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简而言之,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门学科,它有两个显性前提和两个隐性假设。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获得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别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得到回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大家都知道“只有付出才能得到”,在得到之前需要付出。
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上进是可耻的——道德上的愚蠢和有害。因为满足而停止尝试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取的。除非你想做更多的工作,否则休息是不体面的。
换句话说,工作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是高尚的、鼓舞人心的活动。戒律的内容如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不劳而获或不想要的)好处,你也要继续工作。工作是正义,不工作是罪恶。
一个隐含的假设是绝大多数人是有劳动能力的,他们可以通过劳动获得相应的回报来维持生活。没有这个假设,上面的戒律和前提看起来就像空中的城堡。人们得到的是对他们过去工作的奖励和他们继续工作的意愿。工作的人类是一种常态,不工作才是不正常。大部分人都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和那些有能力却因为各种原因不工作的人分享利益和好处,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另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只有被认可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支付报酬和交易的工作——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可。简单来说,这是对我们“现代性”社会中工作伦理的历史形态的总结。
每当有人谈论道德时,你应该意识到,肯定有一些人对他人的行为不满,希望他们能够改进。在谈论工作道德的时候尤其如此。
在工业化初期,工作伦理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随后它以各种形式贯穿了现代化的曲折进程,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的号角(或借口),不择手段地帮助他们摆脱当时盛行的陋习:大多数人不愿被工厂雇佣,拒绝服从工头、钟表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这种坏习惯被视为建设美好新世界的最大障碍。
伦理是为对抗这些危险和病态的恶习而生的,它意在将这些恶习连根拔起并彻底摧毁。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人的需求是固定的,不急于追求更多。一旦这些既定的需求得到满足,“循规蹈矩”的劳动者就完全失去了继续工作的动力,也没有了赚更多钱的意愿。
世界上有那么多有趣体面的事,是钱买不到的。没日没夜的努力赚钱只会错过他们。这种体面生活的门槛设得很低。人一旦到了,就失去了继续攀登的动力。无论如何,这是深感问题严重性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渴望改善世界的传教士所描绘的图景。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在历史叙事书中,记载了现代理性主义先驱们发起的英勇战争。最终打败了不理智、无知、不可原谅、不肯上进的老百姓。据记载,这场战争终于让盲人重见光明,让无知者重获智慧。人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应该向往更好的生活,一些新的更好的东西,他们渴望改善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或者至少迫使传统顽固派表现出这种欲望。
然而,真实的故事恰恰与早期企业家对工人低效无能的抱怨相反,也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后来认为的历史真相。
工厂制度的诞生实际上瓦解了工匠与职业的亲密关系,而这正是工作伦理所追求的。
被记录为工作伦理概念的引入(或“绩效原则”的实践)的道德改革运动,实际上只是试图在新的环境中恢复人们在工业化之前普遍拥有的工作态度,但正是这种新的环境使人们的工作态度失去了意义。
这场道德改革运动旨在工厂老板控制的纪律下,重塑敬业奉献的工作态度,以及工厂内部的艺术表现。而这些追求,在过去工匠们主管自己的工作时,自然就表现出来了。
激励人们去工作-纪律激励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抱怨说:“我们在工人阶级中徒劳地寻求自尊,这会驱使他们选择用出色的工作来回报高薪,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单方面的善意得到的回报是尽可能的懒惰。”
他感叹,过去的工匠这么快就变成了工人,只剩下了计算成本效益的冷漠,前工业时代的工匠本能这么快就消亡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市场理性腐蚀了工人的奉献精神,而对工作伦理的呼吁掩盖了过去驱使工人远离市场理性的力量。
在工作伦理的幌子下,演化出一种纪律伦理:不在乎尊严或荣誉,不在乎感情或目的——只要努力工作,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哪怕你根本看不到努力的意义。
过去,劳动者通过设定自己的目标和控制自己的过程来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而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别人设定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
在这种变化下,如何驱动劳动者利用自己的技能完成这些无意义的任务,才是现代化先行者面临的现实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加思考地盲从,剥夺他们改进工作的自豪感。
正如沃纳·桑巴特所说,新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像复杂机器中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运转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对抗人的无用“部分”——利益和野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干扰了生产所需的有用“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放弃。
1806年,一位匿名的针织品商人披着“工作伦理”的外衣,为其目标群体生动地描述了这种道德说教的真正意义:
我发现人们极其厌恶任何有规律的安排...他们很不满意,因为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进出,随心所欲地享受假期,不按惯例行事,下班后还会被其他工人监视。这让他们讨厌整个系统,我不得不打破它。
就目的而言,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了名字,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权力斗争。以高尚的道德为名,强迫劳动者接受一种既不高尚也不符合其道德标准的生活。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是将人们所做的事情与他们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分开,将工作本身与任何实际的、可以理解的目的分开。如果完全贯彻并被生活的逻辑所吸收,工作伦理将取代所有其他人类活动,如反思、评价、选择和目标设定,并使它们成为一种过程形式,甚至这个过程的节奏不再由人们自己决定。难怪有人批评新兴的现代性,说是披着保护人类价值的外衣,其实是在鼓励懒惰。
工作伦理一旦实施,也就把生产活动和人的需求分开了。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不是“需要做什么”。它使满足人的需要与生产活动的逻辑无关,更重要的是与生产活动的限度无关。这就形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悖论:“为增长而增长”。
...引进机械和大规模组织的后果是工人受制于麻木机械的管理程序。早期的一些生产工艺让工人在工作中展现个性,甚至实现一些天才的概念,给工匠们带来了快乐...《1799年伯明翰暴动的真实记录》的作者解释说,工人们参加暴动是因为他们“被教导要不假思索地行动”。
这对夫妇(J.L .和芭芭拉·哈蒙兹)尖锐地指出:
...上层阶级希望工人只有奴隶的价值。劳动者要勤奋敬业,从不考虑自己,只忠于主人,依附于主人。他们应该认识到,他们在国民经济中最合适的地位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的地位。我们平时推崇的人性美德,到了奴隶身上就变成了罪恶。
在劝说人们和平地、不加思考地服从机械化工厂的无情工作中,有一种奇怪的混合体:本质上属于前工业时代,反现代的奴隶经济心态中夹杂着一种大胆的新思想。
后者认为,一旦打破传统束缚,随着人们创造力的发展和对自然的控制,一个美丽、神奇、丰富的世界就会呈现在人们面前。
正如沃尔夫·莱布尼茨(Wolff Leibniz)所指出的,自17世纪末以来,当人们谈论“自然”(造物主塑造的一切事物,即那些未经人类理性和技能雕琢的现存事物)时,总是充满了令人不快的概念和隐喻。比如弗朗西斯·培根根本没有给人留下任何想象空间空:“自然应该被征服,尽可能地为人类的利益和方便服务,这远比抛弃它好得多。”
笛卡尔将理性的进步与一系列对抗自然的胜利相提并论。狄德罗号召理论家和实践家联合起来征服自然。卡尔·马克思把历史的进步定义为人类支配自然的不可阻挡的步伐。克劳德·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尽管他们的其他观点总是大相径庭。
一旦最终目标明确,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力缩短人征服自然的过程。其他标准受到质疑,逐渐式微。
在这些逐渐被抛弃的评价标准中,同情、怜悯、关怀是第一位的。对受害者的同情削弱了人的决心,让仁慈的人放慢了改变的步伐。任何阻碍或延缓人类进步的事情都是不道德的。换句话说,任何有利于征服自然这一终极目标的东西都是好的,“归根结底”是道德的,“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人类进步的。
工匠对传统权利的捍卫,穷人对工业化前合理高效的机械化工作制度的抵制,被视为大自然设置的障碍之一,意图延缓人类的进步。和其他精心设计却暴露、破坏、淘汰的招数一样,这些阻力会被无情地淘汰。
凝结了人类智慧的辉煌世界领袖(那些机器设计者和使用机器的先驱)坚信只有发明家的创造性思维才能引领人类世界的进步。
詹姆斯·沃尔特在1785年提出,所有其他的人,也就是那些为发明家的思想而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被视为等同于纯粹的机械动力...他们的理性几乎毫无用处”。
理查德·阿克莱特抱怨道:很难培养人们“放弃松散的工作习惯,投身于复杂机器一成不变的规律生产”。只有当人们照顾这些复杂的机器时,它们才能高效地运行,但这些农村人不想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在工厂里照看机器。
这种对进步的阻力经常被用来证明穷人的懒惰和强硬、严格、无情的工厂纪律的道德必要性。让穷人和“有事业心”的人工作,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也是一项道德任务。当时所有的开明思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致的,即使在其他方面并不一致。《布莱克伍德杂志》写道:“拓荒者对人的影响本身就是提高人类道德的重要一步。”爱丁堡评论尖锐地评论了正在进行的伦理改革运动:
这个善意的新计划并非来自“慈善精神”...它们标志着一种新的道德秩序的开始...在新秩序中,财产所有者将再次成为无产者的家长监护者...它不是根除贫困——这似乎很难成为目的——而是根除那些可鄙的恶习、极端贫困和身体上的痛苦。
作家兼社会活动家盖斯凯尔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富同情心、最热情、最富同情心的穷人朋友。即便如此,他认为这些可怜的朋友“在内在品质上和那些不文明的孩子没什么区别”[S2/],他们需要更成熟的人来照看他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智者达成共识:劳动者(现在或未来)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生活。像那些愚蠢任性的孩子一样,无法克制自己,无法明辨是非,更无法意识到什么更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
他们只是待加工成型的“人体原材料”。至少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他们注定是被动接受社会变革的,他们只能是目前如火如荼的理性变革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职业道德是影响深远的道德教育议程中的关键项目之一。它给思想家和行动者设定的任务,构成了后来现代化迷所谓“文明进程”的核心。
和其他正派、体面、值得称赞的道德原则一样,工作伦理既提供了建设性的愿景,也提供了革除旧习的方案。完全否定了这场伦理改革运动的目标对象原有的生活习惯、喜好和欲望。
它描绘了正确的行为模式,但更重要的是质疑所有需要道德训练的人,以及他们在没有教育或监督的情况下做了什么。他们的人品永远不可信。如果让他们为所欲为,自己做主,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努力,宁愿在污秽中打滚也不求上进,他们会把短暂的麻痹放在长期稳定的幸福上。
总之,他们愿意什么都不做,不愿意去工作。所有这些病态的、不受控制的冲动,都是新兴产业必须抵制、对抗并最终消除的“传统”的一部分。
正如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s)总结的那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工作伦理是对“这些普通工人的传统主义”的攻击。他们“想象按照一种固化的物质需求做事,这导致他们懒惰,放弃更努力、更长久的工作来增加收入”。
传统主义被“诋毁”。
诚然,“传统”对于现代新世界的勇敢开拓者来说是一个脏字。它代表了工作伦理所反对的道德上可耻和应受谴责的倾向:满足于你现在所拥有的和已经拥有的,不愿意为获得更好的生活而付出任何额外的努力(实际上是屈从于一种粗鲁、残酷、恶心和不可思议的外部制度)。
在工作伦理发起的反对前工业时代穷人“传统主义”的战争中,工作伦理表面上的对手是“无欲无求”,但真正的火力(最凶猛、最残酷)是针对准工人的逆反心理。后者认为新的工作制度让他们感到羞辱和不舒服。他们不期待也不想去了解这个系统,更不要说自愿选择了。
工作或死亡。
伦理学希望一举两得:解决工业化快速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麻烦的问题——需要为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在新体制下谋生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不是每个人都能被安排在工厂流水线上。总有一些老弱病残达不到工业用工的严格要求。
......越来越多的人一致认为,穷人是可以牺牲的,不管他们是否对自己的处境负责。如果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增加社会风险的情况下简单地摆脱它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肯定会建议这么做,政府也肯定会积极关注,只要不增加税收。
但是,没有办法“简单的摆脱贫困”,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另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解决方案。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找到了这个方案:工作(任何环境下的任何工作)是唯一体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活方式。托马斯·卡莱尔在1837年一篇关于民权运动的文章中坦率地阐述了这种“次优”策略:
如果穷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的数量将会大大减少。这是所有ratter都知道的秘密:堵住粮仓的缺口,用不断的猫喵声、警报和陷阱开关折磨它们,这些包袱就会消失,不再出现。如果允许的话,更简单的方法是使用砒霜,或者其他一些温和的方法。
在“大幅减少”贫困人口的过程中,工作伦理的贡献是无价的。毕竟工作伦理认为,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有劳动报酬支撑,就有道德优越感。
有了这样的道德原则,善意的改革者就可以宣布,社会对没有收入的人提供的援助应该符合“最低限度原则”,并认为这一原则是迈向更人道社会的重要一步。
“最小化”是指那些依靠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所享受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工人。人们希望越是不工作的穷人越是陷入赤贫,越是有工作的穷人为了最低的工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生活越有吸引力,至少不是不能忍受;这样,工作道德就得到了支持,胜利也就触手可及了。
编辑:永芳
排版:墨夷
审计:永芳
艺术家/VI:周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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