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匡文波

匡文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国内最早从事新媒体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之一；经CSSCI检索，亦是论文论著被引用率最高的学者之一。2007年入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资助计划。已经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并且出版专著20种。主持并按时完成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完成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17年入选了中国人民大学杰出青年学者；并入选闽江讲座教授。2019年11月匡文波撰写的调查报告《“两微”舆情生成、传播与治理》，获得福建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20年1月评为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给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面对美国及其盟友持续的舆论污名化，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如何改善国际舆论环境、改善国家形象，成为了亟需探讨的话题。疫情使得全球传播加速进入平台化时代，数字平台加深了对人们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平台的发展、演化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中铭刻的价值观和规范密切相关。中介化交往实践、平台算法、全球平台治理等微观、中观、宏观的三个层次构成了数字时代的全球信息流动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平台有着重构全球网络交往生态以及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潜力，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极易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众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霸权在数字时代的维护者。在后疫情时代，中国数字平台的全球发展应当学会规避风险，迎接挑战。

关键词

全球传播；数字平台；媒介情境；算法传播；平台治理

正文

2020年注定将成为人类发展历史上极为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这场疫情在中国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反应，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基础之上逐步有序引导经济复苏。相较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欧美国家政府在疫情防控工作上的不作为直接导致了本国疫情的失控，经济发展停滞，种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社会秩序混乱。而部分政客为了转移国内舆论关于“抗疫不力”的指责，大肆甩锅、污名化中国，这也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宏观调控矛盾与国家政治利益博弈在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下加剧，而美国及其盟友在对华认知、态度上的一致性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话语体系内的长期影响力，为后疫情时代中国面对的国际舆论环境带来一系列不可控因素。此外，随着新媒介技术与数字平台的不断发展、演化，全球传播加速进入平台化时代，疫情也使得数字平台加快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影响与渗透，中国的对外传播环境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潜在的挑战。

本文从平台化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结合中国语境中的数字平台现状，从媒介交往实践、算法、平台治理三个层面分析中国数字平台向“主流”世界互联网市场进行逆向扩张的意义，探讨后疫情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策略与面临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平台有着重构全球网络交往生态以及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潜力，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极易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众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霸权在数字时代的维护者。对中国数字平台而言，由于其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中国数字平台的出海往往与中国的国家形象相勾连，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中国数字平台的全球扩张无法完全做到“去政治化”，而是应当努力跨越意识形态偏见与政治利益带来的信息理解与认知边界，向世界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友好开放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一、平台化理论视角下的全球传播与国际交往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平台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中介化交往重塑了社会交往模式。而在社交媒体中介化的社会交往、互动的背后，都是每个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数据、算法、协议、界面和系统默认值等技术维度建立的网络社交结构。平台通过将用户的社会行为、活动编码、转化为计算架构，通过算法和格式化协议处理（元）数据，并通过界面加以阐释和呈现。但平台的发展并非仅仅依靠技术，它镶嵌在全球资本流通的脉络之中，是当代资本主义扩张的手段。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数字平台的发展、演化体现着不同的本土性。具体而言，每个单一的微平台系统相互竞争、合作，推动了一个更大的竞争与协作平台系统或是连接媒体系统的诞生。而构成每个微平台系统的技术、文化参与者很难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当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说，每个微平台系统都有着它的价值取向，它体现的是平台嵌入的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铭刻的价值观，平台系统以这种文化价值观与规范为基础建立一种内容编码、流通、把关的标准，这些标准在重塑社会规范与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被重新调整的社会规范规训、影响。由此可知，数字平台的运作是一个多元、充满张力的动态过程，“它由国家、平台公司、用户、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相互塑造”。

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语境会孕育出不同的数字平台系统。范·迪克提到，当前的世界版图中有着两大平台系统，以脸书、推特、Youtube为代表的美国平台系统与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为代表的中国平台系统。它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体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对如何定义与平衡数字平台基础设施属性与商业性的意识形态争论。在西方国家，平台化发生于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的历史脉络中，而中国语境中的平台化则植根于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开放市场、但依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干预环境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西两种社会结构中发展出的数字平台有着截然不同的技术与文化特征，因此在平台的全球扩张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平台价值观与本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两种平台系统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技术、用户、数据的竞争，还是两国之间的政治与商业博弈，更是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关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而关于平台化的研究，欧洲的平台理论已经大致形成了生活实践、数字基础设施、治理等三重维度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将主要从中介化实践、平台算法、平台治理等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探讨新时期、新形势下数字平台对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积极意义与潜在挑战。

二、社交媒体重塑国际交往情境：网红与对外传播新战略

(一) 交往情境：网络连接文化与以网红为中介的对外交往

人们对于某种信息的理解与回应都需要结合对特定情境的界定才得以实现。梅洛维茨结合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观和戈夫曼的剧场理论，认为电子媒介通过重塑社会情境，将人们角色扮演的舞台进行重新组合，并由此带来了人们对场景中“恰当行为”与“社会现实”认知的改变，指出人类交往、互动的性质是由信息流动模式决定的。结合梅洛维茨的媒介情境论，有学者认为，我国主流媒体由于其产权与运营体制，常常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建制化色彩，在其媒体实践中塑造了一种带有强烈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的文化语境，即一种高度政治性、制度性的信息系统。而对于处在这种系统或媒介情境中的国际受众而言，带有强烈中国民族主义色彩的情境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他们感受到的身份边界感与陌生感，同时政治化、建制化的情境信息系统也会强化信息流动的目的性，从而影响国际受众对媒介信息的判断与接受程度。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平台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互联网等新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加突出了多元主体与全通道的特质，以个体为核心的传播重构了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等多个维度的关系。依托于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的个体用户生产、发布的信息内容通常以形象、生动的语言，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表达观点、描绘日常生活。按照梅洛维茨的说法，电子媒介使得权威的“后台”不断暴露，个人的私人情境进入公共情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新媒体语境下，这种变化则更为显著。

换句话说，通过融合过去不相同的多个社会场景，模糊私下（后台行为）与公开（前台行为）的界限，社交媒体改变了媒介情境中社会角色之间的联系；通过解构权威、阶层等级制度、群体身份，使人们获得了更多社会角色身份的定义，尤其是让个体有了更多自主选择情境与角色身份的机会。一方面，私人情境越来越多地进入主流视野，形成引领公众舆论的力量；另一方面，公共领域也在不断收编私人语境，创造新的官方话语。当受众可以自主选择进入什么样的媒介情境、成为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时，社交媒体创造的媒介情境就被分解成一个又一个“自主”的情境，受众不必受内容与传播主体的约束，对信息的解读都依仗他们自己。因此，社交媒体语境下的国际传播给了受众充分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与国际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总的来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以政府为主体、大众媒体为渠道的国际传播逐渐拓展至以互联网平台为枢纽、网络用户为目标、用户生产内容为传播内容的网络国际传播。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形式使得受众从自己的真实情境进入一个虚拟的信息空间，信息环境与物理环境之间的隔阂已经被解构。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国际信息流动被基于用户喜好的信息传播取代。而用户生产内容交织着个体的日常娱乐生活，具有“去政治化”特征，因此容易跨越文化与意识形态边界，获得较强的传播影响力，例如Tiktok就使得众多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短视频在国外受到追捧。

当前，活跃于Tiktok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微名人（Micro-Celebrity），又称“网红”，是与国际受众进行情感联结的主力军。他们多来自民间，通过短视频等呈现形式打造差异化的个人Ip，塑造个性化的内容体系，并通过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之间的联动，扩大受众群体，增强与受众之间的情感联结。有学者通过对Youtube视频平台上的中国相关主题的网红进行分析，发现他们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类别：生活体验、观念探讨、视频节目、推荐好物，尤其以生活体验类与观念探讨类网红为主；认为现在中国的对外传播依然主要处在“向外介绍中国”的阶段，而网红是其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助推力量，包括网红在内的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不可小视。该研究发现，超过半数的中国相关主题网红集中在生活体验类，主要以“展示中国”作为吸引境外受众的突破口，尤其是美食、手工制作、旅行等内容主题，十分受欢迎，李子柒、阿木爷爷就是代表。这种“中国特色”呈现的是一种中介化的日常生活（Mediated Everyday Life），展现了视频中行动者实际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种将后台前置的表演行为。换句话说，这类以展示中国为主的内容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一种将普通人民日常生活前置在镜头前的原生态内容体系，能为国际受众提供不同于传统西方媒体报道的全新的观看视角。

此外，还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网红”活跃在观念探讨类内容，他们主要通过解读中国社会现象与涉华热点事件，对比中外差异，消除中外信息不对称，典型代表包括郭杰瑞和歪果仁研究协会等。外国籍Up主“我是郭杰瑞”用视频Vlog记录疫情对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为国际受众了解中国抗疫成果与社会现状提供了一个新窗口。在他的镜头下，疫情之后的中国，人们逛街购物、排队吃饭，仿佛疫情从来没有发生一样。当他随机采访路人，问是否害怕时，路人回答：“不害怕，因为政府管控得很好”。正如前文所述，这类短视频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公开行为（前台行为）和私下行为（后台行为）的分界线，使得与过去两种行为分别相对应的社会场景融合在了一起，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消解大众媒体时代公众行为场景（例如演讲、媒体采访）的目的性。总的来说，以中国为主题的“网红”通过短视频与社交媒体等国际数字平台为受众创建了一个更具有心理接近性的媒介交往情境，体现了未来国际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多视角化、多价值观形成的“复调传播”趋势，这与互联网时代获得更多网络赋权的网民话语体系相适配。正如有学者提到的，“网红”主体以人格化的形象，淡化了国际传播中的机构色彩，赋予跨境信息以情感温度，人物之间情感关系的呈现更容易打动海外受众，被平台认可、接受。同时，网红以社交媒体为主要中介，也适应了疫情影响下人们主要通过网络进行交往、互动的数字连接方式。

(一) 社交媒体传播新生态与对外传播新策略

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建构起来的、以大众媒体组织为主要传播渠道的全球传媒产业与跨国媒体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建构起了一种绝对化的话语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任何抵抗欧美国家话语权、提供另一种观察视角的声音都无法被听见、无法形成自己的传播基调与底色。在大众媒体时代，苏联是如此；进入互联网社会后，中国崛起时，也是如此。西方媒体依然倾向于以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视角与居高临下的态度去报道、打压中国，导致中国主流媒体无法被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传播体制接纳，在国际主流媒体这一传统媒体渠道上，客观、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依然受到很大限制。当前，美国疫情防控的不力导致其国内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差距加大、种族矛盾激化。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2021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国将继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随着科学防控和疫苗接种的普及，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秩序在快速恢复，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出于对自身发展滞后的恐慌，将中国视为假想敌，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舆论打压。迄今为止，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上台之后已经联合其西方盟友发起了对中国的一系列舆论战，试图通过跨国媒体组织操控舆论、污名化中国。

换句话说，大众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秩序中的“冷战”色彩不仅并未消退，甚至在疫情之后有着重新返场的可能。但正如前文所述，随着网络视听模式的普及，短视频成为了新兴的数字文化传播模式，Tiktok短视频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反映了短视频社交对互联网时代人们社交与连接方式的重构，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以短视频社交、视频会议为代表的网络连接文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在这样的媒介与信息环境下，以李子柒、郭杰瑞为代表的中国相关主题网红在短视频与社交媒体等新传播媒介上的发展可以给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提供一种不同于主流媒体情境的、新的媒介交往情境，即通过建构一种去政治化、去建制化的媒介情境缩小与国外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来跨越文化边界／国籍偏见，超越传统国际传播模式中的“冷战”思维，进而加快打通一条重要的民间连接与国际交往途径。更重要的是，这种非官方、生活化、碎片化的对外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建构一种新型信息传播秩序，在全球信息传播秩序中构建除了欧美国家的多极化力量，帮助更多来自中国的用户、个体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

三、平台算法：算法权力批判与全球信息传播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社交媒体创造的新媒介情境下，传统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依然能对信息的生产、分发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当前，基于大众媒体组织的大众传播逻辑已然不再适应当前碎片化的新媒体讯息传播。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拓展了受众的讯息获得渠道，而受众讯息获取方式的多元化也意味着信息传播空间与时间的相对化，使得大众媒体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进行一对多的信息推送。当信息分发的主导权从专业新闻媒体逐渐让渡给社交媒体平台和平台信息的提供者，数字平台的信息分发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受众能看到和无法看到什么样的信息，进而影响了信息的接受效果。平台理论研究者认为，用户、数据是平台运行的基础，推荐算法技术则是平台的信息分发渠道，平台的运行通过系统性的数据搜集、算法推进、传播运转，把用户数据货币化。对内容平台而言，算法是连接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介。当内容被算法转化成数据和代码，并通过一定的模型，在人和内容之间创造一种数据化的“界面”时，不同的目标、算法模型、数据就会带来不同的界面。平台通过算法将用户数据、信息推送与广告服务联系在一起，使得信息与新闻生产商品化，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信息的认知。

算法作为连接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新媒介，发挥着隐形把关人的作用。凭借着分类、筛选、优先、过滤等模式，算法决定着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信息，影响人们对“我们是谁”“我们应当怎样”等事实的认知，重新联结社会关系网络与资源配置。相比人们传统的认识世界、反映世界的方式，基于个性化服务的算法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追求精准性、确定性的数据思维在传播中的适用性，适应了数字时代追求高效、精确的讯息传播逻辑；但在另一方面，算法基于表象思维的生产、审核、过滤机制也容易导致信息呈现的扁平化、碎片化，甚至是片面化。有学者认为，虽然算法被普遍认为是基于给定步骤的数据输出，但不可忽略的是，算法也是一种信息简化。更重要的是，算法是可编程的（Programmable），它的设计架构是由机构和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开发出来的，因此，有意或无意造成的偏差、偏见都不可避免。具体来说，如何让信息“可见”或“不可见”的生产、分发逻辑决定着信息在全球的可见范围和程度，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框架，不仅重塑了全球传播规则，还体现了算法强国对全球内容标准及其反映的价值观的塑造能力。因此，看似中立的算法技术，当被不同社会结构孕育出的平台系统运用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数字时代国与国之间争夺话语权、塑造算法时代信息传播秩序的重要部分。

(一) 算法中的信息可见性与不可见性：舆论极化与污名化

“可见性”（Visibility）指的是人或事物通过某种方式被看见。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探讨了“媒介化可见性”，认为大众媒体通过将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放置在大多数群众眼前，实现了对权力的监督与规制。而进入Web2.0时代，以推荐算法技术为核心的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对所有人（包括媒体、个体、政府）赋权，极大地降低了信息的可见门槛，促进了信息流动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平台算法推动了信息在全球的自由流动与传播，扩大了国际跨文化交流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意识形态偏见，导致思想极化。由此可见，算法呈现的世界只是世界本身的某一个维度、某一个方面。因此，算法既然能提高某些信息的可见性，也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些信息的不可见。福柯和列斐伏尔将不可见性（Invisibility）视为一种威胁和改造的对象，强调对黑暗状态、非理性状态、野蛮状态的“克服”与“祛蔽”行为。算法传播中的信息不可见性会导致信息传播中的不透明、不真实，在某些时候甚至引发信息传播权力的失衡与失控。李普曼认为，大众媒体所呈现的现实并非是完整的事实，而是经过加工后呈现的“拟态环境”。社交媒体时代同理，但与大众媒体时代不同，用户在算法时代的拟态环境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推荐算法技术以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为核心，而在很多时候，为了增强用户黏性，算法与平台会一味迎合用户的阅读趣味，导致信息生产与分发低俗化，博眼球的不实信息泛滥；将其他更有价值的信息设置为“不可见”，造成用户对公众议题的关注弱化，被困在窄小的信息圈层之中，加深社会偏见与思想极化，不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当平台与算法充当信息把关人时，容易受到市场与商业逻辑的裹挟，引起“回声室”（Echo Chamber）或“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等负面效应，对社会公共价值观与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因此，算法的所谓公正性与中立性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而当平台算法涉及到跨国信息传播时，算法会根据平台商业利益或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利益的需要，通过增强一些信息的可见性以及将另一些信息设置为不可见来影响信息的全球流动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议程设置，影响公众对其他国家的看法与印象。

有学者通过研究英国、美国、印度、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六个国家在９个月的５亿条Twitter，发现美国最感兴趣的话题往往也会被其他国家认为有趣并加以报道，而印度感兴趣的话题在其他国家引起的兴趣最少。由此可见，虽然社交媒体平台是当今全球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算法也曾经被认为能增强民主与平等，但依托于美国强大的话语影响力与科技实力，美国的平台系统及其算法技术依然在全球范围内掌握着更强的议程设置能力。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运作原理使得社交媒体在很多时候沦为了舆论操控的工具，平台若是有针对性地提升极端信息的“可见性”，煽动、放纵民众的焦虑与不满情绪，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性更强。根据全球互联网指数发布的全球公众媒介使用调查报告，各国为防控疫情先后发布“居家令”等封锁措施，从2020年３月以来，全球用户的媒介使用时长呈增长趋势，有45%的受访者在社交媒体上花费了更多时间。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用户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加深，虚假信息的“可见性”与之同时提升，加之平台算法的推动，网络谣言对舆论生态的影响扩大，Twitter、Facebook上针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仇恨、欺凌等网络暴力问题更加突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面向美国人）显示，2018年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受访者占47%，而2020年６－７月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受访者高达73%，达到皮尤研究中心启动该项调查以来对华负面印象的最高值。2020年８月，另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在澳大利亚、英国、荷兰、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持有负面印象的受访者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本文认为，在新冠疫情带来的未知与萧条面前，普通民众更容易被偏激、片面的观点影响，尤其在缺乏监管与规制时，社交媒体的平台算法

则加剧了这一现象。换句话说，推特等美国互联网平台的算法与其用户共同塑造了一个负面色彩浓重的关于中国的“拟态环境”，网络谣言泛滥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声誉；同时，过多极端情绪化信息也挤压了理性信息的传播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科学防疫知识的不可见，阻碍了理性、科学的疫情防控措施的及时推行。

(二) 数字平台、全球信息传播秩序与信息地缘政治

作为信息的聚合平台，数字平台拥有的用户、数据、信息越多，平台的价值含量就越高，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数字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基石，资本主义已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转型。美国凭借着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全球社交媒体平台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覆盖，延续并进一步扩大了传统时代的文化与经济霸权。通过这些数字平台，美国牢牢把握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传播渠道，影响着信息的生产、分发与流通。而这些数字平台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美国在全球文化传播领域实现了新型的“软控制”，帮助美国在数字时代继续向全世界输出美式价值观与美国文化。而美国在全球文化传播与战略宣传领域布局已久。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之后，美国在撤销美国新闻署两年之后又重新建立起了“全球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在2008年，美国建立起了“战略传播及机构间政策委员会”。

不难发现，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美国在全球传播上的宣传战略与思维模式就已经回归。而美国在国际社交媒体与互联网平台上的一家独大更是极容易帮助其在信息地缘政治领域排除、打压异己，巩固全球政治与文化霸权。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互联网巨头Twitter公司就公然宣布删除超过17万个与中国“国家当局相关”的账号，认为这些账号所从事的网络活动是在“散播有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内容”，是中国政府的一次“影响力行动”———而根据该公司“标准”，这一系列活动涉嫌“舆论操控”，违背了推特的平台政策。

事实上，大部分被封的推特账号所陈述的内容都是关于中国抗击疫情的客观事实，而推特的这一“封号”操作让大量关于中国抗疫成果的真实信息对国际受众“不可见”，阻碍了国际受众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境外受众对中国以及中国抗疫成果的偏见。表面上看，推特的这一波“封号攻势”，是2016年以来国际社交媒体平台逐渐被普遍利用来影响舆论、操纵国际政治与选举进程的后果之一。但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封号等手段操控其平台信息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放大了情绪化、偏激的虚假信息，过滤了关于中国抗疫的真实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大众媒体时代全球传播秩序中的冷战底色，即对任何反抗美国话语霸权的信息进行打压与污名化。拥有更强算法技术与平台传播能力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拥有着更强的话语权与国际议程设置能力，而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算法与平台传播能力总体上依然较弱，于是也不得不跟随发达国家的媒体与公众议程。由此可见，号称连接地球村的互联网不仅没有消除边界、为全世界网民构建一个新的自由交流的公共交往空间，反而在潜移默化之中加深了互联网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属性，加剧了国际信息传播秩序中的不平等，维护了美国的文化霸权。但正如前文所述，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逐渐掌握了一定信息传播资源与技术，以及区域一体化（如金砖五国）合作意愿的增强，在世界信息地缘政治格局中，虽然绝对优势依然掌握在少数西方国家手中，但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化格局正在逐渐往多极化格局发展，发达国家与后发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博弈尤为突出。发展中国家要在数字平台时代的国际议程设置和舆论场中提高话语权，除了创造政府联盟、提高区域政府主体的合作，还应当重视数字平台本身的技术治理。

四、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数字平台治理：全球平台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疫情导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未来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与科技格局都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因此全球信息传播秩序会如何发生改变，尤其是以Tiktok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平台向美国等所谓主流互联网市场进行的“逆向扩散”会如何受到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与分析。笔者认为，虽然这一“逆向扩散”可能会遇到多元、复杂的风险，但中国互联网平台需要学会在国际关系大变革的格局下规避风险、迎接挑战，寻找发展突破口。尤其从全球平台传播的层次看，Tiktok当前面临的隐私侵犯、内容监管不当等国际争议不仅仅是Tiktok的平台治理问题，从宏观层面看，更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息息相关。这是因为，中国互联网平台在出海时虽然以其“去政治化”倾向寻找用户规模和利润增长，但其遇到的挑战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其中国出身，尤其是中国数字平台背后的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容易让其他国家政府与民众产生恐慌。例如，Tiktok曾在2019年被要求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国会议员对Tiktok产品的数据收集和保存路径提出疑问，质疑Tiktok位于中国北京的母公司是否会将这些数据交与政府。

总的来说，中美两种平台系统之间的差异在于，美国数字平台的发展直接由商业性驱动，而中国数字平台虽然也具有商业性，但却与国家权力相勾连，受到国家权力的制约与管理。在中国的语境中，基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国家权力既要“利用资本”又必须“驾驭资本”，这意味着中国的平台治理、发展逻辑与美国遵循新自由主义商业化扩张的平台治理、发展逻辑完全不同。因此，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平台治理与全球发展或许可以为全球平台传播研究提供一种新视角，即随着中国数字平台的崛起，来自中国的数字资本如何转化成与其相匹配的全球话语权力与传播空间，以对抗西方数字平台以新自由主义商业性为主要发展驱动力的一元话语体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现并提出既符合国际传播现实、也体现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问题。对此，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互联网反垄断、全球本土化服务能力。

首先，从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层面，疫情期间我国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例如健康码）实现了对疫情的高效管控，而健康码背后的隐私、权力、技术政治等，也是学界热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所有人拉到同一平面，便是最底层的对死亡的生物性恐惧，这种对死亡的本能性恐惧使得隐私权等现代政治价值都不得不让位于对生命安全的保护，而健康码呈现的二维码则是通过数字技术与网络平台将人变成“数字人”，将对生命的治理与管控智能化、自动化。而由于二维码接入的数字化空间并不透明，它是一个人类无法直接与之沟通的代码黑箱，因此也容易被第三方力量运用。中国政府通过健康码进行疫情防控的做法往往被其他外国媒体放置在国家权力对数字平台的系统性渗透以加强监控的框架之中，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平台系统之间的认知歧见。有学者认为，健康码的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当前对健康码的管理缺乏系统性、体制性的制度设计，缺乏对行政权力的制衡；除了国家力量，还有市场与平台力量凭借着资本、技术优势，对健康码造成事实上的“监管俘获”。后疫情时代，健康码，包括外籍人士在中国使用的国际版健康码依然是人们在中国日常出行、生活的身份证明。对数据化、档案化背后的市场主体与行政权力进行合理的监管与制衡，体现了市场力量与行政权力在数字化社会的自我约束。事实上，健康码议题只是平台用户数据与隐私保护涉及的其中一个方面。不同国家与地区对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有着不同的政策边界，例如Tiktok曾在美国因违反“儿童隐私法”被处罚金，在印度因危害“国家安全”被部分政府官员要求封禁。中国数字平台需要对这些本地政策进行详细了解，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在海外扩张时面临的诉讼风险。由于中国数字平台被认为与国家权力有着密切勾连，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相关议题也关乎外界对中国国家权力边界的认知。

其次，从反垄断层面，疫情在很大程度上给互联网平台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直播网购、视频会议、网络办公进一步提高了人们通过互联网实现连接的程度，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力加速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但也在另一方面提升了互联网公司对用户数据的收集能力，加剧了互联网行业垄断。例如，在疫情期间全民居家办公的背景下，腾讯单方面封杀字节系办公产品飞书的行为就有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的嫌疑。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互联网都是政府监管的法外之地。在美国，国会在1996年通过的《电信法》第五章《通讯规范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规定，数字平台不需要对其发布的内容负责，这一豁免条款不仅导致了虚假信息的泛滥，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平台对数据的垄断。在中国，由于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初期反垄断与竞争政策在立法、司法、执法上都较为宽松，而随着数字经济尤其是规模性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垄断的法规急需得到规范，以制约少数互联网巨头的无限扩张。当前，中美都开始了对互联网平台的规制与整改，在美国互联网巨头脸书和谷歌遭遇新一轮反垄断诉讼之际，以蚂蚁金服Ipo被叫停为起点的中国互联网平台整改也正在进行之中。在数字平台的影响力加速深入人们日常生活、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后疫情时代，无论在哪个国家，数字平台的信息聚合效应都可能意味着对数字时代传播渠道的垄断。对内而言，这可能导致流量至上的资本逻辑高于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属性，少数互联网巨头企业凌驾于国家行政权力之上；对全球传播而言，用户、数据、信息聚合于个别数字平台可能最终导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文化霸权。因此，笔者认为，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将成为今后关于互联网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最后，结合前文可知，当前的互联网市场依然主要把控在美国少数互联网数字平台手中。为了反抗美国在数字时代的信息垄断与文化霸权，提高中国数字平台在后疫情时代的话语权与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中的可见性，未来中国数字平台的全球化发展应当在推进隐私与数据保护的基础上，加快与当地社群、受众的融合。有学者认为，中国数字平台应当配备在本土具有丰富经验的管理和法务团队，同时不断提高平台的本土服务与经营能力。例如，在新冠疫情依然肆虐全球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当下，中国数字平台可以参考Tiktok在印度与印度尼西亚面临负面内容推送争议后在当地积极推进教育项目与环保项目的行为，关注不同国家民众的线下生活，通过提高平台在有限区域内的垂直属性和社区服务功能来提升平台的全球本土化运作能力。有学者发现，随着疫情的蔓延，欧美主流媒体开始回归凝聚社区共识的“小镇公告员”的角色，用事实核查为受众提供疫情的真实情况。

此外，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与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平权运动，在某些地区甚至导致了暴力冲突，未来的媒体需要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提供发声与参与公共讨论的机会。后疫情时代，随着远程办公技术的成熟，未来的新闻媒体会提高对不同社区群体的嵌入，搭建不同的地方网络，例如美国早在疫情爆发前就兴起的“补丁新闻网”（Patch News）已经覆盖了美国1200多个社区，为受众提供具有权威性的专业新闻的同时，提高少数族裔群体的新闻可见性。面对这一趋势，中国数字平台可以通过加强与地方新闻媒体之间的合作，为其提供搭建地方关系网络所需要的平台与技术支持，进而提高平台的社区服务能力与本土化运作能力，同时推动改善包括亚裔在内的少数族裔群体在新闻与媒体呈现中的缺位、刻板印象等问题，超越地缘政治可能带来的意识形态偏见，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五、结语

本文参考欧洲平台化理论研究中形成的生活实践、数字基础设施、治理等三重维度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次探讨、分析以网络媒介为中介的全球社会交往新模式以及以算法、平台为核心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与治理体系。首先，短视频社交重构了数字时代的社交与连接方式。中国相关主题的“网红”通过短视频与社交媒体等国际数字平台为受众创建了一个更具有心理接近性的交往情境，适应了疫情影响下人们主要通过网络进行交往、互动的数字连接方式，是数字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一种新策略。其次，社交媒体中介化的社会交往、互动的背后，都是每个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的网络社交结构。疫情期间，推特等美国互联网平台通过决定信息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影响了信息拟态环境的建构与国际媒体公众议程的设置，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信息传播秩序中受到不平等对待，一定程度上维护、延续了美国在传统媒体时代的文化霸权。最后，对中国的数字平台而言，其发展、治理逻辑与中国国家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息息相关。

本文认为，可以从数据与隐私保护、反垄断、全球本土化服务能力等三个方面，探讨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平台治理策略，建构一种服务于全球传播现实与中国特色的全球传播理论。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只是结合过往文献研究分析、展望了数字平台对中国对外传播的意义与影响，缺乏对单个微平台的个案分析。例如，本文并没有考察不同平台算法的运行机制、运行界面以及平台所处的特定文化、历史语境，因而无法深入考察单个微平台系统所塑造的关于“中国”的拟态环境有何不同、有无特定倾向。而这也是未来相关平台化研究可以继续探讨的课题，即通过研究特定语境中的单个数字平台的发展、进化史，以一种整合性框架来探索数字平台如何在发展中与当地的、全球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勾连，平台化如何成为各方力量围绕平台展开的一组不断连接、协商、断裂的动态关系。

（本文原刊于2021年第5期，已略去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