯左倾错误的人。
下意识的反应
一部电影，归根结底是属于导演的艺术；而黄建新在执导过程中，喜欢看到演员的下意识反应。
有一场戏，陈坤饰演的陈独秀拿着一本《共产党宣言》，他告诉青年毛泽东“这可是全译本”。后者刚从洗衣房劳作出来，“那一瞬间，青年毛泽东的眼睛里散发着对新思想极度渴望的光芒，在接过书之前，他的手赶紧在衣服上擦两下，这都是下意识的动作。”王仁君说。
再比如，陈独秀夸赞青年毛泽东的时候，后者因为自觉并无建树而不好意思；在扭头看到陈独秀挂在房间墙上的牌子上写着“谈话15分钟为限”时，青年毛泽东是有些诚惶诚恐的，因为他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师长。
“这样的下意识反应，更符合人物当下的状态，因为他出身农村，身上的那种质朴和简单是其性格的底色。”王仁君说。
青年毛泽东的特质
晚上在博文女校聊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讲自己为什么要投身革命时，青年毛泽东始终保持专注倾听的状态，倾听后他总是会有自己的总结和输出。
善于总结出规律，善于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这正是毛主席身上的一大特质。
“在《1921》里，你能看到青年毛泽东刷碗干活的动作相当利索，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工读互助，他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同时他能一边刷碗一边和人讨论不同的观点，这是他可以一心多用的能力和特质。”
王仁君说电影的魅力真的出在细节里，是无数颗粒般大小的细节绘就了一个人性格的星图。
“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毛主席非常擅长处理复杂事物，他可以一边和苏联谈判，一边指挥打仗，一边为新华社撰文。这样的特质必定是从年轻时期就开始养成的。”
对细节的精准且自然的呈现，使得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更鲜活、更有温度。
在一场戏中，大家在会上争论的脸红脖子粗，别人问青年毛泽东“吵成这样了，你觉得今天的会最后能开成功吗”，后者的回答简洁明快甚至有些轻描淡写，只说了一个字“能”，便接着刷碗。
别人会对这样一个全天没有发言的“非核心成员”的判断产生怀疑，但他却直接给出了无可辩驳的根本答案：“因为我们的起点一样，誓死推翻旧世界；还因为我们的终点一样，建立一个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说这些话的时候，青年毛泽东眼中有光泛出，那抹光既有坚定的希望也饱含对人民的怜悯。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因为看见，所以他眼中常有希望的光。”王仁君说。
小动作里有大创新
10年前，黄建新导演拍过《建党伟业》，那部电影的历史背景和人物设置，与《1921》高度重合。
如何在后者的拍摄过程中实现最大的创新，是黄建新反复斟酌的事情。
在一场杨开彗送别青年毛泽东远去上海的戏中，黄建新给演员划了一条线：既要有革命的浪漫主义，也要有普通人情感的依依不舍。
他希望演员有更多的自我解读和不拘一格的释放。
“这场戏的表演尺寸是相当难以拿捏的，过一点就演成了才子佳人，少一点又显得冷酷无情。”王仁君说。
王仁君觉得此时用语言很难实现导演的要求，那么就只能通过动作来完成。“拥抱是不合适或者说不可以的；十步一回头也不符合青年毛泽东的性格。”
思量再三，他觉得“小动作”更适合呈现青年毛泽东在情感方面的克制和内敛，同时又不失人性温度。
于是开拍的时候，青年毛泽东在即将登船的时候，把这把伞交给杨开慧，并在杨开慧握伞的瞬间，在她的手背上握了一下。
“这一握代表着承诺，意思是你要等我回来；送伞喻示着我要用一生为你遮风挡雨。”王仁君说。
上船之后，杨开慧一声“润之哥”，青年毛泽东的右手挥舞的不高不低，速度有些趋缓。
“这个挥手的动作，我借鉴了毛主席晚年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向大家挥手告别的动作。”
这段影像纪录，是王仁君多年以前看到的，他当时就深受触动。“因为这次挥别之后，毛主席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王仁君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隔着电话分明听到他的嗓子里，有貌似克制哽咽的声音。
我们可以想象，倘若一个演员没有这份赤诚的感情，他如何能演出那份感动。
“毛主席一生经历了和爱人的离别，和儿子的离别，和太多战友同志的离别；什么是伟人，就是有伟大付出的人。”王仁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