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上午，广东省实验室（第三批）建设启动。以培育创建国家实验室、打造国家实验室“预备队”为目标的省实验室目前已达到10家。其中，广州牵头或参与建设的有再生医学与健康、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共4家省实验室。

同样在上周，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广州召开，14位两院院士出席会议，审议了实验室首批6个重大专项。实验室于今年1月正式揭牌，目前已有16个院士团队和31个核心团队加盟，集聚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50多个单位参与建设，科研人员超过700人。

科技创新不是个新话题，却需要无止境的探索。以务实和低调为本的广州，开始大手笔投入看似“无用”的科学，并形成了广州科创的新气象。

“广州正在谋划中科院珠三角大科学研究中心建设，打造珠三角大科学装置‘指挥中心’。”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王桂林在做客“羊城学堂”时表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广州将聚焦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两大关键点。

抓住原始创新能力，也就抓住了新一轮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节点。由大院大所大装置主导的科学力量，更多地承担了“引领者”甚至是“颠覆者”的重任。

科学力量的崛起，正是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参与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担当，也是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的底气所在。

开垦科研处女地

在采访的众多科研工作者看来，广州的科研史正式拉开是在一个甲子之前。上世纪50年代，尽管以中山大学为首的高校建立了一些研究机构，但由于科研资源整体缺乏且多以农林研究为主，广州在中国现代科研版图上，尚是一片“处女地”。

时至1955年，第二机械工业部旗下的一支科研力量来到了广州，并建立了一家中央单位直属的研究所——亚热带电信器材研究所。 后经部委调整，该研究所于1982年改为电子工业部“第五研究所”，并沿用至今，即如今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中国赛宝实验室）（下称“五所”）。 “五所之所以来到广州，是因为看中了岭南的气候环境条件。”该所所长陈立辉介绍，作为中国第一个专业从事质量可靠性研究与服务的研究所，五所需要在特殊气候条件下做环境试验。从该所早年的名称“亚热带电信器材研究所”，即可见一斑。 上世纪中叶，匈牙利和苏联生产的设备，在越南使用时经常出现故障。这是由于装备的使用寿命与环境条件有密切关系。中国出于国防工业的考虑，需要在与越南气候环境接近的城市，开展器械质量的可靠性研究。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基础条件相对优越，当仁不让地成为了院所选址地。 与五所相伴而来的兄弟单位，是成立于1958年的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七研究所。作为部属移动通信专业研究所，这里主要从事移动通信系统与设备研制生产、通信网络规划等工作。后来，其更名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简称“七所”）。1996年，七所研制出中国首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GSM手机。

上世纪50年代，羊城大地正等待着拂晓划破现代化科学事业的漫长“夜空”。如果说五所、七所是黎明之前的启明星，1958年中科院广州分院的建成，则是让广州科研迎来了晨曦。

当时为了平衡全国的科研布局，国家在顶层规划层面，选南方重点城市广州设立了一批科研院所。“中科院系的布局与地方需求有关。”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吴创之表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于东北发达的工业和京沪地区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广州的优势在于气候条件和以农业为主的产业基础。

创建于1929年的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植物学研究机构之一。该研究所于1954年纳入中科院广州分院，并易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浪潮涤荡广州之后，中科院广州分院的矩阵科研院所逐渐开始增多，种类也由过去的单一的环境生态领域转向多元。

例如，1978年成立了广州能源研究所、1987年成立了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2006年成立了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等。已建成或在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有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大亚湾中微子探测实验项目、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和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项目等。

研究领域（或方向）也从环境与生物、热带亚热带植物、华南生态建设、扩展到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先进制造与技术集成、信息工程与技术，新材料，深海科学与工程技术等。

半个世纪以来，科研院所与科研工作者勉励相伴，共同在广州这座古老而年轻的都市成长。据中科院调查统计，截至2019年1月，中科院院属单位落地广东省的机构或建设项目共计86个，其中机构/项目落地广州的有23个，属全省最多。“中科院系”已然形成蔚然之势。

与此同时，广州还在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带动重大创新，通过各种不同的产学研合作方式与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共同支持建设了一批重大创新平台。经过多年的发展，广州的科研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并逐步形成了多种类型、各具特色的新型研发机构。

除了以“中科院系”为代表的基础研究型研发机构、产业技术创新型研发机构，广州还引进或培育了以清华珠三角研究院为代表的企业孵化型研发机构；以广东省新一代通信与网络创新研究院为代表的新型高端研发机构；以聚华印刷显示技术研究院为代表的新型技术研发公共开放平台。

2018年，广州市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总数达到50家，增量与总量均居全省第一。目前，广州已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02个、孵化企业达570家，成果转化及技术服务收入合计超过146亿元。

勇闯科学无人区

免疫细胞治疗是继手术、放疗和化疗之后的第四种癌症疗法，也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彻底清除癌细胞的前沿治疗方式。

今年，广东香雪精准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香雪精准”）研发的新型抗癌药品获得国内首个TCR-T新药临床试验许可。这一由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香雪精准总裁李懿博士率团队研发的名为“TAEST16001注射液”的抗癌新药，基于前沿免疫细胞治疗技术——第三代TCR-T，对癌细胞的打击更高效精准。

“近年来，研究院与金域医学、香雪制药、广药集团开展广泛合作，针对这些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科技瓶颈问题，开展技术攻关，取得了不少突破。”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党委副书记侯红明表示。

李懿博士介绍，TCR-T免疫细胞治疗有更多的靶点种类数量，从而能在治疗中选择特异性好、识别度高、安全性强的靶点开展针对性治疗，让恶性肿瘤的精准治疗成为可能。

除了科研院所外，广州还有包括“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冷泉生态系统等在内的大科学装置，引领着先进制造、海洋工程、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攻关。

坐落在中山大学东校区的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凭借“天河二号”实现了对南海地区的海洋环境、海洋生态，包括航线周围微环境进行“数字南海”建模。去年，“天河二号”利用海陆气耦合模型，成功预测了台风“山竹”登陆位置，误差范围比传统办法测出的结果减小了将近40公里。

去年至今，一系列大院、大所、大装置正在源源不断往南沙集聚，这种势头随着广州与中国科学院在5月份签署共建南沙科学城、广州明珠科学园，更趋明显。可以预见，未来这些大院、大所、大装置的科研实力，将从广州出发，向粤港澳大湾区辐射，进而带动大湾区开展尖端技术攻坚。

突破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位于广州南沙南端的龙穴岛上，造船厂内一片繁忙。不少海上“巨无霸”就从这里诞生，驶向世界各地。鲜为人知的是，这里应用的船体分段吊装三维仿真系统技术来自一水之隔的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

“造船厂内船体巨大，如何将船体吊装组块是一个难题。”工研院院长助理肖颖杰介绍，该套系统由工研院和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合作完成，可极大地提高船体组块吊装方案的设计效率，提高船体拼装作业的可靠性和效率，同时为工人的培训提供演练条件。

“工研院发力点在于工业产业的应用研发和成果的转移转化，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后端，是最接近产业的一块。”工研院有关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在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进行创新。”

“最后一公里”并不意味着水到渠成，相反，只有最直观、最显著的成效才具有说服力。“产业科学研究是‘硬碰硬’。”上述负责人表示，源头创新需要时间的考验，而在产业端创新需要“立马见效”。“比如说给企业带来了成本的下降、技术的提升、利润的提升等，都是要看看实实在在的成果。”

最典型的例子是珠三角纺织印染产业的转型升级。

纺织印染是珠三角传统优势产业，同时也是劳动力密集型的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三高”产业。如何通过智能化手段改造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是当前整个产业关注的焦点。在解决矛盾过程当中，科研院所充当了重要角色。

互太（番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下称“互太”）是珠三角大型纺织印染企业，国内针织印染领域龙头企业，年产值50亿元左右。广州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下称“广州沈自所”）自2012年与互太建立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目前已经建成年产量8万吨的针织印染智能化生产线，能源利用率提高10%，企业人员数量从7000余人降低到4000余人，职工人均产值突破100万元。

“目前已服务的企业包括互太、溢达、际华三五四二、丝丽雅等几十家行业龙头企业、装备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同时技术和产品出口到越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广州沈自所于广平博士介绍道。

除了以技术助推企业转型升级以外，可靠性检测、质量认证等高端服务也是科研院所服务珠三角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百姓关心的产品的好坏、质量是否有保证，在我们行内称为通用质量特性和专用质量特性。国家通过认证手段保证产品符合要求以及性价比的提升，这就需要有机构来提供这样的服务。”陈立辉说。 出于军工建设的保密性，五所一开始选址在被农田包围的东莞庄路一带。1979年，五所将"认证"概念引入我国，80年代，代表中国加入IECQ，成为我国最早的认证机构，至此，为广大企业打开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大门，雄厚的科研技术服务能力吸引了众多珠三角家电龙头企业慕名前来。 “ISO9000质量认证的概念就是我们引进的。”陈立辉回忆，在珠三角早期家电巨头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在可靠性试验、质量保证方面，五所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华为早期的产品都在这里做实验，甚至他们早期的技术骨干也有不少是五所的成员。今天，格力、美的、康佳……几乎所有能在珠三角叫得出名字的家电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 在珠三角家电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当中，五所承担的不仅仅是科研院所的职能。在上世纪90年代，其还一度承担了部分政府职能。 “比如说在彩电行业，当时五所就承担了生产许可证审核职能。”陈立辉介绍，在生产过程中，五所会对产品的质量、材料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已经超越了单纯技术方面的指导合作，还有行业督导职能。” 珠三角家电制造企业的发展也给五所带来了巨大的成长空间。目前，五所已发展成为面向工业领域2万多家企业提供质量可靠性技术服务的专业机构，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工业医院”。五所基础研究目的都是为了工程实践、用于产业、用于解决产业的实际问题。“在质量可靠性领域，五所具有领先的行业地位，在支撑政府和服务行业中，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下硬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和产业优势，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建设开放互通、布局合理的区域创新体系。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队科研院所如何科学“破壁”让资源要素在大湾区流动起来？在大院大所大格局下，大湾区既是人才“蓄水池”，也是要素流动地。世界科技成果汇聚在广州、转化在广州，更多先进科技产业项目则走出广州，辐射大湾区。

纵观科研院所版图，以省级“大院、大所、大装置”为领头羊的科研院所，正瞄准国际科技前沿，通过一系列的布局增强大湾区的基础研究能力，促进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

如今中科院正在积极参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约132亿元资金已经或即将“聚集”到广东，建设多个大科学装置。

“加速构建世界一流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将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下‘硬基础’。”中科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陈广浩告诉记者。

去年11月18日，中科院与广东省签署了《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合作协议》，同时签署共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创新平台等重大项目协议12项。未来双方将共建珠三角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共建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共建高水平科研机构。

据了解，中科院香港创新研究院的建设已正式启动。该院将根据香港法律在港注册为非营利机构，中科院和香港特区政府将为在港机构建设提供启动和运行经费支持。目前，双方已明确，将依托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和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建设“再生医学与健康创新中心”和“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并先期入驻香港科学园。

在吴创之看来，广州是广东地区科研的枢纽，而科学院是支撑科学研发最顶端的力量。随着“中科院系”科研矩阵的布局，一系列智慧资源正“移植”广州，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在建的研究院、大科学装置，到优势科研队伍集聚，“平台”与“人才”这两个关键要素正汇集于此。

智慧资源的集聚，带来的是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在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院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中心，双臂机器人、人机交互设备等机械设备随处可见。不久，这些正在研发的智能装备就会去到珠三角的企业，帮助企业节省人力成本。

为了解决珠三角制造业核心痛点难题，工研院很多研究员走遍了东莞中山佛山制造业企业，了解企业产业需求，研究如何通过科技来助力企业降低成本。工研院还通过成立基金的方式扶持创新技术的发展。例如，在新能源汽车电池方面，工研院成立了基金，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企业投资。

“和从事科学研究不一样的是，工研院更接近本地产业和企业，但是产业研究和技术没有固定套路，没有可复制的经验，需要一步步探索，真正贴近本地产业需求去实现创新。”上述工研院负责人说，在产业链上选择某些核心要素做研究和探索，将技术成果产业化，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三链融合，才能进一步促进创新资源流动，加速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在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的南沙分中心，一条双链路高速光纤专线自番禺徐徐延伸至南沙，南沙分中心作为对接窗口，让“天河二号”的超强计算资源离世界更近。

技术成果广泛应用于研发机构、高校及企业的广州超算南沙分中心，不仅持续为珠三角地区现有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提供助力，还成为广州超算中心面向港澳提供超算及数据服务的主窗口。

去年，粤港澳超算联盟正式成立。它将更好地发挥“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的创新驱动作用，推动三地共同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携手打造“粤港澳超算资源共享圈”。

“纵观世界一流湾区，都有超算的布局。”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主任卢宇彤说，“粤港澳大湾区现在要做国际科创中心，基础性的研究设施是不可或缺的。成果产出则需要依赖大量的数据处理、模拟计算。大科学装置和超算要互联互通。”

资源与要素不断“破壁”之下，国家队科研院所科研实力正不断向大湾区辐射。在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研究所共建的骨关节肌肉联合研究中心是研究院实验室与香港共建的多个合作平台之一。

侯红明说：“我们希望培育以干细胞为基础的再生医学的相关产业，因此实验室服务的不止开发区，面向的是大湾区。双方力量共同做起来，让再生医学在大湾区里生长。”

广州大院大所大装置发展脉络

1955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当时机构名为“亚热带电信器材研究所”。

1956年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筹建。

1958年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成立。

1961年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与武汉分院合并为中南分院。

1968年

中国科学院

中南分院撤销。

1978年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恢复；“亚热带电信器材研究所”划归电子工业部，定位第五研究所，承担国家电子装备质量可靠性分析研究。

1979年

第五研究所开始全国最早的元器件认证工作。

1998年

第五研究所划归信息产业部管辖。

2005年

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由广州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创办。

2008年

第五研究所划归工业和信息化部管辖，并延续至今。

2011年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分所、先进技术研究院成立。

2013年

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成立，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大学和中山大学共同建设。

2016年

广州大院大所大装置发展脉络

广州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成立。

■专访

专访中科院广州分院院长吴创之：

将在广州部署5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随着南沙科学城的建设规划起步，广州的前沿科学研究释放了一个“大招”。广州科创，如今正通过“三城、一区、十三节点”串珠成链支撑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

作为我国最高学术机构和战略科技力量，长期以来，中科院在广州进行了广泛布局。中科院南海海洋所、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所、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等一批“中科院系”知名研究机构的落户，在多个领域引导着广州市科技水平迈向高端。广州也成为了“中科院系矩阵”在华南布局最为集中的地区。

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中科院将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阶段，广州又将以何种姿态参与其中，并贡献科研力量？南方日报针对这些问题专访了中科院广州分院院长吴创之。他提出，基础研究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中科院将助力广州打造前沿科学基础研究基地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载体。

广州“中科院系”实力尚待加强

记者：相比全国其他城市的“中科院系”，广州地区的这些科研院所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吴创之：中科院在全国各地设立的研究所大致可分为四类：国防高技术类，从事国防技术和重大工程技术研究的研究所，例如光机所、电子所等；生态环境类，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的研究所，例如地理所、沙漠所等；生命科学类，从事生物技术和生命健康方面研究的研究所，例如动物所、遗传所、上海生科院等；基础学科类，从事前沿基础研究的研究所，例如数学所、物理所等。就全国范围而言，中科院在各地的部署是有侧重的，主要根据当地的科研基础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定。

中科院起初在广州布局的研究所偏重于资源环境领域，这与广州地区的自然禀赋和先天条件有关。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州地区的“中科院系”建立时间较长，但与国内其他重要的城市比较，原有的研究所体量小，数量也并不算集中，整体实力比较弱。

评判一个地区科研机构的整体实力，需要考虑几个方面：人才队伍的规模、承担国家任务的能力、为地方发展提供的支撑作用等。现在，中科院广州分院管辖的广东地区8个成建制的科研院所，其中广州7家，深圳1家，总人数约为4000人。作为对比，东北地区一个大的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能达到2000人以上。因此，可以说广州目前“中科院系”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记者：在广州科研的大发展时期，“中科院系”科研机构如何将中科院的智慧资源“移植”到广州？

吴创之：这种“移植”包括人才、项目的引进，平台建设，学术交流，制度创新等等。以制度创新为例，中科院在与地方共建时，会尝试超越地方的传统模式，参考国际先进的做法，创新研究机构的体制机制。例如，在国家编制紧缺的情况下，我们采用“任务聘用”的方式招揽人才。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是由中科院与广东省、广州市三方共建研究机构，为了适应国际人才招聘和管理需要，该单位长期以来采取按项目或任务的需求招人，而不是按照国家核定编制规模招人。该研究院与人才签订合同，如果项目做得出色，人才还可以继续留下做下一个项目；任务完成得不好，就不再续聘。简言之，就是“铁打的研究机构，流水的科研人员”。而且，该研究院的工资体系也与传统的研究院所存在差异。这种模式就是与国际接轨、与市场接轨的创新管理体制。

希望在广州建设全省大科学装置的统筹中心

记者：下一步，中科院在广州的科研规划是怎样的？

吴创之：随着国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中科院在广州的新一轮布局也全面启动。目前中科院在广州计划部署重大基础设施5个。

中科院南海生态环境工程创新研究院牵头建设的冷泉装置，已经通过中科院两轮答辩遴选，被中科院列入了“十四五”支持计划，预研项目的基本建设方案已经确定，4月份已开展两轮专家研讨会，并于5月28日进行了中咨公司论证。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牵头建设的人类细胞谱系装置，已由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委托中咨公司组织完成了“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设施”预研项目的专家评审会，并安排下达了该项目前期工作费用。

中科院南海所牵头建设的新型地球物理综合科学考察船，已于2018年11月16日开工，总投资5.175亿元，预计2021年投入使用，它将填补我国中型地球物理综合科学考察船的空白。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规划建设的面向深远海的大型水下智能无人系统，目前合作协议和合作平台建设方案送审稿已提交广州市政府审批。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牵头建设的动态宽域飞行器试验装置，被中科院列入了“十四五”支持计划，计划在广州市南沙区规划建设，已在广州市南沙区开展多次考察研讨，目前正在起草修改合作协议。

此外，对于全省10个大科学装置的运营、管理、调度，科学院希望在广州建设一个统筹中心。可以预见，未来广东省基础研究的基地、核心载体就在广州。

记者：那么在共建广东省实验室和共建高水平研究院方面，中科院有何举措？

吴创之：围绕广东建设省实验室的总体部署，中科院组织相关单位积极参与，深度参与了广州市再生医学与健康、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等省实验室的建设。

再生医学与健康省实验室的基础研究与国际合作部，已启动第二批自设科研项目的申报工作，医疗器械部和产业创新部完成了首批项目协议签署及场地入驻事宜。目前，该省实验室正计划与西班牙CRG、香港中文大学等单位建立联合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工作机制。

在共建高水平研究院方面，例如，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已在广州开发区完成研究院独立发起的地方事业法人注册，将推动形成国内领先并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太赫兹科学技术创新平台。中国科学院西光所布局建设的广东硬科技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布局建设的广东省大湾区集成电路与系统应用研究院，两个项目均已正式签约落地。还有，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规划建设的广东智能无人系统研究院，建设方案已经送审。

记者：广州的科学研究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提升？

吴创之：广州基础研究的最大短板在于投入不足，体制机制的活力未能有效释放。这个“活力”包括很多。例如根据市场运行原则，引入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通过新平台、新模式，去“激活”原来旧体系。

如今，没有科学技术的城市产业升级难以进行，城市的“档次”是上不去的。广州要重视科研就要创造环境，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程。广州现在尚处于起步阶段，例如引进大装置。这些都是相对容易做的东西，通过加大投资就能取得成果。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培养一种氛围：对人才的尊重、对科学的重视。

广州要发展科研，不能先看成果，再定义人才。现阶段，广州的引才政策很多是为了社会产业的发展。但科研人员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给予空间。我们要提倡一种观念：要通过引进人才培育产业，而不是仅仅根据产业需要引进人才。政府要形成一种意识：人才在，产业早晚会形成，有人才集聚而形成的产业，才是真正有底子、有前途的产业。南方日报记者 李鹏程

■记者观察

无用之用 方为大用

粤港澳大湾区能否比肩国际一流湾区，关键在创新。

《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选择“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的特定区域，携手香港和澳门，共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被称为“国家队”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到底是什么？

目前学术界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还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义。但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并非新生事物，美国的橡树岭、英国的卢瑟福·阿普尔顿等国家实验室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科学研究中心。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区域内高度集聚基础研究平台，主要从事基础和应用研究，并开展跨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攻克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科学难题，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而从已确定的合肥、上海、北京三座城市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来看，不仅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也就是国家级实验室、大科学装置，还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和研究型大学，在此基础上更能汇聚一批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和一流研究团队，最终开展多学科交叉前沿研究。

简单来说，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包括四大核心要素：大科学装置集群、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顶级科研院所、顶级企业研发中心。可以简称大院、大所、大装置，其重点就是要加强基础研究，瞄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专注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强化战略科技力量。

当前广州提出，要打通“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生态优化”创新发展的全链条。那么，基础科学重要吗？

科学发现既不像产业发展那样有明确的目的性及可能获取高额市场回报，其所产出的新知识、新原理、新定律也不像技术发明所产生的新产品、新方法、新技术、新材料那样具有实用价值。

但技术发明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的源头和根基，就是基础研究所产出的新知识、新原理、新定律。

没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没有今天的载人航天；没有巴斯德，就不会有今天的疫苗；如果没有电磁理论，就没有今天的电和无线通信。

纵观全球其他三大湾区，在纽约湾区的冷泉港实验室曾诞生过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的圣地”“分子生物学的摇篮”和“计算生物学的发源地”，曾名列世界影响最大的研究学院榜首。

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成立于1971年，集成了八个大科学装机群，对提升日本在国际上的科技竞争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日本利用西方科技振兴本国经济立下汗马功劳。

“基础研究是科技之本，没有好的基础研究，一定不会有杰出的技术创新。”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说，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日本、以色列，世界上所有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都非常强；反过来看，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基础研究很好、技术创新很差。“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来说，基础研究相当于地基；如果没有厚实的地基，是盖不出高楼大厦的；即使勉强盖起来了，也一定是海市蜃楼。”

然而，作为创新大省的广东，基础科学在全国的地位并不突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的大科学装置22个，国家“十三五”规划新建大科学装置16个。其中合肥依托中国科技大学有8个，北京有7个，上海有5个。合肥、北京和上海三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城市，其大科学装置总数占全国的50%强。而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有116家，上海有44家，广东省内仅有26家。

事实上，一座城市所拥有的大院大所大装置数量，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体现科技创新水平的指标，它更是一种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这些创新要素，可以变成一座城市的高端“智囊团”、广泛“朋友圈”，甚至是得力“同盟军”。

以散裂中子源项目为例，英国的牛津郡因为散裂中子源落户，迅速吸引了大批世界顶尖科研人才和大量的国际投资，带动物质科学、微电子、新材料、计算机产业、生物科技产业等成为该地区的主导产业和发展主要驱动力，一举成为欧洲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

广东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也在致力于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已经完成并规划多个国家级大科学装置项目。去年位于东莞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已经正式投入运行，江门中微子试验站、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和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等大科学装置也都在加速建设，还包括筹建中的南方光源（同步辐射光源）、冷泉生态系统观测与模拟装置等。一批大科学装置正在大湾区布局，会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核心承载区。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曾说，创新不要舍不得，哪怕没有结果、哪怕失败也要坚持，因为即使失败也是有信息的。

无论是广东省政府2019年“一号文”发布“科创12条”、省实验室建设为全省集聚了200余位院士和100多个高水平人才团队、省市主官密集会见国内外院士和科学家，抑或是在未来论坛·深圳技术峰会上大谈基础研究的企业家马化腾，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几乎如出一辙，深刻体认到基础科研的价值，给出了加强基础科研的有力信号。

策划：南方网全媒体记者 陈思勤 李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