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介绍早期党员、“四八烈士”之一的王若飞。

王若飞，1896年10月11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城北街的一个地主家庭，原名王荫生，又名王大伦，别号继仁，后来曾用若飞、雷音、度、若、飞、黄敬斋等名。王若飞祖辈时，家势兴旺，被当地人称为“北城王”，又被称为“诗礼之家”。王若飞5岁前，聪明伶俐，深得90多岁的曾祖父宠爱。曾祖父死后家事衰落，庶祖母成为家庭的实际主事人。王若飞的父亲王孝源（王仲其）由于做生意失败，以及好赌钱、嗜鸦片等原因，被庶祖母赶出家门，流落街头，没过几年潦倒而死。王若飞与母亲黄固贞（黄干夫的妹妹、黄齐生的姐姐）、妹妹王若芬，虽未被赶岀家门，但受尽了虐待与折磨。黄固贞长年累月在磨坊推磨，下厨烧饭；若飞和若芬几乎天天遭到庶祖母和叔伯的责骂和毒打。有一次，若飞给叔叔送去一碗面条，碗没有端稳，面汤洒到地上，被叔叔罚跪；若飞不肯跪，就被叔叔一巴掌打倒在地，一只耳朵被打聋了。此种逆境，对王若飞身心发育影响很大。他满头生癞疮，身体瘦弱，目光呆滞，行动笨拙。王若飞母子的困难情况，引起了他舅父家的关注。1904年2月，若飞8岁时，黄齐生来到安顺，商量将王若飞接到贵阳读书。开始，此事遭到王家拒绝。后黄齐生又到王家，告以将来荫生成人，亦王家之荣，我只是尽母舅之责。经再三陈情，王家才准将王若飞带走。一年之后，王若飞的母亲和妹妹也到了贵阳黄齐生处。王若飞到贵阳后，被送进达德学校预备班学习。达德学校的前身是 “算学馆”“达德书社”。黄干夫是学校的创建人，黄齐生也在该校任教。王若飞初入预备班时，智力迟钝，读《三字经》中“马牛羊、鸡犬豕” 句，十数遍不能背诵，“状似白痴”，只会念“大牛”“小羊”这类简单的词，期末考试不及格，“留级者再”。在黄齐生精心关照下，一年之后，王若飞身体逐渐强壮，学业进步很快，在第二年的预备班学习结业时，成为优等生，升入初小一年级。读到初小二年级时，王若飞智力得到很大发展，聪颖过人，成绩优异，被评为“最优等生”，连跳两级进入高小。此时的王若飞与初到贵阳时判若两人。本来达德学校规定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王若飞一共只上五年就毕业了。黄齐生十分称赞王若飞的进步。黄干夫、黄齐生都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主张社会变革。王若飞受两位舅父进步思想的熏陶，并且从舅父那里读了一些如《民报》《新民丛报》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进步书刊，眼界大为开阔。他在担任低年级“学长”给低年级上课时，总是宣讲进步书刊上的好文章，或选一些好文章的章节念给学生听。有一天，校园里突然出现了 一张“禁书布告”。王若飞一看，所禁的书目都是黄齐生推荐的好书和好文章，他立即提笔在“禁书布告”上画了两个大“x”，并向看“布告”的师生大声说：“各种类的书都要读，这类的书读得越多越好。”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举义旗。11月4日，贵州宣告独立，驱逐了清政府官吏，成立军政府，许多过去受政府监视迫害的人都成了军政府的要人。黄干夫当了军政府的实业部长，黄齐生受任为贵州军政府外出联络的代表。就在军政府成立的那天早晨，王若飞来到学校，高兴地喊着： “我们贵州光复了，再也不受清政府的压迫了！”之后，他们平常最敬慕的地理课老师傅中藩来到学生中间，握住自己的发辫宣告，今天大家都可以 剪去这条“尾巴” 了。话毕，傅先生当场剪掉了自己的发辫。此时，一位同学又找来一把剪刀，王若飞接过来说：“我们今天是革命，首先要’革’ 头发的’命’。”他学着傅先生的样子，也将发辫剪去。接着，全班三十几个同学都将发辫剪掉了。这一天，达德学校高年级学生整队到军政府门前等待分配任务。不久，一军官出来传达命令：新军陆军小学堂、普通学校学生每人发给步枪1支，子弹50发，分守省城各要地、仓库。王若飞和同班同学们一起担任西城门的稽査工作。当时天色已晚，谣传甚多，忽传西路有土匪要来攻城，大家有些紧张。王若飞却镇静地说：“怕什么？我们手中有枪有弹，实弹射击，正是我们难得的好机会。”他们在西大门坚守了 3个昼夜。辛亥革命的余波冲击了贵州省地主豪绅统治的旧秩序，反动阶级的代表戴戡、刘显世、任可澄等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于1912年1月进兵贵 阳，扑灭了光复贵州的军事政治力量。就在1911年底，王若飞从达德学校毕业了。1912年初，王若飞到贵阳崇学书局当店员。这个书局是蔡衡武经营的一所进步书社。他们经常从北京、上海等地购回进步书刊，深受进步人士的欢迎。王若飞在店里热情地为读者介绍进步书刊，并利用一切闲暇时间, 手不释卷地阅读新书新报，抽空练习写作，因而文思大进。两年后，黄干夫任铜仁矿务局局长，王若飞随同去矿务局任文牍员。1915年秋，袁世凯筹备称帝，王若飞回到贵阳参加起草达德学校声讨袁世凯的檄文，并走上街头发表反袁演说。达德学校校长聂守微领头, 黄齐生、凌秋鴨列次，通电响应孙中山讨袁号召，并派王若飞前往铜仁联络驻军彭公武部起义讨袁。不久，云南、贵州组织讨袁护国军，黄齐生奉贵州新政府之命，外出上海等地联络，又令王若飞携巨款取道湖南到上海会合。当时袁世凯已命令他的第二路军总司令马继增率部30000余人，从湘西进攻贵州东部，严令盘查贵州出省人员。王若飞走到湘西辰溪县被袁军扣留，“多次遇险，几至断送生命”，终因他机智勇敢，回答问话神态自若，经过一个多月，没有被查岀什么破绽，始获释脱险，赶赴上海。王若飞后随黄齐生遍游沿海南北各省许多城镇，了解各地风俗人情，开展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宣传活动。1916年冬，王若飞取道四川回贵阳，第二年春，在达德学校任小学教师兼文牍员。这时，王若飞全神贯注地看书备课，时间安排得很紧。他平时宽袍大袖，有时头发蓬乱，同事中有人讥笑他不修边幅，而黄齐生却称赞说：“若飞精神，真与常人不同，他的确能超脱于日常衣履之外。”1917年冬，黔中道尹王伯群招考官费留日学生，王若飞考中。黄齐生亦因受贵州当局排挤，无法继续工作下去，决定赴日留学。甥舅二人相偕, 于残冬腊月间匆匆离开了贵阳。

1918年春，王若飞等贵州官费留日生和私费生，在黄齐生的率领下，离开上海抵达日本东京。经过交涉，王若飞入明治大学。这所大学无教师给中国学生授课。他们名为明治大学学生，实际上完全过着自修生的学习生活。看什么书，研究何种问题，学校无人过问。此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日本有许多刊物发表介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章。王若飞借着学校提供的住宿和报刊图书条件，努力学习日语，用主要精力搜集有关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原因、革命的经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初步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很向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大兴趣。1919年5月7日，是袁世凯卖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的国耻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从而引起了王若飞等中国留日学生的愤慨。为了表示抗议，黄齐生等就在当天离开日本回国，随后王若飞亦回国。王若飞留日的学习生活就这样结束了。王若飞回到上海，在昆山一所破祠堂里找到黄齐生，并同住在那里。当时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已发展到全国，王若飞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他热心地参加了上海学生、工人、市民联合举行的反帝大示威，散发传单，并在街头发表演讲。五四运动后，黄齐生组织了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王若飞也是成员之一。他随黄齐生到了当时所谓的“模范县”南通和“模范省”山西考察了几个月，10月上旬回到上海。时值李石曾、吴稚晖与吴玉章等提倡赴法勤工俭学，响应者甚众。王若飞与黄齐生商量, 决定到法国去。经过多方设法，他筹集到路费100元，又从蔡衡武处借到300元，于10月16日乘美隆洋行租用的英商货船离开了上海。这次去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48人。船起航后的当天晚上，学生们自己组织了两个法文学习组（已学组和未学组）。王若飞在达德学校学过法文，因而参加了已学组。每天早八时至九时以及晚五时至六时，由上海震旦学校毕业的陈复燃授课，王若飞坚持听课，从不间断。海上航行30多 天，途经新加坡、哥伦布、苏伊士等港口，于11月24日抵马赛下船。25日，王若飞等乘火车至巴黎，住在留法学生招待所。12月2日，王若飞等离开巴黎，到方登普鲁加伦公学补习法文。学习3个月，他的法语程度有很大提高，能用法语会话，能看法文书籍。3月27日，学校放春假，王若飞因钱用完，就结束了学习，暂时住在学校，等待华法教育会代为找工作。大战后的法国，工厂未能复工，大批退伍军人和失业者亟待安排。直到4月14日，巴黎华法教育会派人来，收学徒25人，令即刻前往。王若飞等遂于4月15到圣夏门钢铁厂。刚到圣夏门，王若飞举目一望，只见黄尘满地，河水污浊，街道不繁华，房屋多败陋，往来行人尽是些衣履褴褛的劳动者，精神很不愉快。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觉得这黄黑的烟云也是大块文章, 粗野的劳动者才是人类过正当生活的人，又是文明的制造者。认识提高后，他满怀热情地投入新的劳动生活中去。初进工厂头一天，首先碰到的是选择工种的问题。同去的25人大多数 没有做过工，只有一个人做过几个月的制模工，于是大家都选择制模铸工。可是，又听人介绍制模工作很苦，初学时只能做搬石筑土等笨活，即使能制模时，还要亲自倒铁水，稍有疏忽，铁水落在身上，轻则烧坏衣服，重则皮肉尽烂。这时，大伙都后悔不该填写制模工。当天下午，在正式表格填写个人履历和志愿工种时，早上签名学制模的人，多数改报其他工种，只有王若飞等6人坚持未改。工头分配王若飞协助一位名叫惹尔维的法国工人制造大齿轮模型。王若飞很卖气力，帮他撮了大堆土，又帮他筑模。筑完 一周，已汗流全身，但他一直坚持筑完才放下。王若飞不怕脏不怕苦。当时天气炎热，厂址干燥，大风刮过，满面沙土为汗水所粘凝，偶一拂拭，其状怪丑可笑；鼻孔常为灰沙窒塞，呼吸迫促，他只好时时仰面嘘气以自苏；口渴了，他就吸一口冷水以清喉嗓。下工时，仿如初岀监狱的囚犯，形容憔悴。有的同学惯于养尊处优，做了几天工，手上伤痕累累。王若飞认为这不过是皮肤之伤，等磨下茧皮就不怕痛了。纳河舍化工厂劳动较苦，到该厂做工的二三十名中国学生，因受不了苦，多数人跑回巴黎，只有一位名叫邓武的学生，坚持做工无怨言，积蓄了数百法郎，还清了欠账。王若飞赞扬说：“这才是我们的榜样。吾辈立志来法勤工俭学时，即已决心和困 难奋斗，今日所学，并不甚苦，纵有点苦，也应努力将它打破，像这种畏难而退，而且还要怨恨以为是受了倡导人的哄骗的，真是把勤工俭学四字玷污了。”王若飞经过几天自觉、刻苦地劳动，找到了劳动生活的规律，便适时地将每日工读时间表制订出来。在勤工俭学期间，王若飞很重视社会调查。1920年五一节，法国工人照例罢工，华法教育会通告：罢工时会岀现无知工人侮辱外国人的事，劝同学在这一天以不外出为好。王若飞认为，要研究法国社会运动，这正是个大好时机。其他同学没有人肯去工厂观察罢工真相，王若飞独自一人奋勇前往。他走近工厂，看见工厂门口站的人很多，武装警察持枪守门，还有工人进进出出。他也跟着进去。只见车间里机器仍在转动，工作照常进行，做工的人只减少三分之一。他一打听，才知道大多数工人不知为什么要罢工，参加者多是些年富力强、加入工会的人；至于年老的技术工人和生活困难的工人则很少参加。法国工人运动的这一状况很有代表性。王若飞还调査了法国工人工资制度。他发现工人正项工资不高，奖励费很多。学徒工三年以上日工资只有7法郎，但奖励费有时超过正项工资一两倍。工厂规定发薪的办法是，按工人技能的优劣来定，技能高的工人，每天工资不得超过30法郎；普通工人只有20法郎左右。奖励费是根据工人勤惰和成绩来定。惹维尔正项工资只有17法郎，然而他干了13天活，竟得了400法郎，奖励费与正项工资几乎相等。王若飞很赞成这种奖励办法，他认为“这种奖励费是很可以鼓励工人勤奋做工的”。王若飞到法国做工不久，接到蔡衡武先生汇来的7600余法郎，这是给他和另外几个贵州同学的。王若飞说：“我们现在工厂做工，每月所得，足敷用度，实无需用此款的必要，放在手边，反容易随便花掉了。”他听说伦敦的师友境况很是窘迫，建议并商量决定将这笔款转汇去接济他们。没过几日，伦敦师友复信，说他们现在也在做工，不受这笔款，要王若飞等留作将来入学的学费。有人建议他们立即拿这笔款入学读书。王若飞说 :“我们已进天然的社会学校了，若是抱取几本讲义，在课堂上听几点钟课，才算为学，那在中国和日本就学不是很好，何必远来法国？我不是反对进学校，而是说吾人当求活学活知，不可专读死书。”王若飞等认为这笔钱应当用在要紧处，不能分给个人乱花掉。最后决定资助熊路清、蔡清宽二人去美国求学。熊、蔡二人开始推辞不接受，王若飞等再三说明：“这不只是帮助你们去美国，更主要的是希望你们在美国替我们建立一个勤工俭学的基地，以后我们也有许多人赴美求学的。”这样，对方才接受下来。1920年5月，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在蒙达尼集中了十几名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开会，研究“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和道路问题，广 泛地探讨了人生观、宇宙观、个人理想以及人类未来等方面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次会在留法学生中影响较大。会后不久，王若飞离开了圣夏门，去蒙达尼的胶鞋厂做工。在那里，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书，清理、批判了自己战前信仰过的俾斯麦主义和战后信仰过的威尔逊主义，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正确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此，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工学互助社（后称工学世界社）成立，社员们在改造中国的问题上存在两种主张，一种是无政府主义的，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为了统一认识，10月，在蒙达尼召开了3天社员代表会。会上，蔡和森做了《怎样救中国》的报告，批判了各种错误的“救国”论调。王若飞参加了会议并坚决支持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主张。他向到会代表详尽阐述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会场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震动。尽管当时那两种对立的主张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但蔡、王的演说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学世界社成立后，参加者竟达三四百人之多，在留法学生中影响很大。当时在工学世界社内，对勤工俭学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意见：一种人认为，勤工俭学是“主义”，可以终身行之，既可行之于法国，亦可行之于全世界；另一种人认为，勤工俭学是手段，通过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勤工俭学可以学到革命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革命本领，以备将来回国参加斗争。王若飞坚决赞同后一种意见。他明确地指出：勤工俭学是谋生手段，是穷苦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和科学技术采取的临时措施。他还说： 在勤工中不忘学习，边工边学，挣得一部分工钱后，再去集中时间学习，钱用完了再去做工。为了革命斗争，王若飞抽空奔走各地，遍访联络各地有志之士。一天，他和舅父黄齐生由蔡和森陪同来到郭春涛住室，蔡说：他们是专来求友的，他们都是爱国志士，愤恨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横暴，特走访各地志士，谋求共同救国的方法。他们四人在一起开诚相见，毫无拘束地探讨了求学、救国和建立革命团体等问题。此后，王若飞和黄齐生还流寓比利时、德国的许多城市，找不到工做，经常饿肚子，过着颠沛流离的困难生活。在那里他们访问了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了解了社会, 联络了友情，扩大了眼界。1921年2月28日，爆发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求学运动，亦称二二八运动。2月初，巴黎附近地区有数百名勤工俭学学生等候做工，经济无着， 每日依靠领取5法郎救济费生活。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的生活问题，徐特立、王若飞去找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吴稚晖。两方商谈无结果，学生又去找中国驻法公使陈箓，陈箓拍电报给北洋军阀政府。回电：“现国库支细，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唯有将其遣送回国。”后华法教育会根据此令，通告学生，断绝给他们的经济援助，并诬蔑学生，说他们无兴趣也无能力做工, 要强迫他们回国。这批无工可做的学生，将上述情况转告工学世界社，要求支援。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的社员，开会讨论了他们的要求，表示同情他们的处境，决定发起一次求学运动。2月27日，工学世界社在巴黎的一家兼营咖啡的旅馆里，同这批同学代表开了会。王若飞、蔡和森、李维汉等岀席，一致通过了争“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口号，要求发给学生每人每月400法郎，以4年为限。代表会上有人提出如上述目的达不到，就发动学生釆取请愿行动，迫使政府承认。王若飞与黄齐生、徐特立不赞成采取请愿的形式解决问题，他们说：不准直接入里昂大学，就争取做工，并提岀“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但当400多学生在2月28日向公使馆请愿的时候，为了表示留法学生的统一行动，王若飞却积极参加进来。他指挥女生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提醒大家在大队冲进公使馆后，可能有人会被扣留，如果是那样，一定要顽强地坚持斗争。果然，请愿队伍到达公使馆，向警予、蔡畅等女生队冲进去了，突然一大批法国警察冲过来，男生队被驱散了，许多人茫然不知所措。王若飞很镇定地对大家说：不要怕，不要慌张。随后，他回到蒙达尼，向那里的同学传达了请愿斗争的经过，发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开展大规模的支援行动。二二八运动虽没有实现原定目标，但迫使公使馆同意延长3个月每人5法郎的救济费，华法教育会答应为失业学生联系工作。6月，北洋军阀政府派专使吴鼎昌到法国，以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建筑权等为担保条件，向法国借款5亿法郎，名为救灾，实为购买军火打内战。工学世界社学生得悉这一情况，当即开会讨论对策, 王若飞参加了会议。他极力主张组织留法同学和华工开展阻止借款斗争。在工学世界社的号召下，没过几天，就陆续集中了在巴黎的留法学生达400余人。他们强烈要求公使馆公开借款目的，表明态度，同时派出学生代表向法政府提出抗议，阻止贷款，并动员华工支援学生的行动。各界侨胞在学生的鼓动下纷纷集会，开展各种抗议活动。驻法公使馆一面威胁学生，扬言要对学生釆取行动；一面又引诱收买一部分学生，破坏学生团结, 拆散学生联合阵线。有的学生受了骗，开始动摇。王若飞看到这一严峻形势，便暗中离开巴黎，潜往学生集中点，宣传斗争的决心，劝各地学生发电报支援。一时发电到巴黎声援者很多，马上稳定了学生情绪，示威学生一致表示坚持斗争到底。7月底到8月上旬，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等在巴黎召集勤工俭学学生开了两次拒款大会，王若飞着重报告中国公使馆暗中勾结法国政府破坏拒款斗争的经过。参加大会的学生情绪激昂，当他们打听到中法两国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后，立即群起包围公使馆，痛打了公使馆秘书王恩曾。法国政府怕事态扩大，只得答应学生的要求，取消提案，暂缓贷款，吴鼎昌逃回北京，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中国自勤工俭学运动开展以来，近千名学生到达法国，他们中有许多人做工不得，入学无钱。中国驻法公使馆为了缓和留法学生的不满情绪，曾以勤工俭学学生的名义向欧洲各国募捐筹款。法政府答应北洋军阀政府，以中国“庚子赔款”在里昂建立大学，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就学问题。但里昂大学建成后，却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王若飞、李维汉等代表勤工俭学学生到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要求他们履行诺言。但几次交涉都被拒绝。9月17日，在巴黎召开留法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的决定，要求允许勤工俭学学生无条件入学，否则就进占校舍。他们还组织了领导核心，王若飞是领导成员之一。9月24日，吴稚晖从国内招收的120名学生到达马赛，25日入里昂大学。留法学生组织了160人的“先遣队”，分途赶到里昂。“先遣队” 进入里昂大学后，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把学生囚禁在作为里昂大学校舍的旧兵营里。赵世炎、蔡和森等在兵营里领导“先遣队”的斗争，王若飞在校外领导开展营救学生的活动。他多次去公使馆和教育会交涉释放学生的条件，严词驳斥他们诬蔑学生的谰言。他跑遍了巴黎附近的城镇, 发动留法同学和华工开展支援活动，营救被拘捕的学生，组织募捐，解决困难学生吃饭问题。没过几天，“先遣队”中的104人被法政府武装押送回国（赵世炎已设法离开兵营），进驻里昂大学校舍的斗争遭到失败。1922年初，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酝酿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6 月，在巴黎召开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选出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李维汉为委员。不久，王若飞加入少共，并被补选为中国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少共总部设在巴黎意大利路哥德伏化大街17号一个旅馆里。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璋（萧三）都住这个旅馆里。他们白天到附近一家云母石矿做工，每天工作9小时，挣得9个法郎，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晚上在一起编印《少年》杂志，阅读马列著作，或撰写向华工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8月，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9、10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 陈乔年、萧子璋经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这便加强了法共与少共的联系。不久，廖焕星到法国带去中共中央通知，同意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璋由法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加强了对华工运动的领导，专门建立华工运动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王若飞经常利用假日到巴黎附近的华工区进行家访，了解华工的家世、经济状况，启发华工的阶级觉悟，帮他们建立华工俱乐部、华工夜校和各种补习学校，组织他们补习文化知识，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还和赵世炎一起指导华工改组了华工总工会，通过了经他们审查同意的章程，使华工总工会成为共产党教育团结华工的阶级组织。改组会议开会时，无政府主义者也派人参加，企图夺取对华工的领导权，但失败了。赵、王等人在华工中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并吸收了 一批优秀华工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1月，少共接到少年共产国际代表复信，建议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将原来的“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根据少年共产国际代表的信，少共于2月17日至20日在巴黎郊区召开了会议。赵世炎主持了大会，王若飞等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和领导工作。大会选出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旅欧共青团支部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等因事先接到调往莫斯科学习的通知，未参加支部委员会。1923年3月18日，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等人，由巴黎动身经柏林、立陶宛赴莫斯科。周恩来陪送他们至柏林，并为他们办好各种手续。3月底，王若飞等到达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住在靠近普希金广场的特维尔斯卡亚街53号东大宿舍。4月18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支部书记罗亦农介绍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大家见面。应大会的要求，赵世炎报告了中共旅欧支部在欧洲的活动情况，以及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运动进展情况，王若飞做了补充发言。不久，旅莫支部又召开党员大会，讨论通过了由王若飞、陈延年等介绍的刚从法国来的袁庆云、王凌汉入党。王若飞在东大听课认真，精力充沛，每天学习在12小时以上。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党的建设、共产主义ABC、国际时事、苏联革命经验等课，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阅读了 《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经济与政治》等刊物，还经常到东大和共产国际东方部阅览室阅读英、法等国报纸杂志。王若飞很注意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每学完一种理论后，他总是将其与中国实际联系起来思考，探讨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小组讨论会上, 他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征求赵世炎、陈延年、萧三等学友的意见。 他们有时补充王若飞的意见，有时提岀不同的看法，讨论热烈，相得益彰, 从而提高了理论水平，增强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1924年6、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参加了大会，并在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表了声明。王若飞、赵世炎等东大学生参加旁听，还拜会了李大钊。

1925年3月下旬，王若飞离开莫斯科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他给留莫斯科的同学写信，提出了一个国内军事斗争的提纲。4月2日抵达海参歲，他又给莫斯科同学写信，分析了回国后要做的工作很多，如“坚固地发展工人运动”“扩大国民革命之宣传”“组织农民”“制订一个系 统严密的军事计划”等。但“更重要的一事，就是党的组织的整顿及党员的教育工作”。途中，王若飞重读了加米涅夫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感到很受教育, 提出要警惕犯托洛茨基的错误。4月上旬，王若飞到达上海立即到党中央看望陈独秀，接受了中央分配的临时工作任务。4月26日，他在《向导》上发表了《今年五一的苏联》一文，介绍苏联取得的伟大成就。4月底，王若飞去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会后在张国焘召开的党团会议上，王若飞批评张国焘领导上的错误，与张国焘通宵 争辩。5月中旬王若飞回到上海，参加了正在迅速发展的上海工人运动。5月24日，他在《向导》上载文《在枪杀工人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上海市民之恫吓》，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工人的罪行。他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参与制订领导五卅大罢工的策略。五卅惨案后，王若飞去北京，后来以北方区委巡视员的名义到河南检查工作，并根据中央指示，留在河南筹建豫陕区党委。他先到开封，后到郑州，6月7日，郑州市召开群众大会，王若飞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大会并发表了 演说。初到河南，王若飞根据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首先帮助国民二军办好军校。他以学兵营为基础，以黄埔军校为榜样，请苏联顾问讲课，对学员既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又重视政治教育；同时在学兵营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学员经过短期学习，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技能，然后被充实到国民二军做基层干部。继学兵营后，他又建立了模范营，招收部队青年军人和知识青年。我党派一些党员到模范营做基层领导，直接抓学员的训练和教育。这是我党帮助开办的又一所军事学校。在这两所学校里, 学生们接受了革命理论教育，有了较高的革命觉悟，愿为消灭反动派岀力，成为国民二军的骨干力量。我们党还从军校里挑选了一批优秀学员，送到苏联学习军事。由于国民二军首领岳维峻对我党存有戒心，多方刁难我党在军校的工作。王若飞遂根据党的安排，改做党的工作，任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后不久，李大钊秘密来到郑州，同王若飞等区委委员就豫陕区委的工作交换了意见。他分析了国民二军军长、河南督办胡景翼死后的河南、陕西形势，商定了工作重点，强调了对岳维峻的团结、帮助。以王若飞为书记的豫陕区委，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确定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同时兼顾军事、农运、青年、妇女等方面的工作方针。1925年8月，在京汉、陇海铁路工会的办公室，王若飞主持召开了由张昆弟、王荷波、李振瀛、马文彦等6人参加的会议，研究成立河南省总工会筹备会，确定由张昆弟、李振瀛、马文彦具体负责筹备工作。经过20多天的努力，各基层工会相继建立，并涌现出一批工会骨干分子。王若飞认为成立省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遂委托张昆弟召开区委会议，决定立即成立省工会。会议确定张昆弟负责总工会的全面工作, 马文彦任委员兼秘书，工会委员还有李振瀛，京汉铁路的刘文松、曾玉龙、罗海臣，陇海铁路的王福顺，洛阳的马炳良，道清、焦作的余立亚, 安阳的杨解人，信阳的刘少猷等。1925年9月18日至21日，在郑州召开了河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后的第一次全路代表扩大会议。在以王若飞为书记的豫陕区委的领导下，河南青年运动有了很大发展。7月8日，共青团开封地委成立。8月初，河南省学生联合会在开封成立, 全省48个县、市派出了 90名代表参加大会。王若飞很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指示共青团组织利用假期开办学习班，并派党的领导干部给他们讲课。共青团开封地委即利用暑假举办了留法同学讲习会，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王若飞给他们讲了 “帝国主 义与唯物史观”。共青团开封地委除加强对早先成立的青年学社的领导外, 又相继批准成立青年社、青年评论社等十多个进步青年组织，出版进步刊物，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文章。8月6日，青年学社出版的 《雷火》第八期刊载了李大钊的《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和王若飞的《单独对英问题》。中共豫陕区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也刊登了大量教育青年、指导青年运动的文章。1925年10月，李大钊指示豫陕区委：要巩固后方，必须发动农民, 组织农民协会。王若飞根据指示精神召开了豫陕区委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农民运动问题。会后，区委派出了一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组织农民群众。河南农民从此开始组织起来。11月14日，郑州人和区的尚庄、南岗和永康区的中刘庄、东西五里堡农民500余人在中刘庄召开了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京汉铁路总工会代表李振瀛、国民党郑州市党部代表黄平万相继发表演说，宣传农会的重要作用。会后发表了《郑州区农会成立宣言》，提出了 “我们要捣碎奴隶的铁链”的口号。1925年12月，李大钊写的《土地与农民》一文引用了河南荥阳周汤村等村庄的调查材料，可见当时河南的农民运动是很广泛和深入的。王若飞曾多次向李大钊提出派人到河南帮助领导妇女运动。北方区委先派来李瑞香做妇女工作，后又派来李培之。李培之到郑州不久，同王若飞结了婚。婚后调辉卫（今汲县）工作，9月，她离开郑州转上海赴莫斯科学习。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从此，爆发了全面反奉战争。11月12日，王若飞以“若”的笔名在《中州评论》上发表《反奉战争的性质》的重要论文，明确指岀，这次反奉战争的性质，从表面看去，“固然是两派军阀抢地盘的争斗”，但 “实是全国民众争自由的战争。全国民众要得到解放，必先打倒他第一个最有力的仇敌”。11月初，国民军开始出击奉军。15日，国民二军分兵两路进攻山东奉鲁军。随后，国民军一军、二军、三军各一部围攻直隶奉军。经半个月的 激战，奉军溃败，国民军占领了保定、天津及山东部分地区。12月12日，《中州评论》发表了王若飞的《胜利的国民军将怎样做》一文，文中警告国民军，“凡是违反民众利益之军 阀，未有不遭失败者，张作霖之前车不远，愿国民军慎之”。王若飞在文章中提出的主张，代表了豫陕区委的正确方针，也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愿望。但国民军没有接受王若飞的劝告，在攻下天津以后， 国民军一军、二军、三军争当直隶军务督办，矛盾激化。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缓和矛盾，提出自己下台，使国民军失去统一指挥，错过了有利战 机。奉系、直系军阀却利用了这个时间进一步勾结起来，在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形成了对国民军的大包围，形势对国民军非常不利。1926年1月，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岳维峻兵败山东，退守河南。2月，吴佩孚部进攻河南，国民军二军全线溃败，退出河南，河南重归直系军阀统治。王若飞预计到形势有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事先布置了豫陕区委的撤退工作，派马文彦到焦作具体安排从焦作煤矿疏散我党领导成员的工作。京汉、陇海路工会机关和省总工会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豫陕区委经常露面的领导人都分批经焦作调离河南，过黄河北上。王若飞奉命去上海, 调任党中央秘书长。他在离开河南前夕，又召开了豫陕区委留下来工作的人员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把党的骨干力量派往农村, 组织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要求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城市工人运动、 青年运动只能隐蔽进行，各种群众团体办公机关主动撤退。

1926年2月中旬，王若飞离开河南到北京，向北方区委和李大钊汇报豫陕区党委工作中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参加了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3月下旬去上海，就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职。当时中央机构极不健全，中央组织部无人领导，甚至连专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许多组织方面的工作也都集中到王若飞领导的秘书处。王若飞很忙，他除参加会议，协助陈独秀起草中央文件外，还处理了大量的中央日常工作。各地到中央去的人，都要先与王若飞联系。因此，他有时一天要接待几批来访者。3、4月，国民军在北方遭受严重挫折，奉、直军阀在日、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联合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国民政府也在积极准备北伐。根据这种形势，王若飞在《向导》上连续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阴谋与民众之反抗》《方本仁的失败》《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国民军失败后帝国主义者向中国进攻的新战略》等文。这些文章分析了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揭露了日、英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破坏国民军的种种罪行，着重指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共同目标是 “反赤”。王若飞认为：“我们应从速巩固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抵抗这个反动势力的进攻。”他号召“全国的商人、农民、工人、学生、士兵们都应联合起来，拥护广州的国民政府，维护北方民众的自由权利，为民众的自由和民族的解放而战！”王若飞还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帝国主义“最可怕的敌人”，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者”，具有“革命的不妥协精神，足为国民运动的领袖”。他同时认为 “中国革命，若没有农民起来参加，不会成功”，所以“发展农民运动，是我党当前最重要的工作。”王若飞在文章中很强调统一战线的作用，他说：“我们胜利与否，就在我们能否应用这一联合战线策略。”但是在如何反对国民党右派的问题上，他提岀“搜罗反动派阴谋，促蒋觉悟”的策略，以“避免一切可以引起冲突之误会”，显然是错误的。这是他当时受了陈独秀妥协退让思想影响的结果。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 群众的有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武昌城下。上海工人阶级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鼓舞下，先后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王若飞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他总结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南市区深入基层支部工作。起义时，他任南市区的总指挥。起义胜利后，陈独秀指定他暂时代理南市区委书记。1927年4月，王若飞随中央机关离开上海至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党内外斗争非常激烈，党员和干部思想混乱。王若飞 “对当时客观的严重形势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内分歧意见及不团结现象感到非常苦闷”。会后，王若飞被派去江浙区委工作。6月，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和浙江省委。王若飞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宣传部部长、农民部部长等职。7月2日晚，夏之栩找到王若飞，告诉他赵世炎被捕的消息。赵世炎是王若飞多年的战友和学友，王若飞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非常痛心，当即向夏之栩表示，党将用一切办法去营救。接着，在王若飞的主持下, 紧张的营救工作开始了。他釆取用钱买通监房的办法，并指示夏之栩找杨虎的小老婆，表示只要放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后因赵世炎的身份暴露，公开营救无用，王若飞便决定武装抢劫法场。这个行动，由当时江苏省委负责武装保卫的苏幼农领导指挥。王若飞和苏幼农一起商定了武装劫法场的具体办法。后来，由于中央指示准备用公事提赴南京的办法在中途营救，武装劫法场的计划便中止了。结果，中央计划也未实现。不久，中央又指定王若飞主持营救陈乔年的工作。他通过内线收买伪警备司令部有关人员，同意付巨款由亚东图书馆出面保释。王若飞将此办法报告陈独秀，陈独秀认为不行，怕将来敌人发现保释的是陈乔年，还会把他杀掉的。王若飞没管这些，仍然按计划营救。那些天，他一直守在亚东图书馆，等候伪警落司令部的电话，可是敌人一再拖延，结果伪警备司令部既收了钱，又不放人，最后还是杀害了陈乔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王若飞开始认识到陈独秀犯的严重错误。八七会议后，王若飞根据党中央发动秋收暴动的有关指示，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研究了江苏省的情况，提出了在宜兴、无锡、江阴、常熟四县组织暴动的计划。省委对宜兴、无锡的政治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这两县工农群众经过大革命的锻炼，农民协会比较广泛，党的工作有基础，特别是无锡东北乡的农民觉悟较高，便于深入开展工作；兼以这两个县濒临太湖，地处沪杭宁铁路的中段，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对全国影响较大。于是省委便确定以这两县为暴动的重点。10月间，王若飞来到宜兴，召见了县委负责人万益，传达了省委发动暴动的计划，研究了宜兴组织暴动的具体措施。万益又召集宜兴中山中学校长史乃康、教师史乃勋，中山女中校长汤维周等共产党员开会，决定组织学生下乡，广泛向农民进行反苛捐杂税的宣传，提出二五减租，号召农民起来暴动。王若飞从宜兴回到省委机关，派人找回省委派往无锡的农运特派员杭果人。王若飞向杭果人说：“湖南、湖北、江西数省农民运动，发展迅猛, 声势浩大，有的已经举行暴动，有的正在酝酿暴动。我省委决定宜兴11月初暴动，接着无锡暴动，时间不得超过一周，以便拖住无锡驻军。”王若飞讲完话后，杭果人汇报了无锡农民运动情况，分析发动暴动的条件和存在的困难。王若飞鼓励杭果人“好好工作，只要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困 难一定可以克服，暴动就会成功”。杭果人根据省委指示，暂留上海，起草关于无锡暴动的具体计划。杭果人回无锡后，分别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成立无锡县农民革命军和军政委员会，杭果人受命为暴动总指挥，徐彬如为副总指挥。省委还派省委委员夏霖去无锡，加强组织暴动的准备工作。暴动前，省委开办了暴动训练班，培训农运积极分子，王若飞给学员讲政治课.他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兽行，说明必须暴动的原因。 参加训练班的人听后情绪都很高昂。11月初，王若飞从上海来到无锡，检查暴动前的准备工作。杭果人汇报说：“现在群众已动起来，战斗情绪很高，农民武装编制就绪，可以说 万事俱备，只等省委发布暴动的命令了！”王若飞听后高兴地站起来说: “很好。八七会议后，全国很多地方爆发了武装暴动，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反动派，我们无锡也跟上了这个大好形势。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使其暴动成功。暴动时间可以定在11月9日！”之后，王若飞和夏霖一起，在无锡县城县委秘密机关，同县委委员乔沁泉、高文华、孙任先等开会，研究暴动开始时城内的策应工作。王若飞首先阐述了 “小暴动汇成大暴动”的意义，指出城区工作应以策应暴动、牵制反动武装为主要任务，使敌人急于自保，不敢派兵下乡破坏暴动。乔沁泉、高文华提出将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先是组织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城里制造紧张气氛； 暴动的当晚，派人破坏电缆造成停电，在空汽油筒里燃放鞭炮，以威胁敌人。王若飞对这些都表示同意，并指示要动员党员深入第一线，宣传暴动意义。当天晚上，王若飞回到上海。11月9日晚上，无锡东北乡的2万余农民佩戴红布领巾，手持锄头、铁棍、大刀、鸟枪等武器，举行了暴动。经过2个多小时的战斗，击溃了安镇商团的顽抗，占领了安镇、查家桥、东湖塘等13个村镇，大街小巷贴满“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传单和布告。11月10 日，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大批军警开往北乡地区，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暴动遭到了失败。就在暴动第二天，王若飞身着长袍，头戴礼帽，装扮成教书先生，前来检查暴动发动后的进展情况。他先到无锡东亭，在地下交通员带领下，步行20里，到了荡口中山初级中学，找到该校教师、共产党员陈枕白，要他帮助找暴动指挥部和杭果人、严朴等暴动领导人。陈枕白说：“农民暴动后，反动当局已派兵镇压，指挥部已向严家桥方向转移，现在处境困难，不易找到他们。”王若飞听后很忧郁地对陈枕白说：“宜兴、无锡、江阴、常熟四县原计划立冬左右暴动。宜兴已于11月1日举行暴动，打开了县城，收缴商团枪械，捉拿绅豪，罪行重者枪毙，并打开监狱放出犯人。但敌驻军闻讯，迅速派兵镇压, 暴动失败了，暴动指挥者牺牲甚多。江阴、常熟尚未举事。无锡动起来了, 已属孤军奋战，敌我力量悬殊，恐不能持久下去。”他在荡口住宿一夜, 翌晨，和陈枕白一起乘轮船返回县城。此时的无锡城，军警到处巡逻，特务侦探密布，气氛很紧张。王若飞和陈枕白离开码头后，径直往崇安寺走去，途经原县委机关堵家弄口时，王若飞停立不前，朝路牌标记东张西望，又直望弄底，想进去找县委领导人。他不知道县委已遭破坏，县委机关已布满了密探。陈枕白急中生智说：“弄里没有厕所，向前走一段路就是。”他俩急步向前奔走，免遭被捕。王若飞在县城住下，找不到地下党领导人，也了解不到情况，于第二天返回上海。不久，王若飞根据省委的指示，又领导了江阴、青浦等地的农民暴动。各地农民暴动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先后遭到失败，但都打击了各地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镇压了一批恶霸地主，形成了农村的革命气氛。这年冬天，许多反动分子携带巨款潜逃到上海。各地县委要求江苏省委在上海予以打击。王若飞同省委其他领导人商量后，决定挑选20名参加过3次武装起义的老战士，成立一支锄奸自卫的武装力量“打狗队”，并指派黄逸峰为这个队政治指导员。他对黄逸峰说：“这个队的成员尽管都是党员，但如果思想教育抓得不紧，掌握了武装，还可能岀乱子，你的任务是做好队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具体行动，由队长负责，你们商量好了，一定经过审批才能采取行动。”江阴暴动后，一个恶霸大地主逃亡上海。“打狗队”根据掌握的情况, 拟订行动计划，报请王若飞批准。他对计划做了些修改，指定队长负责执行，只许成功，不得失败。“打狗队”经过严密地侦察，顺利地除掉了那个大地主，并把在法租界地主家中抄出的全部财物上交省委。这次行动, 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张贴宣布地主死刑的布告，给租界当局 以很大威胁。11月14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 《政治纪律决议案》，其中批评王若飞曾同意几个在国民党市党部工作的同志“组织’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欢迎叛变革命后的汪精卫，是指导党团工作的错误，属“组织上、政治上的极大错误”，给予王若飞“警告处分”。王若飞于11月20日向中央申诉了三点：一、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探听 反动党部消息，设法释放在狱同志。二、开会欢迎的做法，是在市党部工作的同志报告他后他同意的。他于当日区委常委会上提出此事，多数人却不同意他的意见，他虽不以为然，但服从多数人的意见，随后通知停止进行。三、他是分工负责指导派往上海市国民党内的同志的工作的，根据省委以往做法，他有权批准在反动团体内工作的同志的活动°所以，这不能 算组织上、政治上的错误。瞿秋白领导的中央没有同意王若飞的申诉，仍错误地坚持对王若飞的处分。年底，王若飞了解到他舅舅黄齐生已到上海，住在法租界西门路，但为了保密，王若飞一直未去看他。黄齐生有一学生在敌军当营长，驻扎在青浦一带。青浦暴动指挥员吴志希在暴动失败后被敌军俘获，王若飞想请黄齐生给他的学生写信保释吴志希。一天，王若飞找到黄逸峰让他化名 “王如飞”，按地址去找黄齐生。当黄齐生听到王如飞名字时，很惊讶，问：“认识王若飞否?”黄逸峰回答知道他的名字，但不认识。黄齐生会心地一笑，立即写了保释吴志希的信，并说：“请告诉王若飞，我很好，要他安心工作。”没过几天，在泥城桥畔，黄齐生偶然遇上王若飞，非常高兴，便一起到一酒家相叙，分手时约定某晚去王若芬家看望王若飞的母亲。王若飞见到母亲后，亲切地安慰她说：因革命需要，今后不通讯，望不要想念他。母亲说：“我和你舅舅相信你做的事是对的，我不念你，你也不要念我。” 他与母亲惜别后，便再也未相见。1928年2月，王若飞到南通、如皋巡视工作，召开了汇报会。会上，他分析当时的斗争形势，指出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要求把农民运动深入一步，组织武装起义，支援苏南和全国的革命斗争。王若飞从南通回上海后，参加了省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邓中夏做了形势报告，王若飞做了关于江苏农民运动和部分地区准备武装起义的报告。会后，王若飞建议省委派黄逸峰、彭汉章到南通工作，黄任特委书记，彭为特委军委书记，负责领导南通地区的农民暴动。行前，王若飞会见黄逸峰和彭汉章，讲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和战略战术、反流寇主义、扎根农民群众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等问题。4月，王若飞到无锡视察工作，经地下交通员联系，找到了杭果人。他们乘一只木船，化装成祭祀祖坟的样子，到夹山六祭祠召开干部会议。会议由无锡县委书记陈鸿主持，王若飞讲了话。他强调全力以赴地领导武装暴动，建立农村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他还宣布省委在如、泰地区武装暴动的决定，调杭果人去领导暴动。会后，王若飞和杭果人经江阴去南通地区。4月底，王若飞在南通召开了如皋、泰兴、泰县、东台等县委负责人会议，了解了各县准备武装暴动的情况，决定了暴动时间和领导人。暴动由南通城大生纱厂工人大罢工开始，接着通、海、如、泰地区八县五一农民大暴动同时爆发。这次暴动持续了较长时间，大部分地方遭到敌人镇压而失败，有些地方农民武装转移到山区，开展小股的游击战争。

1928年6月，中央决定派王若飞去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王若飞考虑到他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多次受到中央的批评，“同时又鉴于许多有问题的同志都以送莫解决”，因此他提出同意出席大会，但以会后必须允许回国工作作为条件，以示不是处罚。瞿秋白、周恩来批评了他，说明作为党员应无条件地服从组织，不应提出前提条件。王若飞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对，接受批评，无条件地去莫斯科参加大会。6月初，王若飞离开上海搭乘俄国船到海参歲，经过了2周左右的行程，于6月中到达莫斯科。到莫斯科后没有停留，就由专车直接送六大会 址——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一座名叫塞列布若耶的乡间别墅。李培 之由中山大学抽到大会当翻译，已先王若飞几天到达这里。两人分别近3年了，突然在此相会，真是喜出望外。6月14、15日召开了政治谈话会，王若飞等21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和革命形势问题，党的工作路线问题，城市、农村工作及工人、农民运动问题交换了意见，对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进行了讨论。这个谈话会，实际上是大会的一个准备会议。大会于6月18日开幕，7月11日闭幕。大会成立了10个专题委员会，王若飞被指定参加政治、组织、苏维埃运动、宣传、农民土地问题五个委员会。布哈林向代表做了政治报告。他详细分析了国际和中国革命形势，批判了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八七会议后瞿秋白犯的盲动主义错误。王若飞在讨论政治报告时，做了一次发言和两次声明，检讨了自己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时所犯的错误。承认自己“在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地信仰执行”。因此，“自己应负一部分责任”。他对陈独秀所犯错误的性质和严重后果做了揭露和批判， 但他认为在党的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上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不允许陈参加是不对的，陈独秀据此不参加党的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他还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到会代表一致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连王若飞对陈独秀错误所采取的原则立场也受到了非议，有些人讥笑他是陈独秀的“尾巴”。但事隔18年后，在党的七大会议结束时，毛泽东郑重地对王若飞说：“你在六大时对陈独秀错误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7月1日，李立三做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会上，蔡和森、张昆弟等29人提议，以六次代表大会的名义电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中央政治局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在国内及时制止盲动倾向，把组织、动员群众参加反帝斗争与城市、乡村群众运动的斗争作为当前工作的中心。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反对这一提议，建议不予讨论。瞿秋白、张国焘亦表示反对。王若飞却发言支持29人的提议，同时认为米夫的建议是错误的，应予以否决。经表决，大多数代表赞成29人的提议。7月2日，讨论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王若飞做了发言。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批评了党内右倾、“左”倾的错误立 场及其给农民运动造成的危害。他还同意前面发言者提出的农民问题的中心是解决土地问题的论断。7月6日讨论职工运动报告时，王若飞在发言中指出了强迫罢工错误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各部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我党发动工人、改造黄色工会的任务和要求。11日大会闭幕，王若飞继周恩来之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了六大的功绩，展望了中国革命的前景，表达了对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六大会议结束后，王若飞被留下来，参加7月1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六大之后，王若飞“为了表示自己纯无个人意图，与加深自己的理论修养，诚恳地请求留莫学习”。共产国际同意了王若飞的请求, 并指派他代表中国农会为驻农民国际的代表，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等五人，合组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若飞担任农民国际代表的事情不多，便决定投考列宁学院学习。瞿秋白了解到王若飞的这一行动后，派潘家辰到考场，向考试委员会反映意见，不同意王若飞入学。主考人要潘家辰将意见当面讲出来，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潘家辰：“王若飞没有资格进这个学校，他和陈独秀的关系密切。”

王若飞：“我不否认我犯过错误。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一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像自己一贯正确。请问你们在大革命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顺着走罢了。我不但犯过右的错误，而且也犯了左的错误，我并不打算隐瞒这些。”

主考人：“好一个勇敢坚强的人!”

潘家辰：“他是陈独秀的秘书。”

王若飞：“我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不是他的私人秘书。”

主考人：“这是另外一回事，像我们现在的卡冈诺维奇。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王若飞：“革命遭到如此重大挫折，我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但我相信我们党会接受经验教训，今后一定会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主考人：“你被录取了。”

王若飞在农民国际担任中共代表时，写过不少有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关系的特点，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以及近百年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还批判了瞿秋白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意见书，指出“左”倾盲动主义者在农民问题 上，不能正确地对待富农问题，一时主张将富农和地主一样统统消灭，一时又对富农和中农不加区别，犯着主张联络富农的右倾错误。农民国际的一位负责人赞扬王若飞说：“你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将来会用得上的。”1928年上半年，俞秀松向中共代表团申诉王明等人诬陷他们组织 “江浙同乡会”，要求代表团调查解决。瞿秋白将此案委托王若飞处理。王若飞调查了与此案有关的一切人员，找不到所谓“江浙同乡会”的任何材料和证据，认为这完全是一个假案。他将情况上送苏共中央监委会。中央监委书记雅罗斯拉夫斯基根据王若飞调査的材料，指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也不存在组织什么别的企图。此事最后得到正确的处理。1928年下半年，王若飞和李培之同时入列宁学院俄文班听课。这是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一所高级党校，课程和中山大学基本相同，只增加一门 “党的建设”。学院强调学生自学和研读马列原著，经常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生产第一线实习。为了照顾王若飞、李培之生活，学校分给他们一间住房。王若飞按照学校教学大纲的要求，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列原 著，写出了几本读书笔记。他从自己多年国内斗争的经历深切地感到加强理论修养的重要性，经常结合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向同学讲述自己理论学习的心得体会。他遵守校规，尊重师长，热心各种勤务，在学生中表现很突出，多次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这期间，王若飞多次同张国焘发生争吵。当时张国焘也在列宁学院听课。有一次课后两人在教室外的走廊里争吵起来，越吵越厉害。最后王若飞大声指着张国焘说：“你将来一定会当反革命的!”张国焘气得脸铁青, 两手发抖，回去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指控王若飞辱骂了他，要求处分王若飞。共产国际认为，这是个人间的纠纷，未予理睬。1928年7月，王若飞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他在会上发言，进一步批判陈独秀的错误，说1926—1927年党内主要是“右的危险”，导致 “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拴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尾巴上”，使中国大革命遭到惨痛的失败。1929年秋冬，中东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发表声明，攻击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王若飞立即写了文章批判陈独秀。他的批判文章受到了列宁学院院长和共产国际的称赞。列宁学院党委为了帮助和了解王若飞，派了一名苏共老党员去做王若飞的工作。这个同志常到王若飞的住室，王若飞也常到他家去。两人交谈的很多。经过一两年的了解，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对王若飞说：“对你，我现在了解得十分清楚，你是个忠厚的人，对人赤诚相见，不怀私敌，又勇于承认自己错误，襟怀坦白。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你是位好共产党员。”1929年末，联共（布）在全党开展清党运动，共产国际指派一个清党委员会主持列宁学院的清党工作。王若飞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学院清党委员会根据张国焘提供的材料，给王若飞扣上了四条“罪状”：一、在1926—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赞成陈独秀的错误领导；二、在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的主张；三、在中共六大会议上，他仍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四、参加了陈独秀的反党派别活动。根据以上事实，建议开除王若飞的党籍。王若飞向共产国际据理申诉，说明自己没有参加陈独秀的派别活动, 指出其他材料不能构成开除党籍的处分。列宁学院支部局召开党员大会, 讨论王若飞的上诉书。会上，列宁学院院长基里桑诺娃认为王若飞是个好同志，“我同意并支持王若飞上诉。”其他党员都同意基里桑诺娃的意见, 于是支部局通过了支持王若飞上诉的决议。不久，共产国际找王若飞谈话, 并派人到列宁学院做调查，重新研究了王若飞的错误，指出王若飞从1928年6月以后就不在国内，指控他参加国内陈独秀反党活动是没有根据的, 并改变了原来清党委员会建议的处分决定：对王若飞的处分由开除党籍改成严重警告，下放劳动一年；对李培之的处分被撤销。1931年初，王若飞下到莫斯科斧头镰刀工厂做铁工。李培之对这件事想不通，认为这完全是张国焘的打击报复，感到受到很大的委屈。王若飞规劝李培之说：“共产党人应该是最坚强的人，这一点事算不了什么。我们的胸襟要宽阔一些，忍辱负重，不记前仇。”他一切生活悉如往常，在工厂里王若飞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工作得很岀色。不到半年，193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和列宁学院便将他调回列宁学院，等待分配新的任务。

1931年7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获悉有关内蒙古德胜旗农牧民自动起来开展斗争的情况，决定派遣王若飞、田德秀、潘恩溥三人去内蒙古成立西北工委，王若飞为西北工委特派员，田德秀为军事部长，组织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晋（山西）、绥（内蒙西北地区）、新（新疆）的农民解放斗争和民族革命斗争，领导回民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9月初，他们按规定时间从莫斯科出发，先到库伦（乌兰巴托）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取得了联系，在那里住了20多天，然后分两路出发：一路由王若飞带领田德秀及三个蒙古族交通员，经绥远包头、五原，入德胜旗；另一路由潘恩溥带领两个蒙古族同志, 经宁夏阿拉善旗定远营至德胜旗会合。王若飞和田德秀打扮成商人模样，骑着骆驼，沿途进行调查访问，了解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形势以及广大贫苦农牧民的生活状况。10月，王若飞到达包头，住在商贾云集的复成元巷泰安栈3号（今东河区），以收买烟土为名开展活动。没过几天，与乌兰夫接上了头。此后，田德秀被派往陕北和刘志丹联系，并准备再在宁夏建立据点，包头方面的工作安排由乌兰夫负责。王若飞和乌兰夫在莫斯科就认识。为了保护王若飞的安全，乌兰夫建议他搬到乡下去住。王若飞说：以商人身份做掩护不会出问题的。于是，乌兰夫也化装成商人和王若飞接头。王若飞通过乌兰夫，调査清楚了绥远地区国民党的组织状况和内蒙古广大农牧民的革命情绪，提出：内蒙古的工作要深入发动群众，做好民族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到一定时候要进行土地革命。针对日本特务策动“自治运动”，企图把内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王若飞还提出要搞“平民革命党”，以加强蒙汉团结，共同抗日，解决民族问题。根据王若飞的指示，乌兰夫深入包头郊区农村和土默特旗山区，进一步发动群众。不久，在包头附近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锅厘”运动。受尽了奴役的群众，赶走了 “锅厘税”的差役，废除了 “锅厘税”。王若飞见群众发动起来了，十分高兴，又提出开展包头西郊地区四十八合少（蒙语：旗）的工作计划。他对武装斗争尤其关心。当听到一些蒙古族青年已打入绥远老一团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时，他满意地对乌兰夫说：“这是一支 重要力量，要抓住不放，只要我们重视武装斗争，坚持下去，积蓄力量，将来定会出现一个新局面。”乌兰夫帮助王若飞写了工作汇报，起草了一份《告土默特全旗蒙民书》。为了进一步开展内蒙古的工作，王若飞在包头绥西宾馆以请客为名，召开了20余人的会，调查了解各地工作进展情况。不久，他又去五原开座谈会，访问地方基层干部，了解工作落实情况。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武装斗争，加强民族工作，他还准备去宁夏和陕北苏区，让人买好了马和路上用的东西。11月21日晚，乌兰夫和王若飞商定，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一起启程。在王若飞呕心沥血开展蒙古族工作的时候，潘恩溥率领的另一路行至定远营前哨子，被敌发现拘捕，押至定远营审讯。潘恩溥屈膝投降，全部交代了他所知道的我党关于内蒙古工作的情况和计划，以及王若飞等的行走路线。国民党特务机关根据叛徒提供的王若飞的行动路线，跟踪追查，找到包头，在泰安栈发现了王若飞。就在11月21日晚，乌兰夫走后不久，警察局派出十几名警察、宪兵闯入泰安栈，捆绑了王若飞，将其带回警察局搜身。王若飞乘敌不备，将裤内的文件塞进嘴里咬嚼，被一警察发现, 即用双手卡住王若飞的咽喉，王若飞拼命搏斗，竭尽全力咬烂文件。二三 分钟后，敌警撬开王若飞的嘴，想取出纸团。但文件已被王若飞吞进了肚子里。还有乌兰夫用麻纸写的《工作情形》六张、《告全旗蒙民书》一张, 没有全咬烂，被敌警拿去一部分。第二天上午，乌兰夫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客栈，刚走进院内，就受到一个手提水壶的“茶房”的盘问。恰在这时，屋里电话铃响了。趁“茶房” 去接电话的机会，乌兰夫跑出了客栈。“茶房”随后紧追，并大声喊叫： “抓共产党!”乌兰夫窜进胡同，甩掉了敌人，一口气跑到西街老道巷住处，换了衣服，立即和在家等待的李森一起转移到外地去了。敌警得到了七张材料，如获至宝，迅速将它烘干熨平，发现《工作情形》记载：“台己村有党员三名，已设有支部，巴什村、王必前气村、东西荣寿村，均有党员多少不等。”《告全旗蒙民书》指出了解除蒙民痛苦的方法：“一、不能信赖国民党；二、不能信赖班禅；三、不能信赖王公； 四、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全是假话。”敌人根据这两个文件提供的证据， 判定了王若飞的身份，并去台己村等地捉拿共产党人，但乌兰夫早已通知他们转移了。敌警察局连夜审讯王若飞，妄图从王若飞嘴里了解出内蒙古地下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以便一网打尽。但是，他们没有从王若飞口里得到地下党的任何真情。最后，敌人将王若飞押赴刑场施行假枪毙，企图恫吓他屈从。王若飞神态自若，大义凛然，准备着从容就义。敌人被王若飞英勇无畏的精神惊呆了，只好将他押回警察局，假枪毙伎俩亦完全破产。第三天上午，王若飞被带到审讯室，警察局长马秉仁亲自审讯，要王若飞交出组织名单。王若飞轻蔑地说：“组织名单是不能告诉你的。要审问嘛，随你的便!”接着，又补充说：“应当受审判的是你们，不是我，我要真正地审判你！ ”王若飞的答词，把马秉仁气得说不出话来。这时，王若飞又说：“你看错了对象，想借用大刑威逼共产党人屈服，那是枉费心机，这样吧, 你派人准备好笔砚拿来我写口供。”马秉仁以为王若飞真的要写口供，忙令警察给王若飞送来一张桌子，将准备好的笔墨纸放在桌上，王若飞坐在案头开始秉笔疾书起来。他写完一张纸，放下笔，在室内走走，再接着写。警卒嫌他写得慢，每天都来催促。过两天，马秉仁实在放心不下, 亲自到囚室査看，才知道王若飞所写的内容，先是阐明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接着逐条列举蒋介石卖国殃民的十四条罪状，写了八大张麻纸还未收尾。马秉仁气急败坏地把王若飞写好的和未写的麻纸一起拿走了。包头的反动派无法对付王若飞，只得将他解往归绥城。1932年1月底，王若飞被押送到归绥市牛桥“第一模范监狱”。这一天，监狱戒备森严。王若飞在几个警卒的“护卫”下，唱着国际歌走过来。他的歌声震撼着所有牢房，犯人们争相从囚窗窥望他的背影，向看守打听他的姓名。一位老看守悄悄地对犯人说：“唱国际歌的人，就是那个大共产党，这人胆子可大啦，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讲共产党如何好，国民党如何坏，骂蒋介石是个大卖国贼。这可是条好汉子。”“这个大共产党听说叫黄敬斋。”从此，犯人们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黄敬斋的名字。这所监狱有四个“号”，分别命名为“改” “过” “迁”“善”。押来的犯人，该送到哪个“号”，是由案情轻重决定的。案情严重的多囚在 “改”字号，快出狱的犯人被囚在“善”字号。王若飞被囚在“改”字号。王若飞的才华和胆量，受到当时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赏识。傅作义曾对人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他在刑场上竟面色不变, 态度自若，人才都出在共产党内。”傅作义曾把王若飞请到他的客厅里, 做了一次长谈，表示只要他答应出狱后在绥远做事，就可无条件释放。王若飞拒绝了傅作义提出的条件，他要求傅作义按照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开放群众运动，反蒋抗日。他要求无条件释放，否则：宁愿老死囚笼或死于断头台，也不愿出来。傅作义对王若飞的指望落空后，便将他交给绥远高等法院。法院多次开庭，王若飞则借机大谈马克思主义，吓得法官张皇失措，只好宣布休庭。 敌人每次都以材料准备不足来掩饰审讯的失败。高等法院接受了前几次审讯失败的教训，拼命搜集有关共产党活动的 “材料”，等到他们认为准备充分以后，又开庭审讯。法官劈头问王若飞，参加共产党有什么犯罪活动？王若飞反问法官：“什么叫犯罪？”法官说：“犯罪，就是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王若飞接着义正词严地指出：“什么民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批强盗？所谓紧急治罪法，无非是保护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律，试问制订这种法律的时候，有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 哪一个其他劳动者参加过？你们执行这种法律，只能说明你们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工具，是他们忠顺的奴仆而已！”法官无言以对，只得宣布退庭。1932年春，黄齐生从定县赶到归绥探望王若飞。舅甥隔着铁窗相见, 黄齐生不禁一阵心酸。他对王若飞说：“我们十年不通音信，你怎么落得这般光景?”王若飞恭敬地回复黄齐生说：“舅舅放心，我的行为洁白无瑕，我做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逮捕我，是因为我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黄齐生点头赞许：“你做得对，我放心，你宁可失去自由，也不要丢掉真理。”黄齐生曾找傅作义，请求释放王若飞。傅作义要黄齐生规劝王若飞, 并且表示如果王若飞愿在绥远干事，马上就可出狱。黄齐生将傅作义的意见转告给王若飞。王若飞说：“要我在他手下做事作为释放条件，这是不能答应的。我出狱后，愿做什么就做什么，愿到哪里就到哪里，行动自由，不受他的限制。”黄齐生说：“你这样刚直不阿他们不会放过你的，设有不幸，遗蜕何归？”王若飞答道：“一火了之。”黄齐生说：“苟有幸，其葬于昭君墓侧？”王若飞对自己的身后事一笑置之。黄齐生不愿离开王若飞，便在监狱附近的中西旅馆租间房住下，还用20元在大青山下昭君墓侧买了块墓地，又设法买通管监狱人员，允许五天探监一次。黄齐生每次去都带上白酒，舅甥俩每次喝了酒，话题更多，总是亲切交谈，不能尽兴。王若飞见舅舅棉袄单薄，塞上日渐寒冷，便脱下身上的皮裘相换，黄齐生还按王若飞的要求，买些进步书籍送进监狱给大家看，深得同监难友的欢迎。黄齐生在绥远住了一段时间，准备回定县。王若飞给黄齐生写了封送 别信，称黄齐生为“托尔斯泰伯爵一流的人物”，“十分同情于下层平民被践踏的生活，愿意到平民中去，并帮助他们。可惜他只有满腔的同情心，而没有使劳苦群众得到解放的办法。所以他只能是穷苦群众的好友，而不是革命的领导者。”王若飞还从旧西服的衬肩上撕下一块白绸子，给他爱人李培之写了封信，叙述了狱中的生活和准备就义的决心。他要求李培之忘掉他，不要为他的牺牲而伤痛，继续努力完成党的事业。信中说： “别了，我们在红旗下齐聚，又在红旗下分手!”经过上次“审讯”之后，法院再也没有勇气继续开庭。经王若飞多次催促，拖了 8个月，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才勉强答应开庭。这一次，王若飞针对反动派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外国引进来的，不适合中国国情； 中国共产党是受俄国指使的；中国人讲外国人的主义是卖国等谰言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哪里有阶级压迫，有反抗，哪里就必然要产生共产党，这是客观真理。至于谈到卖国，在中国却大有人在，这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蒋介石就是头号卖国贼。接着，他列举了国民党蒋介石从九一八日本侵入中国东北以后大量的卖国罪行，吓得法官眼睛发直, 慌忙站起来喊叫：“停住，停住！不准再往下讲！你这样侮辱党国领袖， 咆哮公堂，就是犯罪！退庭!”

在狱中，王若飞为了帮助傅作义认清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争取他同情我党主张，加入抗日行列，曾给傅作义写了许多信。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从同监难友处得悉日军进攻山海关的消息后，曾给傅作义写了长达25000字的信。信中首先揭露蒋介石宣扬日本侵略的目标是苏联，企图暂时让出东北，把战火引向苏联等卖国投降政策，他认为，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坚决抵抗，做好全面对日绝交、宣战的准备。信中针对有人认为日本强、中国弱，对战争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详细地对中日双方的国力做了对比，提岀了持久战的作战方针，预告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王若飞指出：在军事力量上，日本有以下的优点为我国所不及。这主要是：军队的构成与作战能力十分强大；军队指挥的绝对统一与调遣、供给非常迅速；官兵军事教养程度高，物质供给比中国充分；日本是个岛国，不顾及对本土的袭击。但是，战争的胜败，绝不单系于军事的实力，而且系于其他比兵力更重要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更是如此。日本侵略战争本身潜伏着严重的矛盾和危 机，随着战争的发展，各种矛盾更加激化，使日本帝国主义逐渐走向反面, 陷入无法走脱的深渊。王若飞着重分析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面临的几种矛盾。他指出：中日战争，必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极大反抗；日本侵略者侵占东三省后，又攻占热河，进窥华北，进而谋求全中国的政权，将会引起与其他帝国主义巨大的利害冲突，特别是与美帝国主义的冲突，甚至会爆发日美战争，从而引起帝国主义间的大战；日本侵华战争需要庞大的军费，这日益加重的军费重担，主要落在日本的工农大众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将加深日本统治者同本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王若飞在分析了日本方面的情况之后，又分析了中国方面的情况。他认为中国有四万万人民，有辽阔的土地，有数千年的经济文化关系，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绝不是可以轻易被征服和消灭的。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后方供应、军事训练等方面虽不及列强，然而士兵作战的勇敢与吃苦耐劳的精神，远远胜过外国士兵。而且我们进行的是反抗外国侵略者的革命战争， 士气很高，兵源补充来源也很雄厚。在我军持久抵抗与义勇军的游击作战中，将会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中国军队所具有的优点，去战胜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王若飞还正确地指出：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并不是孤立的，它有极大的同盟者，我们将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支持，特别是日本国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高丽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更能给我们以实际的援助。王若飞通过以上分析，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应绝对相信，我们有很大的力量，我们的斗争一定能有积极的前途，最终埋葬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我们在现实的艰苦的奋斗中，不应有丝毫的气馁与悲观。王若飞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合乎历史实际的斗争策略，其主要内容是：一、应该动员全国民众积极起来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二、动员全国军队参战，改变军阀个人的军队为全民族的革命军队。三、在敌人占领区，如东三省境内，秘密组织各种革命团体，继续坚持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抗日工作。四、钻进敌军内部，破坏瓦解敌军。五、要使我们的抗日战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 解放运动发生密切联系，他们是可靠的同盟者。六、改善国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立即制订正确对待国内各弱小民族的政策。从中国国情和抗日战争发展的需要出发，王若飞特别提出发动农民起来抗日的问题。他说：农民占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所以现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战争，若得不到农民自动的积极的起来参加，是不会使这一战争强大有力，是难望这一战争得到胜利的。如果我们承认农民要求之正当， 赞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立刻会使广大农民群众忠诚的热情的拥护这个国家政府，倘使这个国家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时，他们一定会起来保卫这个国家，力求使这个战争得到胜利。王若飞在信中盼望傅作义站在中华民族革命战争立场上，给他以实际参加战争的机会，让他的热血能洒在这个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或赴前线作战，或赴东三省、热河组织义勇军。语言恳切沉痛，打中了国事的要害，使傅作义深受感动。为了使傅作义早日站到人民立场上，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不久，王若飞又给傅作义写了封“论进步”的信。他在这封信中明确指出：“一个人是否站在人民一边，是关系到他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如能发动人民就能胜利，否则就必然失败。我们希望傅作义主席，扩大人民民主权利，和我们共产党人共同奋斗。

1934年4月23日，绥远高等法院开庭宣布判处王若飞15年徒刑。宣判后，王若飞立即在自己的帽子上，用红线绣了个“出”字。有些难友问他“出”是什么意思？他笑着说：“出”就是表示快出牢房了！敌人判我15年徒刑，我就熬他15年，反正我要出去。老实说：我肯定坐不了15年, 因为中国革命用不了15年定会成功。为了革命事业，我必须活着出去。王若飞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晨，用冷水擦身，直擦到皮肤发红为止。他自编一套“室内体操”，坚持锻炼，伸腿、弯腰、屈臂、转动，直到满身大汗。他患了关节炎，太阳出来后，就要求出去晒太阳。每逢这时候，他总是带本《孟子》当枕头，晒了前胸，再转过去晒后背，晒得全身出汗方回牢房。王若飞用了全部精力看书学习，写文章。敌人除了限制他看马列著作外，其他中外著作只要能找到都允许看。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史书、诸子百家著作和他舅父从外地寄来的许多世界名著，他的历史知识和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傅作义也送给他一本《易经》。本来傅作义想以这本书来影响他的共产主义信仰。王若飞看后，很有兴趣，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易经》做了批注。傅作义看了他的“批注”后，惊叹地说：“他把《易经》讲活了。王若飞还写了《总结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 经验教训》《中国向何处去》《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十月革命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等文章，写了《王阳明学说批判》等哲学论文。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打进山西，阎锡山手下名将、前线总指挥李生达被打死，部队伤亡惨重，绥远反动派闻之大为吃惊。他们忙着赶修碉堡，严査行人，加强防范措施；同时又担心狱中关押一个大共产党，目标太大，害怕招来红军的进攻，想将王若飞送交阎锡山。1936年春，山西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发展，急需用人，张慕陶向阎锡山献计说：“归绥狱中关押了个王若飞，是个大共产党，此人过去在党内受过“打击”，如能争取过来，定有大用场。”当时，阎锡山是太原绥靖行营主任，绥远受阎锡山管辖。阎听到消息后，立即通知绥远政府把王若飞解送山西。1936年 7月，王若飞被解到太原陆军监狱。到太原监狱不久，王若飞利用“放风”的机会，认识了政治犯乔明甫、李安心，了解到六个号内所关押的犯人的一些基本情况。一次，王若飞对乔明甫等说：“我们这里学习条件可真好啊！有拿过枪杆的战士，还有专门研究过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很难得的，是一所理想的学校。”在他启发下，乔明甫等开始酝酿成立政治犯学习小组。监狱里有二十几名“政治犯”，分住四个牢房，每个牢房编成一个小组。在学习组基础上还成立了学习核心小组，由王若飞负责。这个组是秘密的，由党员组成，实际上是党的组织。它联系各学习小组，并领导各组的活动和斗争。在普通犯的牢房里，关着一位名叫刘振清的“犯人”，因反对军阀张培梅被判处无期徒刑，坐了18年牢，折磨得腰弯背驼，面容憔悴。一天， 一个看守班长强迫他去抬粪桶，他不去，那个看守班长正想向“犯人”耍威风，王若飞走过来严厉地说：“刘老汉身体不好，上了年纪，不应该强迫人家抬粪桶，我们应该帮助和爱护老人家。”很多难友围上来，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斥责，那个班长见势不妙溜走了。接着，王若飞抓住这个时机，向“普通犯”进行了团结斗争的教育。他说：“难友们，今天的事实，大家都看清了。我们要不受欺侮，就要团结起来。人多势众有力量，才把看守吓跑了。今后这类事还会继续发生，只要大家齐心，互相帮助和支持， 我们就能赢得胜利。”难友们都说：“老黄（王若飞入狱后化名黄敬斋）说得有道理。”一天开饭时，从一锅稀粥中捞出了两只煮烂的老鼠，所有“政治犯” 和“普通犯”都气得两眼冒火。王若飞向难友们说：“我们都是活着的人，都有享受人的权利。我们不是猪，为什么吃的饭比猪还不如！”全体难友一致向监狱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改善伙食。监狱当局不但不答应，反而指斥犯人说：你们是“犯人”，吃坏饭，罪有应得，谁叫你们“犯罪”？全体 “犯人”情绪激昂，“政治犯”们主张马上发动绝食斗争。王若飞向要求开展绝食斗争的难友说：“绝食斗争是狱中合法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定要团结一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绝不动摇，坚持到底，才能胜利；要严防敌人钻空子，寻机破坏。”他还与乔明甫等商量确定了绝食斗争三项要求：一、改善伙食；二、去掉脚镣; 三、阅读书报。“政治犯”根据王若飞的意见，秘密地成立了绝食斗争领导委员会，负责研究敌情，部署落实任务，岀面和敌人进行说理斗争。领导委员会下设纠察、宣传、互助三个小组。纠察组负责侦察敌人的破坏活动，检 查督促自己的行动；宣传组负责揭露监狱的黑幕，联系“普通犯”和争取狱卒的同情与支持；互助组负责防止参加绝食的同志发病，对有病的进行急救和护理等工作。在王若飞的周密安排和指导下，各种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于1936年农历八月初十晨，全体“政治犯”开始了绝食 斗争。狱卒打开各牢房大门，催促“政治犯”吃饭。大家都躺在炕上，一动也不动。典狱长王秉麟跑到狱房，声嘶力竭地吆喝：“赶快吃饭，不吃饭都是违法!”开始没有人理他，他从这个号喊到那个号，惹怒了政治犯， 一齐质问他：“什么叫违法？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行吗？请问典狱长大人，饿肚子不吃饭犯了什么法?”“你们简直是造反，简直是造反!”“不吃饭怎么叫造反?”王秉麟见势不妙走了。监狱当局求救于王若飞，要他出来劝说“政治犯”吃饭。王若飞说： “应该马上改善难友们的生活待遇，否则你们就要对’政治犯’的绝食后果负完全责任。”王若飞还利用一切机会去看望难友，告诉他们要静卧，少起动，免得消耗体力。他到“普通犯”中去说明“政治犯”的绝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改善所有难友们的待遇，要求“普通犯”全 力给予支持。绝食斗争到了第三天，年纪小、个子大的武先列昏过去了。敌人将他抬到病房，要伙房做了鸡蛋挂面汤，催武先列吃，以为只要有人开始吃东西，就可以分化破坏绝食斗争。武先列清醒过来后，拒绝吃东西，吵闹着要马上搬回监房去。王若飞闻讯赶来，倒了一杯开水给武先列，摸着他的额角，鼓励他咬紧牙，坚持下去，一定能胜利。武先列坚定地表示：“我撑得住，饿死也不屈服！”王若飞随后来到监房，把武先列的决心告诉了难友，更加坚定了难友们绝食斗争的意志和决心。绝食斗争到了第五天，躺在炕上的政治犯已经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了，双颊塌陷，心如火烧，大家用眼色相互鼓励着：一定要坚持下去。 “普通犯”过来探望的越来越多。他们不理睬看守们的干涉，帮助倒便桶，送水，给身体虚弱的政治犯喂水。监狱当局对此更加惶恐不安，怕 “普通犯”也参加绝食斗争，局势将更难收拾。王秉麟又一次找到王若飞，要他帮助劝“政治犯”复食。王若飞说政治犯’提的三个条件，你究竟怎样答复？”王秉麟连声表示同意，一切照办。王若飞说： “那好，你就当面去答复吧。”王秉麟不得已来到“莠”字监，一条条地背诵：改善伙食，除掉脚镣，阅读书报，这三条我都同意。至此，五天五夜的绝食斗争完全胜利了。1936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去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临行时，刘少奇对薄一波说：“听说王若飞同志现在关在太原，你到了那里，要设法营救他岀来。”薄一波到太原后，到处打听王若飞的下落。山西党地下工作同志告诉他：王若飞已从归绥解到太原，改名黄敬斋，但不知关押在哪个监狱。薄一波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立即以他是阎锡山“上宾”的身份，乘汽车去查访关押“政治犯”的第一监狱、训导院和自新院，但名单上均无此人。后来他又到陆军监狱，在一张发黄的登记簿上，才査到“黄敬斋” 的名字。接着，他翻阅了关于王若飞案情的原委和历次审讯的详细记录。档案中说：“黄敬斋是个大共产党，在包头被捕时候，销毁罪证，拒绝招供；在绥远狱中，傅主席优礼相待，黄犯竟无悔改之心，经常煽动政治犯， 高唱国际歌，进行赤化宣传……”薄一波查清王若飞的下落后，立即找阎锡山商谈释放王若飞的问题。他开始向阎锡山讲了眼前山西抗日救亡运动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道理；接着，单刀直入地提出释放王若飞，他说：“太原狱中有个王若飞，是个有名的共产党员。我建议，也是向你要求首先把他放出来。”阎锡山装模作样地说：“有这个人吗？我怎么没听说过?”薄一波马上指明：王若飞就是黄敬斋，现关在陆军监狱，是自己的间接朋友。 阎锡山只好表示让梁化之陪薄一波去看王若飞。1937年春，日寇向华北步步逼近。薄一波又去找阎锡山，要求他释放 “政治犯”。阎锡山找来梁化之和张慕陶商量对策。双方谈判结果，他们同意提前无条件释放王若飞。随后，薄一波到陆军监狱找王若飞，告诉他： “你现在可以出去了。”王若飞问：“无条件释放吗?”薄一波说：“无条件！ 不过，只希望你答应我一条：出去后，先到我安排的地方小住几天，略尽朋友之道。过些时候就可以回延安了。你觉得如何?”王若飞说：“一波同志，现在我完全相信你是个好同志，是党派你来营救我的。我也急着出去为党工作，可我在监狱里住了五六年，很希望党对我的一切进行全面的审查，得出结论。你能否找个我认识的人，到这里来证实一下，以免将来发生旁的问题。”薄一波将王若飞的请求报告了北方局。没过几天，北方局派柯庆施赶到太原，到监狱和王若飞见了面，交谈了情况。被囚禁五年零七个月的王若飞，很快就要跨出牢门了。柯庆施走后，王若飞来到“莠”号间，向难友们传达了中央负责人的通知：王若飞首先岀去，其他难友分三批出去。他继续说：“阎锡山故意刁难我们，要我们经过他们的训导院转出去。”有的人对训导院极为反感，表示宁肯坐一辈子牢，也不去接受训导院精神上的虐杀。王若飞向难友们说明，现在是共同抗日的形势，情况与过去不同，“政治犯”可以接受去训导院过渡一下的条件。大家知道这是党中央的意思，都同意了。王若飞出狱后，住在太原小北门二道巷永济路2号一座四合院。这时, 李培之已从南方到太原照顾王若飞来了。这期间，梁化之多次找薄一波，说阎锡山很想见王若飞，彼此认识一下。薄一波将阎锡山的想法转告给王若飞，并对他说：“阎锡山的本意是希望你留在山西，给他撑撑门面，借以招摇撞骗！如果你不干，他也不会勉强。从统一战线工作来说，只能婉言谢绝，留有余地，你可作个思想准备。”一天，薄一波陪王若飞去见阎锡山。阎锡山点头合手，毕恭毕敬，颇具“礼贤下士”的风度，表示仰慕和敬重王若飞的才能和气节，盛情挽留王若飞在山西帮助工作。王若飞没等阎锡山把话说完，就接着话头说: “阎先生称赞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山西释放了 ’政治犯’，这种举动，甚受全国工农的欢迎。我在绥远、太原坐了六年牢，领受过国民党地狱生活的滋味，深知国民党反共政策的过错。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山西出现了共同抗日的局面，是个大进步。我一定把这种情况带到延安去，我党中央也会表示欢迎的。”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由北京迁到太原。在这里, 刘少奇会见了王若飞。王若飞向刘少奇汇报了近6年监狱生活的感受，和不留山西而回延安的原因。刘少奇同意他的意见，指示他立即返回延安。阎锡山从薄一波处得到这一消息后，当即要梁化之准备2000块法币，送给王若飞做回延安的路费。薄一波将这一情况告诉王若飞，要他请示刘少奇。 刘少奇明确地说，钱一文不要。当梁化之带钱前来送行时，王若飞委婉地说：“我从你们监狱出来，受到热情款待，非常感谢！我返回延安途中，虽需长途跋涉，但有我党我军沿途护送，不会发生困难。”当即把那包法币原封奉还。

1937年秋，王若飞和李培之一行离开太原，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停留几天，向办事处人员报告了狱中斗争情况。9月初，由八路军办事处派人护送，经铜川、洛川、富县到达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王若飞情绪非常激动，对李培之说：“我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快活，这次我们真的回到’家’了。”初到延安，王若飞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负责宣传鼓动文化教育和团结联络上层民主人士的工作。他根据党中央洛川会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全面抗战方针规定了宣传要点，把动员全民抗战放在边区宣传工作的首位。他创办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理论刊物《团结》月刊，作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阵地。他是这个刊物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主要撰稿人。王若飞同时兼任陕北公学教授。他经常深入该校，接触来自各地的学生，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多次向他们做报告，宣传抗日战争的性质、形势和我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动员知识青年努力学习抗战理论。1937年底，归绥、包头相继被日军占领，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挂起了日本旗。为此，陕甘宁边区党委于1938年1月召开会议，讨论对策，王若飞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他曾在内蒙古工作过一段时间，熟悉内蒙古的情况。他的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重视。会后，他将发言要点整理成《今天如何实现蒙汉联合抗日》一文，发表在《团结》上。文章认为，蒙汉团结是争取内蒙古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保证。文章把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与内蒙古的特点结合起来，提出了实现蒙汉团结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这在当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938年春，日军变更战略，由南转西，加紧向晋南进攻，在占领临汾及同蒲路南段后，陈兵黄河东岸，企图进扰陕甘宁边区。绥远方面的敌人也配合向陕北进攻。陕甘宁边区附近的土匪，趁机向边区进扰。在这种形势下，保卫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已成为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从这时起，王若飞就把他的主要精力用在动员民众保卫边区的斗争上。王若飞曾经多次到清涧、吴堡、佳县等沿河城镇检查工作，了解群众发动的情况。他针对当时边区发动群众工作存在的某些错误倾向，明确指出：一切抗战动员工作之能否完成，全系于我们政治宣传工作是否深入。他强调要在宣传鼓动中，把每个边区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保卫边区的斗争，把他们的一切能力，一切物力都贡献于抗战。王若飞还提出，要扩大抗战宣传。边区民众抗战后援会根据王若飞的要求， 组成两队战地服务团，准备各种文艺娱乐节目，分赴榆林、三边一带进行保卫边区的宣传，影响很大。当敌军日益迫近边区的时候，边区党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研究抗敌之策。王若飞在会上强调，整理自卫军和少先队是目前一切抗战动员工作最中心的工作。他号召边区每个党员、群众为完成自卫军的整顿， 建立起强有力的保卫边区的自卫军而努力。当时，边区各县有的如吴堡、延川、神木、府谷等已处在战争前线， 有的如延安、安塞、安定、保安等是备战区域。王若飞根据上述情况，提出了边区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方法，要适应战时情况，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都要军事化，以便领导战争。他要求全边区的一切民众团体，如抗敌后援会、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联合会、农民会、文化界救国会等, 都要尽力去动员全边区人民来参加抗战工作，帮助政府、军队打击日寇的进攻。他还表扬了3月间敌人进攻到黄河边时，延川、延长、固临三县紧急动员了40多名运输队员与1000多匹战马，很好地完成了运输任务的先进事迹。1938年秋，王若飞被调担任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不久，又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王若飞对担任副参谋长这一职务有些为难： 他找毛泽东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军队工作，担任这项工作，恐怕不行。” 毛泽东鼓励他说：“我开始也没有搞过军事，后来不是也搞起来了吗？你担任这个职务不会有什么问题。”经毛泽东这么一说，他就只好接受了。七七事变后，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我党号召下的民众武装组织遍地开花。王若飞侧重考察研究了华北地区自卫军、游击队的建立发展和民众游击战争的经验问题。他提出民众武装应是不脱离生产的半军事性的群众性的抗日武装组织，不是官办的。这种民众武装在政治、军事上须接受当地民主政权与驻军的领导，它的组织是独立的, 它的干部是民主选举的，它的基本任务是站岗、放哨、锄奸、剿匪、缉私、缉毒、追捕逃亡犯等。他赞扬了任邱县1个月内捕获汉奸20余名, 定县捕获汉奸7名的主动精神。他还肯定了游击队、自卫队、游击小组三种组织形式，说它最适合抗战需要，可以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1940年春，日寇开始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我敌后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大的城镇被敌占领。王若飞根据毛泽东有关抗日游击战争的作战形式和任务的指示，适时地提出：将大兵团转移到山地，或分成若干小支队活动；游击区开展以地方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为主要活动的武装斗争。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认为游击区各级党委必须组织一支有一定数量的地方游击队。王若飞还深入到华北敌后根据地，考察游击队组织和游击战争的情况，同各级指挥员开座谈会。并于1940年4月，在《八路军杂志》上发表了 《华北游击队与民众游击战争发展的经验》一文，全面总结了抗日战争三 年来华北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游击队的七条任务，为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发挥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指明了方向。1940年春，王若飞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1年，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开幕。王若飞协助林伯渠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他跟起草宣言的周文说：全体大会通过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很重要，它肯定了边区已经存在的现实，这种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抗日民主建设很具体很实际的纲领，对全国有着极端重要的实际政治意义，应作为大会的第一大成就放在宣言的前面。会议第二个大成就应是通过的所有条例，其中保障人权、地权、财权、政权条例， 应放在头一项，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要求的东西，在解放区已经实行了，这将对国民党统治区产生重大影响。关于大会本身，他认为，应强调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不是咨询机关，而是人民的权力机关。他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林伯渠的完全赞同。1941年冬，王若飞受党中央的委托，组织一个小组，研究制定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他邀请了正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毛铎、王从吾、何英才、刘秀峰等，协助他深入根据地进行考察。他们访问了农民、开明绅士，听取了各根据地负责人的汇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后又反复修改十多次，于1942年1月 28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最后颁发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施行。《决定》体现了我党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它在各抗日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对于团结群众、发展生产、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1942年秋，王若飞对根据地反“扫荡”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指出：敌人以惨无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制造无人区、 最后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这是敌人采用的抽水捉鱼的办法，鱼大水少无法存在。我们人民军队、干部应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把大鱼变成许多小鱼，才能对付敌人。他的这种认识，是我党精兵简政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1942年至1943年，王若飞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检查了在大革命时期对待陈独秀问题的错误认识, 批评了自己身上存在的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1943年底，王若飞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回顾了党创立以来到南昌起义的历史， 阐述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着重总结了这一时期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当时我党处于幼年时期，不认识’搞武装、搞政权’的重要性，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犯了陈独秀的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1944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对豫、湘、桂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闻风溃逃。人民普遍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迫切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腐败局面。我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派林伯渠、王若飞等去重庆同国民党举行谈判。4月29日，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离开延安，5月2日抵西安，同早期到达西安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最后，双方同意议成四项十七条内容，各自报告自己的党中央。5月11日毛泽东电林伯渠等，指示以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发给粮饷弹 药，恢复新四军番号，撤销包围我根据地之五十万国民党军队，恢复西安、重庆办事处等项作为同国民党谈判的基本条件。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飞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飞抵重庆。20日， 中共中央电告林伯渠等，提出关于政治民主化，承认一切抗日军队，承认我党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等二十条谈判内容。22日，林伯渠、王若飞将谈判方案交付张治中、王世杰。第二天，林、王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两天来国共谈判的情况。林伯渠、王若飞到达重庆后，发现国民党并无和谈诚意，国共谈判条件尚不成熟。王若飞根据形势和中央指示，分工负责抓南方局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6月1日，王若飞在南方局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做了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危害，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改造的必要性，说明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需要经过长期痛苦的磨炼过程，对一个革命者来说， 应该自觉地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要求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实际斗争中增强党性， 提高政策策略观念，转变成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会后，南方局各部门对王若飞的报告开展了认真的讨论。结合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广泛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8月31日，王若飞又在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上，做了阶段学习的总结报告。他肯定了两个多月的学习成绩和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岀了存在的问题。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同林伯渠回延安，留王若飞在渝主持工作，由王若飞、刘少文（张明）、徐冰、钱之光、熊瑾町、潘梓年、童小鹏七人组成南方局工作委员会。此后，中央筹备召开七大，周恩来、 董必武参加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工作，南方局的全面工作主要由王若飞负责。11月，王若飞会见刘文辉派来的代表杨家桢。杨家桢向王若飞反映, 蒋介石威逼刘文辉，密派特务监视刘文辉的行动，双方矛盾很尖锐，请求指点。王若飞告诉杨家桢，蒋介石集团是外强中干的，应釆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办法同他们作斗争，并鼓励刘文辉不要松劲。杨家桢走后不久，南方局根据王若飞的提议，派张友渔到成都，支持刘文辉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排斥异己的方针。张友渔到成都后和刘文辉一起研究了在日本侵略者继续进攻下如何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保卫大西南，以及如何同蒋介石作斗争的问题。为了抵制国民党的青年军运动，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王若飞还指示成渝地区党组织，动员知识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到湖南、贵州、川东北地区去工作。一时响应号召的青年达数百人。1945年2月20日，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前往“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检查违章用电，遭到国民党特务枪杀。南方局青年组刘光、张黎群等向王若飞汇报了这件事情。王若飞立即召开会议，决定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动一场反国民党特务的斗争。南方局成立指挥机构，王若飞担任总指挥。他提出将事件经过宣扬出去，组织力量，深入工厂、学校、市民中去，广泛进行宣传。他还指示电力公司工人印发传单，散发到全市工厂和学校；动员学生到工厂区、市民集中的地点演讲；组织市民、学生、工人到胡世合灵前吊祭、献花圈、送挽联，捐款、写信给死难者家属。在十余天里，胡世合惨案成了重庆谈论的中心，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民主自由，争取保障人权，成了重庆各界民众共同的奋斗目标。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王若飞指示重庆电力公司工人坚决要求严惩国民党特务，否则就釆取强硬措施：停电。这一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政府非常恐慌，因为停电将使整个重庆变成黑暗的世界，大多数工厂（包括兵工厂）将要停工。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后，大骂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无能, 命令他们赶快把事情结束。在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重庆警备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组织临时军事法庭审判杀人凶手田凯，并被迫宣布判处田凯死刑，于26日晨执行。田凯被枪毙后，王若飞为了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主动说服群众将斗争停了下来，适可而止，使这场斗争胜利结束。在利用胡世合事件广泛揭露国民党法西斯残暴统治的同时，南方局还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实业界的接触。1945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社举行成立七周年纪念会，邀请柳亚子、沈钧儒、马寅初、陶行知及文化、戏剧界人士数十人参加，潘梓年做了长篇发言。1月14日，王若飞、徐冰、王炳南在枣子岚垭83号同左舜生、张申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等就改革国民党政府、实现国共和谈交换了意见。1月16日，《新 华日报》公布了中国民主同盟发表的对时局宣言，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权，召开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以及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职业、身体的自由等十项主张。1月21日，王若飞根据中央书记处关于推动孙科参加民主运动的指示，同孙科进行了交谈。1月28日，中共中央电周恩来、王若飞：南方局在目前时期，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和上层联络工作外，应大力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在大后方农村建立可靠基础。南方局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利用合法与非法方式为农民服务，并努力获得成绩，以便在日寇进攻云、贵、川或将来国内重大事变中有可靠发动游击战争的基础。周恩来和王若飞当即认真研究了中央电报，随后召集南方局直属机关和直辖的地方党组织开会做了布置，要求各单位广泛地动员党员、进步人士及知识青年到基层和农村去，加强群众工作。南方局在红岩嘴和下属的一些据点，举办了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 各省市一些党组织也相继举办了训练班，训练出一大批开展农村工作的骨干。2月底和3月初，中共中央两次致电王若飞，指出“国民党不能代表民意”，要“坚决坚持召开党派会议，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说服民盟在渝、蓉、昆与我们配合行动。”为了贯彻中央电示精神，王若飞在良庄沈钧儒住所邀请了各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出席的有章伯钧、沈钧儒、左舜生、屈武、王昆仑、张申府、邓初民、陈铭枢、杨耿光、谭平山、冷遹、郭沫若、许宝驹、黄炎培等。王若飞在会上谈了我党坚持民主、反对一党独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召开各党派协商会议，坚决反对蒋记“国大”，指出蒋介石在3月1日演说的实质是要实现其一党独裁专制，蒋提出在11月召开的“国大”，是他的御用会议。我 们不要相信蒋介石的假民主，希望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我党联合一致，大力发展大后方民主运动。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发表讲话，表示赞同王若飞代表我党提出的主张，愿与我党釆取联合一致的行动。5月30日晚，王若飞发电报给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南方局的工作情况，提出了可能出现的问题。电报说：“一般民主人士认为，美国今天只援助蒋，蒋还有力量、有办法；同时又认为日寇很快投降，可以坐待胜利。所以他们一面说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很好；一面又认为蒋还有前途，因而对目前民主运动表示消沉、观望。”他们对于两党尖锐对立的形势很忧愁，认为内战不可避免，替我党担心。6月17日，中央复电王若飞，指出：“美政府现行政策，确是扶蒋抗日反共”“但结果与其希望相反，日蒋如决战，蒋必再败，日如撤退，蒋必内战，统一无望，只有美扶助中国的民主力量，才能战胜日寇，制止内战，取得战后和平”“我们反对内战，同时却又表示我们不怕内战，以压蒋之气焰，坚定同盟者对我之信心” 。王若飞随即召开了南方局领导成员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央6月17日电报精神，认定蒋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胜过他。因此, 我们应积极准备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派出武装工作队，分散在川、贵地区；还要对友军以交朋友为目的，进行统战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这项工作与办事处和报馆公开工作不发生任何联系，指定专门机构和专人进行领导，绝对保守秘密。会议还确定加强同民主党派的联系，支持他们开展各种文化科学技术活动，扩大民主运动的宣传，联合更多的人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6月30日，王若飞在七星岗星庐同黄炎培等举行谈话会，商量去延安同中共中央领导人研究恢复国共两党商谈的办法。7月1日，王若飞陪同国民党参政会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成行），由重庆抵延安。7月2、3、4日，王若飞陪褚辅成等参政员三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商谈三种力量合作问题。由于王若飞从中斡旋奔走，双方很快一致同意：一、停止召开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结束一党专政；三、政治会议前释放政治犯等。这个协议成为以后中共中央和民盟在政协会议上采取联合一致行动的基础，对团结各民主党派力量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若飞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3日，王若飞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他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指出从去年下半年日寇发动的对中国领土的新进攻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溃败，激起了蒋管区的基本群众和上层人 士对蒋介石的愤怒与不满。蒋介石统治异常危急。我党为实现党派会议联合政府而斗争的口号得到了国内外各阶层人民热烈拥护，威信越来越高, 影响越来越大。他还强调指出：“援助大后方斗争，必须发展解放区。解放区越扩大，大后方人民的信心和力量亦越大，要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中间力量。”他说：“我们要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能光靠谈判和发动民 主运动，而要靠人民力量，要农民起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同月，蒋介石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山洞林园出席蒋介石举行的欢迎宴会，留宿林园。8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由山洞林园返回城内，在曾家岩办公。31日至9月3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就一般性的政治、军事问题进行商谈。从9月4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谈判代表举行了多次正式谈判会议。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要发言人，王若飞配合周恩来做了多次发言。他讲话从容不迫，铿锵有力，击中要害，常常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在9月4日的会议上，继周恩来发言之后，王若飞对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不承认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问题做了发言。他指出： “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由于做法不同与所处之环境各异，彼此有许多方面不尽相同。我党在敌后创建了军队，开辟了解放区，拥有120万军队、19个解放区政权。此种既成事实，如不蒙政府合法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之国情所不容许，而亦为我党所坚决反对。”9月8日，王若飞在发言中说：“今天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现实，我等此次来渝，乃正视现实。我们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军令政令之统一原则，但亦要求政府承认我党解放区政权和军队，彼此相互承认，始能求得问题的解决。你等要求我党减少军队、缩小地区，我方皆可考虑。我们已同意将120万军队缩编为48个师，这怎能算是扩充军队？华北五省是我们占领的，故要求此五省由我党负责；江南六省，我们只占领一部分, 只要求参加政权，何谓争夺地盘？文白（张治中）兄谈国家要现代化，这种理想，我很赞成，但必须看到目前两种政权都存在，这是抹杀不了的。”接着，王若飞还用事实反驳了张治中关于中央军队并非国民党一党之军队的说法，指出：“在国民大会尚未颁布宪法、实施宪政的现在，国民党处于党治时期，所说中央军队实系国民党之军队。”9月11日，国共两党代表就国民大会的代表及延期问题进行商谈。国民党代表叶楚伦坚持要承认国民党已选出之国民代表为合法代表。对此，王若飞指出：“过去所选出之代表，乃国民党一党执政时所产生的，不足 以代表各方面，且代表之任期只有六年，至今任期已满，自然不能再代表国民。” 15日会上，王若飞就地方政府人选问题发言指出：“中央依据法令统一之原则，处理各项问题，尽可不必否认地方之现存事实。今我方提案，规定解放区各省中由中共推荐人员请中央任命，并未有违政令统一之旨。我们所提办法，乃目前过渡时期之必要办法。吾人以为民主统一之理想，未可一蹴而就，须经过此必要之步骤与过程方能达到。”关于解放区施行的制度、政策、人事问题，周恩来反复做了说明，指出：“我解放区一切行政设施并未脱离三民主义之范围。就制度言，我们并未要求改变中央之制度，而依照中央之规定；就政策言，我方所推行者， 都是中央过去所颁布者。”王若飞又进一步做了补充发言，指出：“凡解决问题，必须承认事实。我党现在所提之办法，为由训政进入宪政，由一党专政进入普选之必要办法，亦为解决当前现实问题，以避免内战所应釆取之必要步骤。”关于缩编军队问题，王若飞严正指出：“我中共之军队，乃历史之产物，即要裁减，亦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与步骤，且整编之后，亦非永远为中共的军队，将来全国整编军队，仍可以公平合理之原则， 整编为国防军。”关于军队集中地区问题，他强调指出：“我党之军队集中于淮北及黄河以北之地区，乃是一大让步。现海南岛、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和京、沪、杭三线之郊区等，皆有我党之军队，我们将考虑予以撤出。现我党所提十一条，实充满让步之精神。国民党对中共的忍让求 全精神不予顾及，仍坚持只给十二师的编数，是极不公正的。”在9月21日的会上，双方代表继续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进行商谈。首先，张治中对我军整编及驻地问题做了系统发言，坚持国民党的一贯立场, 周恩来对张治中的发言一一予以驳斥。王若飞在周恩来发言后指出：“军队要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则一切军事政治问题，皆可解决。解放区抗战八年、守住大门，以掩护后方的安定，但反不能取得其应有的承认, 其地位反不如汉奸伪军。过去人民从敌人手中取得政权，而现在中央要从人民手中取回政权，要解决’解放区’问题。这是何种道理?”王若飞在发言中，对国民党做了尖锐的批评，使得国民党代表十分难堪。张群连忙解释说：“若飞兄所说汉奸伪军之委任，实因为他们在抗战期间反正投降过来，给以自新之路。中共军队乃是另一种情况，现在中央请兄等来协商，即是要确定具体办法，加以整编，而并非不予承认。”10月8日，国共两党代表就《会谈纪要》交换意见。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至山洞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并留宿林园。次日，王若飞、张治中乘机陪送毛泽东返回延安。12日，王若飞和张治中同机由延返渝。43天的谈判斗争至此结束。《纪要》虽未解决我解放区的地位和政权问题，但迫使国民党承认我党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地位，同意召开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协会议，承认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从而争得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依据。 这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10月20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继续就政治协商会议之性质、代表总数和各方应推岀之代表、会议职权、表决方式以及由谁出面召集等问题进行协商。22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 邵力子商谈停止进兵、恢复交通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关于停止进兵问题, 王若飞在周恩来发言之后严肃地说：“我方最不满意者为：一、美军不断在沿海登陆，美国帮助国民党空运军队开入解放区的人数已达七十余万; 二、利用敌伪军作前锋进占城镇和交通线，以便阻止中共军队之前进。” 关于解放区政权问题，周恩来、王若飞一致认为，现有解放区的村、乡、县行政区各级政府机构人员，皆由民选产生，可报中央政府承认加委。各边区政府（包括冀、热、察、鲁）维持现状，俟宪政实施后，再依法改选。国民党代表均不同意，此次商谈未获结果而散。在26日国共两党谈判时，周恩来、王若飞指出：“在解放区问题未得解决、受降区没有重划以前，中央军之进兵，即为进攻，而我方之破坏交通以阻止中央军进兵，乃为当然之事。”我方认为：“交通理应恢复，但必须于和平状态之下，始能恢复。若中央必欲武装占领交通线，而将我军驱出于交通线之外，那便是战争。”“恢复交通之目的在避免内战，而避免内战唯一途径即是停止进兵。”国民党代表只同意停止进占，不同意停止进兵。11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王若飞：“目前的谈判，国民党方面全为缓兵之计，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部署均为消灭我党。”同意在宣传上，应当釆取“哀者”态度，以利于“团结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随后，王若飞召开了南方局各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7日电示，讨论研究如何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战争的问题。1946年1月10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礼堂开幕。王若飞出席会议。全体代表分成五个小组，王若飞参加政治组和施政纲领组。因施政纲领组有董必武参加，所以王若飞主要参加政治组的工作。政治组的主题是改组国民党一党专制，成立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这是关系到蒋介石个人专制独裁的存亡问题。蒋介石的打算是以改组政府为名，保持个人独裁的实质，因此这个组坚持民主和专制独裁的斗争尤其激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根据蒋介石的意图，抛出个“扩大政府组织法”，以“扩大”几名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了事，不触动原机构。原来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是“党国元老”养尊处优的敬老院，名义上是政府指导机关，实际上什么权也没有。蒋介石妄图把在野党派的人骗到这个闲散机关，算是成立联合政府，以掩人耳目。王若飞认定改组政府的关键问题，是改变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局面。他同民盟代表反复研究对策，认为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个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用委员的集体政府来代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总统制。规定行政院委员包括各部会长官，应由这个委员会任免；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应由这个委员会同意；国家预算决算，应经这个委员会通过；立法原则、施政方案、军政大计，须由这个委员会讨论决定。经过几天斗争，上述条文才获得通过。政府委员会的职权斗争告一段落后，争论就转到委员名额的问题上来。原有国府委员36人，王世杰原提案只增加12名。王若飞表示了不同意见。 他指出我们讨论的是重新改组政府，而不是“扩大”成员。几经争执，政府委员名额定为40名。王若飞声明，国民党是个大党，可以占国府委员名额的半数，其余20名，由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充任。商量结果，共产党和民盟共占14名，青年党和社会人士占6名。这样，国民党认为他们可以稳占多数，也就同意了。但在表决法中，王若飞和民盟代表一起提出并通过 了 “国民政府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始得通过”的规定。有了这个条文，使其产党和民盟在国府委员中占1/3以上，就掌握了否决权。国民大会代表人数问题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国民党坚持保留十年前他们选出的1200名一党代表，再补选一部分其他党派的代表组成国民大会。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代表都坚决反对。这个问题使旧政协会议开不下去了。 周恩来、王若飞劝民盟代表团不要为着这个问题而把当前为民主、统一而召开的协商会议弄破裂了。经过再三协商，最后同意承认国民党预选出的1200名代表，增加“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并增加台湾和东北几省的代表150名，总共代表2050名，商定共产党和民盟两方共同的代表席位占代表总数1/4强，并坚持“议会讨论的提案，须经出席代表3/4的同意，才能形成决议。”从而防止了蒋介石把国大变成他的表决机器，对这个棘手问题达成了协议。王若飞在同国民党、各民主党派代表谈判协商中，表现出来的坚持我党原则立场与灵活的妥协、让步，以及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精神，受到了多方的赞扬。1月18日，王若飞应陪都政协协进会之请至沧白堂报告政协商谈情况。20日，王若飞出席重庆各界在沧白堂举行的庆祝国内和平大会，李德全、冯玉祥、王若飞都讲了话。27日，王若飞再次参加沧白堂集会并发表演说，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殴打进步人士。目睹现场的记者报道说：王若飞怒斥特务暴行，充满着坚韧不拔的气概。2月10日，王若飞由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13日，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由延安飞重庆。这时重庆的政治气氛继续恶化。22 日，国民党反动派煽动重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特务暴徒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王若飞与博古一起，代表中共代表团接见了青年学生，当场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特务制造行凶事件的阴谋，从而争取了群众, 有力地回击了敌人的破坏与捣乱。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公开叫嚣政协决议无法律效力，全会推翻了政协决议。3月22日，周恩来自延安致电董必武、王若飞，告以对国民党谈判应持强硬态度。3月30日，王若飞根据形势和周恩来指示，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上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四项诺言迄未切实履行，国民党二中全会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乱情形尚未澄清，中共方面不能考虑参加国民政府及行政院。4月1日，王若飞参加政协综合小组会议，讨论国大和宪法草案问题。青年党陈启天提出：“省议会制定省自治法，经立法院通过后，中央法令不得变动之。”王若飞当即指出这是糊涂观念！陈启天、曾琦无言以对，恼羞成怒，退出会议。第三天，政协综合小组继续开会，政协秘书长雷震宣读陈启天、曾琦因上次会议上受到中共代表严厉批评拒不出席会议的抗议信，对中共代表团进行要挟。王若飞当即指岀：“民主国家各个政党因不同意见而在会议上展开激烈争辩与严正批评是正常习见之事，青年党代表如因重大政治原则不同意而不出席会议是可以的，如因受了严正批评而不出席，殊失政党应保持的民主讨论风度。曾、陈二人此种态度，完全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工作进行之一种威胁与破坏行为。”“望曾、陈二人自己改正其错误或青年党内部自己起来纠正其代表的错误。”言毕，孙科表示以他个人名义，托人去劝说曾、陈出席会议。4月8日，王若飞奉命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政协工作，同机回延的还有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13人。途中，因气候变化，飞机迷失方向，于当日下午在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遇险机毁，全体遇难牺牲, 王若飞时年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