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永远的闭上了他的双眼，从西花厅匆匆赶来的邓颖超扑倒在周总理的身上，哭着说：“恩来，恩来，我来晚了……”
是的，她来晚了，没来得及见上周总理最后一面，这是属于两个人的遗憾，周总理最后一刻一定在期待着邓颖超的到来，但他没有等到，这怎能不遗憾？
邓颖超更遗憾，她天天陪周总理到深夜，谁能想到只是因为早上太过疲惫想在家中休息一会就错过了这最后一面？
她终是晚了一步，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只能付诸眼泪，但她不能哭太久，收起心中的悲痛和遗憾，她没忘记周总理弥留之际握着她的手说的话，他说：“一切都拜托你啦。”
两人相濡以沫走过半个世纪，很多话不必说，很多事都在心里，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其实已经包含了千言万语，重逾千斤。周总理知道邓颖超会懂，而邓颖超也知道周总理这是在郑重托付，她含着泪应下了。
这托付不仅包括周总理的身后事，也包括周家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很艰难的，只不过前者迫在眉睫，后者不知几何。
对于前者来说，邓颖超在周总理病逝之后就宣布了他的遗嘱：不搞特殊、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在这件事上，邓颖超更像是一个传话人，她将周总理的要求告知组织，尽量争取按照周总理生前的交代去处理他的后事，而大的方向上需要组织的研究决定。
而对于后者来说，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至于经济接济这一方面是比较简单的，邓颖超从建国以后就开始用工资结余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资助周家亲属的生活，即便是周总理病逝了，邓颖超也没有停止这种资助。
当然，经济上的资助于邓颖超不是难事，她已经做这件事做了很多年，而如何团结周家人，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如何让大家明白身为周总理的亲属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等等，才是邓颖超着重要考虑的。
处理好这件事需要将全家人集中起来好好开一个会，而这个会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邓颖超一直在等这个时机，这一等就是六年，先是等来了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邓颖超知道开一个家庭聚会的机会来了，但她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聚会，就不得不住进了医院，要动胆结石手术，当时的邓颖超已经77岁，身体本就不好的她需要更过的时间进行术后休养。
这一等又是半年，直到1982年的4月份，邓颖超感觉身体好些了，就开始张罗聚会的事情。
4月17日晚上，吃过晚饭的邓颖超给侄女周秉德打了一个电话，说：“秉德，这两天我的身体好些，明天请上爸爸、妈妈，再通知在京的弟弟、妹妹和各自的那一位，一块儿到西花厅，我们全家见面谈谈，晚上一块儿吃个便饭。”
周秉德在电话那头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说：“好啊，七妈放心，这事我一定落实好。”
挂完电话后，周秉德开始忙碌，逐一进行联系确认，而邓颖超则洗漱完之后上床休息，她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身体里和她共处了15年的五块石头已经被取了出来，心里压了她六年的石头也即将落地，她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一晚，她睡得格外的好，第二天午后，她穿戴整齐，还披了一条花围巾，精神饱满的站在西花厅的会客厅门口，等待着大家的到来，这一天正好是周天，大家来的比较齐。
其实对于子侄辈来说，他们即便没有机会经常出入西花厅，但也时不时能和周总理、邓颖超见面，而对于周同宇夫妇来说显然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周同宇和妻子上一次来西花厅是1966年的事，而上一次的家庭聚会发生在1964年。
之后因为一些事情导致周同宇被关了起来，事情一直得不到解决，团聚就成了一种跨越时间的期待，这期待没能在周总理生前实现，倒是在周总理病逝六年后才终于实现。
看着腿脚不利落的周同宇一步步朝自己走来，那眉眼和周总理有几分相似，但周总理生前一直没能和这个弟弟见上最后一面，如今看到他，邓颖超心中感慨万千，她眼含泪花大声地说：“同宇，你好。”
周同宇上前两步用双手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声音发颤的说：“姐姐，我听说姐姐生病，做了手术，不放心，早想来看看姐姐。”
两人边说边往屋里走，大家也都跟上，在会客厅落座。邓颖超将自己开这次家庭会议的原因告知了大家，然后就开始和周同宇谈论他过去的那些问题和事情，等周同宇的历史问题谈的差不多了，她又将话题引到孩子们的未来上，说：
“你们孩子们不错，你们要注意，你们做了伯伯的亲属，要为党为国家增光，为伯伯增光，以后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工作、生活，党员要有党性。你们千万别打着你们伯伯的关系，让人家照顾。现在有人用这关系照顾你们，说这是对周总理的感情问题。”
这是邓颖超对亲属的要求，也是周总理生前对亲属的要求和期许。说完这些，邓颖超略作停顿，扫视了一圈，她的眼中有温柔、慈爱，也有严肃、凝重，大家也不由得都将目光投向邓颖超，似在等着邓颖超继续说下去。
但邓颖超并没有就着话继续往下说，而是转了一个弯，在家人面前诉起委屈来，她说：
“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没有沾光，反而处处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点委屈？可你们知道吗？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
看着大家明显带着疑问的目光，邓颖超将这个话题继续了下去，在她的叙说中，大家才知道，周总理生前是一直压着她的。这种“压”从建国之初就开始了。
1949年，北平解放之后，我党开始组建人民政府，这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将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发挥作用，而主要的组成人选基本上都是由周总理提名的。
这个工作并不好做，要做到“位得其人，人尽其才，适才适所，人事相宜”是很难的，但周总理却安排得很好，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
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却没有被安排职务，而且这并非是周总理工作的失误，将这个人忘了，而是周总理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让这个人在政府任职。
这个人就是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其实按照邓颖超的才干和资历，她是完全可以担任党和国家的高级职务的，但是周总理不允许。
建国之初，周总理就和邓颖超有一个君子协定：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
周总理是新中国的总理，这同一个部门的范围就大了去了。
所以周总理不仅没有提名邓颖超担任任何政府职务，甚至建国之初的政务委员会上，当有人提出让邓颖超出任政务委员职务的时候，周总理坚决反对。
因着周总理的阻拦，邓颖超最终没有上。后来邓颖超想不在政府部门工作，那就去非政府性组织的妇联工作吧，这不算违背君子协定，当时的妇联主席是蔡畅，所以组织经过研究之后让邓颖超担任妇联的副主席。
结果周总理知道后，去和定下这事的人吵了一架，不同意邓颖超上，希望能撤掉这个决定，但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了，最终邓颖超还是成了妇联的副主席。
有了工作，接下来就考虑工资的情况，当时妇联主席蔡畅定的待遇是三级，邓颖超不能越过这个级别，同时她考虑到周总理的作风，没有将待遇定到比蔡畅小一级，而是定到小了两级，即五级。
这个待遇对比她的职务已经算是很低了，但报到周总理那里去审批的时候，周总理又给她压了一级，压到了六级，邓颖超也不以为意。
从此之后，邓颖超就在妇联副主席这个职务上一干就是17年，直到1966年妇联停止工作。期间，邓颖超没有升过职，没有加过薪。
唯一有所改变的大约就是1951年的时候，中国应国际妇联的号召成立了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邓颖超被推选为该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些应该是周总理生前，邓颖超仅有的职务了。
邓颖超一直是一个低调的人，这种低调一是因为她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性格和处事风格，对名利并不在意，另一个也是周总理刻意压着的结果。
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原本有人在拟定上主席台的人员名单时，将邓颖超的名字也写了上去，这种结果其实是符合她的身份的，但当周总理看完名单之后，还是将邓颖超的名字划了去，而将名额让给了另外的人。
党内很多人是为邓颖超鸣不平的，但很少有人敢在周总理面前提及，即便有人提了出来，周总理也总是笑笑，有时候还会解释几句，但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这个结果。
1963年的春天，烈士彭干臣的妻子江鲜云被邓颖超派车接到西花厅做客，在聊天的时候，江鲜云就提到了这件事，她直接问周总理：“邓大姐身体好，水平又高，你为什么不让她到政府里担任工作呢？”
革命年代，彭干臣、江鲜云夫妇和周总理夫妇都是战友，是共过生死的战友，后来彭干臣牺牲，江鲜云辗转在山东落脚并一直生活了下去，三十多年未见，再见已是沧海桑田，但他们之间的感情依旧很好，所以江鲜云才直接将自己的疑问问了出来。
周总理朝着江鲜云笑了笑，略一停顿后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说完他看了看身边的邓颖超，邓颖超也笑着点了点头，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这是周总理的决定，也是邓颖超的选择，无论是决定还是选择，不过就是简单两个字：牺牲。
这种牺牲贯穿建国后到周总理病逝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即便周总理病重的时候，也不能将此改变。
1974年六月一日，患癌已两年的周总理不得不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但他依旧很忙，忙着工作，忙着为邓小平接替成为他的接班人而努力。
国庆节刚过，毛主席就在武汉提议，在周总理病重住院的这个时期，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得到了周总理的强烈支持。
随后毛主席又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四届人大的召开被提上了日程，而四届人大的核心问题无疑是人事安排，当时毛主席远在长沙，周总理在京主持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并及时向毛主席汇报。
在除去几个重要领导的人事安排之外，毛主席将其余人事安排交由周总理来主持商定，为此，周总理里忍着病痛连续召开了数次会议来讨论这个人事安排，期间有人提出让邓颖超出来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个提议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毛主席甚至也同意了。
尽管大家都知道周总理一直不让邓颖超在政府里任职，但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现在周总理病重住院，邓颖超完全可以出来工作了，毕竟她的能力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但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周总理依旧坚持自己的原则，只要他一天还是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所以这个提议最终还是被否决了。
这件事原本邓颖超是不知道的，但到了1976年12月份，邓颖超突然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而且是被补选为四届大人副委员长，这让她心中不免有些疑惑，邓小平笑着为邓颖超解惑。
原来她早就被提议做副委员长了，不过是因为邓颖超的“那位老兄”反对，才搁置了，所以周总理病逝之后，邓颖超再次被推了出来，成为副委员长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至于”那位老兄“是谁，则不需赘言了，除了周总理还能是谁呢？
被自己的丈夫如此压着，还一压就是二十多年，放在谁身上，谁能不感到委屈呢？如果是普通人，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忍得下这种委屈，但邓颖超从来不是一般人，她也并不真的觉得这就是委屈了。
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曾经从别处听说了关于周总理压着不让邓颖超做副委员长的这件事，还认认真真说给邓颖超听，当时的邓颖超已经从邓小平那里知道了这件事，就平静的对赵炜说：
“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那时不让我上是对的，如果恩来在的话，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副委员长的。”
这种平静并不是刻意的，而是邓颖超真的理解周总理这么做的原因，这种理解并非是因为邓颖超对自己的能力不够自信，而是出于牺牲的一种选择。
但她理解，别人却未必理解，赵炜也觉得邓颖超委屈，而且这个委屈是她通过一个很直观的对比得出来的。
赵炜1955年进入西花厅，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十年，1965年换上风湿性关节炎之后被调到了邓颖超的身边，从此之后一直陪在邓颖超身边，她对邓颖超的能力是十分熟悉的。
当七十多岁的邓颖超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后，全省的能量都被调动了起来，从前早睡早起的人变得常常工作起来就忘了休息，即便处于“文件多、开会多和外宾多”的三多境地，她也始终是精力充沛的。
这样的邓颖超常常会让赵炜萌生一个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即：以邓颖超这样的资历和经验，解放后这么多年都没有担任国家的高职，这对国家来说是否也算一种损失呢？
这或许真的是一种损失，但周总理和邓颖超会想不到吗？周总理和邓颖超风雨同舟半个世纪，再没有比周总理更了解邓颖超的了，也再没有比邓颖超更了解周总理的了。
他们1919年就在天津因为学生运动而认识，后来共同创建觉悟社，再到后来他们通过鸿雁传情又在广州结婚，解放前并肩战斗，建国后相濡以沫。
周总理又怎么会不了解邓颖超，不知道她的能力？正因为知道，周总理才会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写信表白邓颖超，从那时起，周总理就知道邓颖超会是一个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所以他认定邓颖超是他革命的终身伴侣。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总理对邓颖超的认识是正确的，在革命的道路上她从未退缩过，解放前也一直担任党内的重要领导，但解放后，周总理却不得不忍痛和邓颖超来了一个君子协定。
他知道她的能力，如果让她在政府部门任职，必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但他却不能让她在政府部门里任职，因为他是一国总理，于私，他希望她能够在适合她的位置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但于公，为了国家和人民，他却只能牺牲她，只能压着她。
因为邓颖超一旦在政府部门任职，很多事情就难办了，她是周总理的妻子，这层身份任何人都不可能忽视，那么，经由邓颖超发出的决定和指令很难不让人想到会有周总理的授意，周总理的很多秘密文件很难不让人认为会被邓颖超提前获知。
到时候各种关系会很难处理，而且工作和家庭也会混为一谈，这会给周总理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而他的工作又是那样重要，所以这种麻烦，无论是周总理还是邓颖超，都不想见到，也不能见到。
所以只能牺牲邓颖超，其实牺牲的又何止邓颖超，周总理又何尝不是在牺牲？周总理患了癌之后还在拼命地工作，恨不得一分钟当成两分钟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为此不惜牺牲个人利益。
有这样一个丈夫，邓颖超又怎么可能会觉得自己委屈，那么她为什么会在1982年的家庭聚会上向家人诉说委屈呢？
家庭聚会的本意是告诉周总理的亲属们，不能因为他是总理而想着得到好处，相反要时刻记着不能给他带来麻烦，不能借着他的光搞特殊，即便他病逝后，人们怀念他，进而爱屋及乌想要照拂周总理的亲属，他们也不能够答应。
但是这些话光说说是不够的，没有任何说服力，难免会有人心有不服，也会心生隔阂。尤其是1982年的邓颖超身上有很多职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
这些都是周总理病逝之后，邓颖超才得到的职务，很难保证不会有人觉得这是因为周总理的关系，邓颖超也知道可能会有人这样想，于是在聚会上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又是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都是因为你伯伯的关系。这是党组织选的，是我自己的工作决定的。”
而之所以周总理病逝后，组织才给她这样的工作，就是因为周总理生前一直压着不肯让她出来工作，否则，她早就担任这些职务了。
所以她才在家人面前诉诉委屈，将周总理生前一直压着她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如果她不说，可能大家都不会往这上面去想，但她一说，再结合解放前的她和建国后的她一比较，就知道她说的这些委屈是真实存在的，也就知道现在邓颖超能有这些职务是她应该得到的，而且还是迟来的。
有了这样的认识，大家也就更能认同周总理和邓颖超对他们的要求和期许了，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也就更能按照周总理和邓颖超对他们的期许去努力了。
从这里来说，邓颖超诉委屈诉得好，她自己曾说过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但她做得很好。解放前她和周总理并肩作战，一起面对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建国后，她甘愿站在周总理的背后，让周总理心无旁骛的为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
她，无愧是周总理的夫人，无愧是她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