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创号首篇《做喧嚣时代的“阅读家”》一文中，我们提到——人类的阅读史，起源于原始人时代围着篝火讲故事。所以，最早成为中国远古人类的领袖的，是两种人——一种是体格健壮，靠武力征服别人的“暴力狂”，另一种就一定是口才了得，靠故事蛊惑人心的“巫师”。这两种人在那个刀耕火种的时代，都是稀缺人力资源。
“巫师”其实就是早期的领导秘书，也就是最早的文官。后来，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发现，治国越来越困难——比如，洧水河发大水了，当地人受难了，你得找“老大哥”黄帝解决呀，那怎么传递这个信息呢？找个人跑过去口口相传，很可能到了黄帝那里，这个传口信的人就说成洧水河地震了。所以，黄帝便让自己的秘书仓颉去造字，成为第一个开始思考建立“文官制度”的领袖。
所以出于政治的需要，文字就被发明了，而文字的诞生，又孕育了“文官制度”的诞生。由此数千年来，中国就形成了一个依靠文官治国的国家体制。而文官治国的主要工具就是公文，到了明清以来，这种工具又被进一步明确为“八股文”。
提起“八股文”，很多人嗤之以鼻——因为从我们小时候读校园教科书开始，我们就被灌输了“八股文”就是戕害青年的封建流毒。不过，如果真的要细究，其实“八股文”是维系王朝国家机器的核心工具。比如，在明朝万历年间，皇帝一天要批阅20-30份公文。这些公文一般都写在一张长长的纸上，由左向右折为四叶、八叶或者十二叶，这样的公文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做“折”。明朝的公文种类很多，式样、字体大小、每叶字数以及行文口气等都具有一套严格的规范。与此同时，公文的报送也有一套严格的规范。正因为公文系统的完善，才让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国家机器依然正常运转。
时至今日，国家的运转依然离不开公文。不过，不少人对公文的印象并不佳——他们认为公文就是“党八股”或者是永远说“正确的废话”的无聊文字。其实，这样的态度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一是没见过真正的好公文；二是写不来好的公文。
古往今来，其实许多大家都是写公文的好手。比如苏东坡精通策、策论、书、表、状、论、奏议、敕、启等多种公文游刃有余；比如诸葛亮，看人家亮哥写的《出师表》采取“总论——分论——总论”的结构，并以举例论证、事实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演绎论证等方法，既严肃工整，又富含治国思想，当然还有最深刻的一点——这篇严肃的公文，却富含情怀——这才是写公文的最高境界；还有清朝名臣张廷玉，皇帝每次把他喊到御书房，皇帝口授大意，张廷玉跪在地上起草公文，皇帝说完片刻，公文就写好了，这就是文字秘书的最高境界呀。以文辅政，这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精髓。
那么，怎样写好公文呢？
熙早就推荐大家看一看谢亦森写的《大手笔是怎样炼成的——资深老秘书的公文写作秘笈》，这套书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作者谢亦森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省总工会主席，这位副省级干部便是文字秘书出身，通晓各类公文写作。读过这套书后，就会发现写公文真的是一门技术活。
第一，公文是有章法的。很多人认为公文文稿无非就是“东抄抄、西拼凑”，合成了就是一篇文稿了。当前，党政机关的行政公文中有报告、通知、请示等，各类文种有章法有讲究，而且连公文的字号、字体、页面行间距都作了非常细的规定。这些章法，是为了保持公文的庄重以及权威。
第二，公文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领导文稿、行政公文的作用是推动工作，解决问题。所以，公文文稿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工作指导性。相比于象牙塔中的学者们做的学术研究，党政公文文稿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三，公文是建立在对国情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在党政系统，撰写公文是一种基于实践的思考。身居公务员系统的人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极其重视调查研究的，对于从事政策研究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跑基层、跑农村是家常便饭，他们对国情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而所有的公文写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这些年来，听过不少学术大家和大学教授的课和演讲，总的感觉——不少教授、学术从业者都缺乏调研，缺乏对国情的深刻认识，不少研究空洞无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