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00后”一代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媒介接触行为为研究对象，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构建社会化和媒介接触相关指标，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分析网络媒介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进一步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媒介有助于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水平。网络媒介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的提高主要体现在理解能力、健康状况、生活自理和语言表达四个方面，而对于留守儿童的智力和待人接物水平并没有显著影响。学习和社交偏好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娱乐偏好并不能显著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水平。社会信任在网络媒介接触过程中呈现部分中介效应，对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具有调节作用。
［关键词］留守儿童；社会化；网络媒介；数字下乡本文摘自《网络媒介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52-62页
社会化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学习和掌握社会行为方式和人格特征，适应社会并积极作用于社会、创造新文化的过程。儿童的社会化程度主要依靠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家庭的照顾和教育，二是来自学校对适龄儿童的教育和管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二元格局下，农村的教育资源相对有限，且近年来城镇化建设加速了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热潮，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要依靠越来越弱。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研究根植于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总体社会化效果不如流动儿童，学校教育乏力是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家庭功能的缺失或弱化是影响留守儿童正常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随着劳动者工作强度、儿童抚养的精细化水平和育儿成本的提高以及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照顾功能的弱化十分显著，“照顾赤字”问题严重，留守儿童的家庭照顾更是难出其右。
网络媒介影响下的留守儿童
随着农村家庭对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介拥有度的不断提升，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新媒介也广泛普及，很多家庭将手机、平板电脑作为儿童娱乐和异地交流的工具，媒介在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弥补家庭和学校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缺失、平衡照顾赤字的重要工具，对留守儿童社会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在理论分析媒介接触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影响的基础上，利用倾向因子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其影响效果。以期实现以下研究目标：一是从网络媒介使用的角度，阐释当下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媒介效果，从而用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提供新的解释；二是采用倾向因子得分匹配的因果推断法和中介效应模型，通过实证检验考察网络媒介接触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在数据收集上加入青少年自我评价和不同对象的多角度评价。三是在研究内容上考虑留守儿童社会化发展多个方面的经验调查结果，增加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网络媒介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是网络新媒体时代媒介效果理论研究的延伸。媒介效果研究聚焦于媒介对受众的态度、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在对“媒体是无限强大”的理念的追逐和发展下，衍生出皮下注射、两级传播、使用与满足等经典理论。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全方位改变着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当前中国政府也是希望通过互联网技术普及与应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媒介使用建构着人际传播的语境和互动行为，成为人际社会关系的建立、发展及维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线媒介的使用会促进人们维持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更加稳固。根据媒介系统依赖理论，儿童与媒介的依赖关系主要表现在理解、行动定向和娱乐方面。通过描述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行为，可以发现媒介在留守儿童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调查发现，农村儿童的手机使用率已经超过课外书和电视，且其媒介使用内容偏好以娱乐休闲为主。留守儿童过度依赖媒介，非理性地使用媒介且缺乏辨别媒介内容的训练，从而对其社会化产生负面效果。社会化一方面由家庭、学校、教会等机构正式进行，另一方面透过媒介非正式地进行。不论哪种方式，人的社会化过程是被传授一些符码，而大部分符码与个体特有的社会阶级、地理位置以及种族等存在关联。在媒介化社会中，这些符码是媒介建构的文化符号。人们普遍假定媒介在推进文化和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伴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网络媒介在乡村的普及，中国“00后”一代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的社会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媒介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
网络媒介显著提高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乡村留守儿童，考虑到数据的校准度和回归中各变量时间维度的一致性，选取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公布的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样本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17岁及以下，本文选取有自答能力的10~15岁儿童样本，出生年份为2001—2006年；（2）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半年及以上，通过问卷题项“过去12个月与父亲或母亲同住多久”来判断；（3）农村户口，使用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城乡分类来判断。回归检验时剔除在回归变量相关问题上作出“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回答的缺失个案，最终得到其中671份有效问卷；男孩352人，女孩319人。鉴于研究样本来自于微观调查数据，本文采取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因果推断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Mill在《逻辑体系》中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的界定，在尽可能地剔除可能混淆因果关系的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得到“因”对“果”的净效应。而倾向得分能够较好地控制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选择性偏误问题，将影响因变量的各种因素作为协变量，并据此来模拟随机分组，使得分组后的两个子样本在所有特征变量上均没有显著性差异。本文根据哑变量“是否使用网络媒介”将样本划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选取“共用模块问卷”中的“父母是否知道你和谁在一起”“过去一个月和父母谈心次数”“过去一周锻炼次数”及性别、教育支出等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作为匹配特征变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社会化水平指标是本文的关键被解释变量，借鉴张小屏、刘发勇、田骥的研究，由问卷中的理解能力、健康状况、衣装整洁程度、智力水平、待人接物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等指标加权平均得到。各指标数值均由7级李克特量表决定，范围从“很差”到“很好”，分别对应着数值1，2，3，4，5，6，7。因此数值越大，表示相应的社会化水平越高。其中“衣装整洁程度”用来衡量留守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网络媒介使用行为和网络媒介偏好是本文刻画网络媒介接触的核心解释变量。网络媒介是从“是否移动上网”和“是否电脑上网”两个问题中析出，只要有一个问题的答案为“是”，则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网络媒介偏好是从调查问题“使用互联网学习的频率（次）”“使用互联网社交的频率（次）”和“使用互联网娱乐的频率（次）”中衍生出来，分别表示网络媒介的学习、社交和娱乐的偏好。变量的数值由7级李克特量表决定，范围从“几乎每天”到“从不”，分别对应着数值1，2，3，4，5，6，7。在实证检验时做哑变量处理，当使用频次大于“一周1~2次”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另外，选取“共用模块问卷”中的“父母是否知道你和谁在一起”“过去一个月和父母谈心次数”“过去一周锻炼次数”及性别、教育支出等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作为匹配特征变量。其中，“父母是否知道你和谁在一起”（总是知道=1，大部分时候知道=2，有时候知道=3，偶尔知道=4，从不知道=5）和“和父母谈心次数”分别用来替代父母监督和父母交流变量，用以衡量父母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关心程度；受访者性别（女性=0，男性=1）采用虚拟变量处理；教育支出用过去一年教育总支出来衡量，实证检验时取对数值。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主要被解释变量的分组检验结果分别如表1和表2所示。
首先，从各变量的均值可以看出，“00后”一代农村留守儿童平均社会化水平较高，但仍存在提升的空间。其中，留守儿童在智力水平、待人接物水平和语言表达方面表现得相对较差，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所带来的主要负面影响。另外，农村留守儿童网络媒介依赖程度较低，没有出现赵可云、崔晓鸾、杨鑫等所述的严重影响其学习行为与日常生活的媒介依赖症，相反在媒介使用偏好方面，留守儿童对网络媒介学习和社交表现出较大的偏好。其次，使用网络媒介的分组样本社会化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不使用网络媒介的样本，并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初步可以判定，农村留守儿童网络媒介的使用行为能够显著提高其社会化水平。同理，网络媒介同时能够显著提高留守儿童的理解能力、生活自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改善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
网络媒介推进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强度
为更好地观测网络媒介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推进强度的结果，笔者通过最小领域匹配方法为实验组在控制组中找到匹配组后，计算使用网络媒介的平均净效果ATT，并同时采取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方法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来检验匹配结果的稳健性。三种匹配结果均通过平衡性检验，匹配后ATT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在总体社会化水平方面，两组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水平分别是5.8273和5.6842，匹配后使用网络媒介的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水平比不使用网络媒介的留守儿童高14.31%（改变1.25%），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使用网络媒介能显著改善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水平。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匹配的结果与最小邻域匹配法趋于一致，甚至在使用网络媒介对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提高的程度上表现得更高。
为了进一步厘清网络媒介对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影响的情况，从理解能力、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智力水平、待人接物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六个社会化水平表现方面进行匹配检验，并通过平衡性检验证明了以上匹配均是合理有效的。匹配前后各项社会化水平的变化如表4所示。在理解能力方面，匹配前使用网络媒介的留守儿童（实验组）比未使用网络媒介的留守儿童（控制组）社会化水平高出24.01%，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经过匹配后发现，这一净效果变为19.87%，同样也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经过匹配后，使用网络媒介的留守儿童在理解能力上显著高于未使用网络媒介，且特征变量对留守儿童的理解能力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在健康状况方面，匹配前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值为18.76%，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匹配后使用网络媒介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仍然比未使用网络媒介的留守儿童高出12.5%，尽管显著性降低，但仍通过检验。这与常识性判断存在较大差异。一般认为，使用网络媒介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出现这一结果原因可能跟留守儿童使用网络媒介的时间和偏好有关，适度合理地使用网络媒介对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有益无害。生活自理方面，匹配前使用网络媒介的留守儿童要显著优于未使用网络媒介的留守儿童，平均效果要高出18.37%，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经过匹配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值为15.34%，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在生活自理方面，相比较未使用网络媒介的留守儿童，使用网络媒介能帮助留守儿童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在语言表达方面，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匹配前差值为24.19%，匹配后这一净效果变为22.34%，并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使用网络媒介的留守儿童具有更好的语言表达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在智力水平方面，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匹配前与匹配后的差值分别为12.22%和10.08%，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待人接物方面。虽然匹配前的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值为8.1%，匹配后这一净效应为5.74%，但这两个结果均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从实证样本的检验结果看，是否使用网络媒介对留守儿童的智力和待人接物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网络媒介偏好对留守儿童社会化影响的检验网络媒介确实能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而不同的网络媒介偏好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的影响具有结构性差异。匹配后，具有网络媒介学习偏好的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水平要显著高于不具有网络媒介学习偏好的留守儿童，平均效果要高出25.05%，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网络媒介接触弥补了农村留守儿童学校教育的不足。类似的，偏好于使用网络媒介进行社交的留守儿童与不具有网络媒介社交偏好的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水平相差20.31%，并在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而是否具有网络媒介娱乐偏好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水平影响不显著，偏好于使用网络媒介进行娱乐的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水平并没有显著高于不使用网络媒介娱乐的留守儿童。
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可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学习偏好有助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和待人接物水平，而对其智力水平、语言表达能力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留守儿童在使用网络媒介学习时不需要和别人交流，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令人意外的是，网络媒介学习偏好能显著改善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这点也违背了常识性判断。这可能是因为在研究样本中，网络媒介学习能够帮助留守儿童获得更多关于健康生活的知识。此外，网络媒介社交偏好能够显著提高留守儿童的理解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与网络媒介学习偏好不同，具有网络媒介社交偏好的留守儿童，倾向于积极参与社会交互活动，在与父母和朋友的交互过程中提高其相应的社会化能力。实际上，和父母交流是农村留守儿童使用网络媒介的主要动机，网络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留守儿童家庭功能的缺失。这点是传统媒介所无法比拟的。不管何种网络媒介使用偏好，对农村留守儿童智力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与前面的检验结果一致。
中介过程提供了“x对y的作用机制”。因此，为了厘清网络媒介对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的作用机制，引入中介效应分析。借鉴薛可、余来辉、余明阳的研究，以社会信任为中介变量，其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5.6237和1.3154。表6中，模型（1）-（3）是中介模型依次检验结果，模型（4）是Bootstrap法检验结果。模型（1）中显示，网络媒介对留守儿童社会化作用的总体效应显著，而模型（2）中网络媒介对社会信任的回归结果不显著，无法判断间接效应是否显著，需做进一步检验。模型（4）结果显示，通过自助法检验，间接效应显著，存在中介效应。模型（3）中，直接效应系数为0.1307，在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比较直接效应系数和间接效应系数的符号发现，社会信任在网络媒介作用社会化水平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属于部分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7.98%。值得注意的是，中介模型回归结果中显示父母的监督和交流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作用为负，这就意味着“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农村留守儿童尽管在家庭教育方面有所缺失，但能够从小培养独立自理的能力，网络媒介能提供留守儿童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提高其对社会的信任，从而提高其社会化水平。
本文研究网络媒介接触对“00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网络媒介接触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关键在于弥补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缺失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因此在回归分析时，尽量加入了父母的监督、交流和教育支出等控制变量，以此避免因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但基于微观个体的调查数据，可能会存在的变量内生性及其影响问题不容忽视。为进一步解决可能存在的其他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张永丽、徐腊梅的做法，选择“互联网普及率”和“周末学习时间”变量作为农村留守儿童网络媒介接触的工具变量，构建工具变量模型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数据分别来源于《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和问卷。对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和可能存在弱工具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有效，工具变量模型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2SLS估计结果与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结果一致，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媒介接触能够显著提高其社会化水平。这一结果也可以作为上述估计的稳健性检验。
结论和启示
“80后”、“90后”一代儿童在普通大众媒介使用的环境中成长，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只给他们提供有限选择，而伴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快速普及，网络媒介为“00后”一代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了学习、社交、娱乐等方面的多样化选择。从总体上看，农村留守儿童网络媒介使用行为和网络媒介使用偏好对其社会化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促进作用，网络媒介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建构过程中作用显著。研究还发现：（1）网络媒介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理解能力、健康状况、生活自理和语言表达四个方面，而对于留守儿童的智力和待人接物水平并没有显著影响。（2）学习和社交偏好对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娱乐偏好并不能显著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水平。（3）社会信任在留守儿童网络媒介接触过程中呈现部分中介效应，留守儿童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社会化发展水平越高。提高农村媒介技术的可供性，有助于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网络媒介的可获得性，从而提高其社会化水平，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媒介推动力，增强农村留守儿童获得感和幸福感。新媒介技术已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具有形塑生活的驯化作用。在网络媒介的支持下，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接触的范围越来越大，媒介对其社会化的驯化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父母和家庭的作用，使留守儿童变得更独立自主。农村留守儿童网络媒介使用偏好对其社会化影响的检验结果表明，网络媒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和学校教育的缺失。以往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成长的社会化环境单一，家庭、学校的影响和作用很大。而网络媒介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单一化格局，为留守儿童提供了多样化选择。在实际调查中，许多留守儿童通过网络媒介自主学习、社交和娱乐，他们经常和父母在网上聊天，父母甚至通过网络视频对孩子进行辅导教育。网络媒介为留守儿童提供了多元化的社会化环境，网络空间能够提供便捷的交流渠道和丰富的在线学习课程，弥补了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家庭功能缺失和学校教育的不足。本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在网络媒介提高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实际上这种中介效应可以用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农村留守儿童在网络接触中，逐渐培养自己的社会信任和认同，父母和家庭功能的缺失进一步迫使留守儿童在网络媒介中寻找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尤其是社交偏好有助于提高留守儿童社会化水平的研究结果，揭示了留守儿童在网络媒介接触中，积极地通过网络互动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在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网络社区中形成自我认同和人际信任，并将此复制到现实社会中，产生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建议：第一，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新媒体教育，提高儿童媒介素养。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最大的瓶颈在于家庭功能的缺失和学校教育的乏力，父母外出务工补贴家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刻的新常态，应当主动利用网络媒介所带来的学习功能和社交功能，通过教育提高留守儿童网络媒介素养，培养正确的媒介使用偏好，控制媒介使用时间和内容，杜绝出现“网瘾少年”。一方面，鼓励留守儿童使用网络新媒介和外出家长经常联系，弥补家庭功能的缺失；另一方面，指导留守儿童利用网络媒介上的学习资源，自主学习，弥补乡村学校教育的不足，争取实现“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尽早实现乡村振兴添加助力。第二，营造良好的网络社会交往环境，提高社会信任水平。网络媒介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了多样化选择，有助于提高其知识面宽度和广度，借助网络媒介能够模拟现实社会交往环境，帮助留守儿童社会化发展。这可以通过建立留守儿童互动网络社区，建构适合儿童交互的网络话语体系，减少留守儿童网络社交过程的交流沟通障碍，建立方便其理解的关系纽带，提高留守儿童的人际信任，增加网络身份纽带和社会认同。第三，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村网络媒介，完善农村网络治理。移动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为乡村网络新媒体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它们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强，网络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资讯获取的重要来源。网络媒介能显著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水平，在此意义上，应积极应对移动互联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以开放的姿态迎接网络媒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尽量减小乃至消除数字鸿沟，从政策和技术层面完善农村网络治理，努力形成健康、可持续化的农村网络媒介生态，防止媒介接近权滥用等不良现象发生。
张苏秋：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
文章来源：少年儿童研究、少年司法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