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随着西方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很多知识分子对“格物致知”进行了科学范式的解释，认为“格物”就是观察事物，“致知”即获得知识、客观规律。但我仔细研读中国历代著作和各家注释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大部分时候未脱离伦理范畴。
格物致知出自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这里面没有对关键的“知”、“物”详加解释，所以导致后世对格物致知的各种理解。但是结合上下文“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很明显地，作者的落脚点还是修身（个人伦理）和政治（群体伦理）。
东汉郑玄最早对其做注解：“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可见郑玄对“知”的理解还是善恶吉凶方面，而并不是知识或者西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物”，郑玄说“事”，但是没有对“事”具体言说。但说了“格”是“来”，并不是观察义。
唐朝孔颖达对于格物的解释都为来物，而且都是以人之心为第一前提，由人之心指向外物。他说：“言善事随人行善而来应之，恶事随人行恶而亦来应之，言善恶之来缘于人所好也。”孔颖达明确提出了要行善不行恶这一道德价值判断，和郑玄一样认为来物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具有一种因果关系。在其笔下，格物致知同样位于道德伦理层次。唐朝李翱虽然对“物”的理解拓展到万物，但是对“格”的理解还是“来”。
到宋代，《大学》被提到与《论语》、《孟子》、《中庸》同列为“四书”的地位，程颐曰“求诸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又由“格物”说到“穷理”，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知”，但他又讲“性”即“理”。朱熹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可谓是中华正统，朱子专门写了一本《大学格物补传》，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宋儒要在天地万物一切实体或现象之上来建立一本体，这是当时思想界一共同趋向，程颐、周敦颐、张载等北宋五子都有这样的倾向，到朱熹才集其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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