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标志图片(我国款待外宾，却出现法西斯标志，周总理一句话，让宾客抢着喝汤)

周总理是我国富有传奇色彩的伟人之一，也是当代中国和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外交家，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45年，但是他的传奇却代代相传。

在周总理的政治生涯里，他不止一次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其他国家的对手，将中国雄狮的形象一点点植入国际社会的思想中。

也在一次次外交过程中国，用他的幽默和睿智一次次化解了外国记者提出的刁难问题。

例如，西方记者故意刁难周总理，问他：“谁是第一美女？”，想借此嘲笑周总理没见过世面。

岂料，总理的回答却让记者羞愧不已。

那么，周总理究竟在那次外交中是怎样回答的？记者又为什么会羞愧不已呢？

答案还是要从那次外交的具体事件讲起。

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初期，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期，一些西方记者在与我国外交的过程中，对我国代表团十分不尊重，提出了许多刁钻古怪的问题，来为难我国代表团，刁难为首的周总理和嘲笑中国。

在一次外交上，一名西方记者就在大庭广众下向周总理提出了这样一个不怀好意的问题：

“请问总理先生，您见过世界上第一漂亮的女人吗？谁是世界第一美女？”

这位西方记者的提问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第一他想嘲笑我国的经济落后，周总理不可能知道世界上第一美女是谁；

第二想暗示总理见识少；

第三因为当时周总理已经结婚，想间接嘲笑周总理的夫人的容貌；

最后，还想趁机显示一下自己见多识广及自己因为国家而产生的优越感。

面对如此提问，早在建国前便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周总理自然是明白外国记者的目的。

而作为一国的总理，国家的形象代言人，周总理当然是不能让外国记者的小算盘如愿的。

当外国记者提问结束后，周总理便不假思索的回答道：“当然见过。”

周总理的回答让外国记者感到惊诧，他没想到周总理竟然敢在大庭广众下如此回答。

但是怀疑与好奇又让他继续反问总理：“第一美女是谁？在哪里见过？”

在西方记者看来，这一问，周总理一定回答不出来。

但是周总理的反应顿时就让外国记者失望了，只见他微微一笑答道：“她就是我的夫人，正在我的家中”。

我想，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美的情话和表白。

一国总理在外交场合，被记者提问“谁是第一美女”时，没有不好意思，没有躲闪，没有迟疑，而是儒雅从容的告知：我的夫人是第一美女。

这是何等的浪漫。

但是外国记者却不这么觉得。

面对周总理的回答，外国记者一头雾水。

只见他哈哈大笑说道：“您说您的夫人是世界第一美女？”语气中满是轻蔑。

“当然”

总理越发意气风发，骄傲解释道：“在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情人眼里出西施’，所以，在我的眼里，世界上任何美女都不如我的夫人漂亮，她如果不是第一美女，我又怎么会娶她。”

面对总理机智柔情的回答，外国记者无言反驳。

因为这不仅代表着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最高认可，也表现出了中国男人的痴情与专一，这种品质，在过于开放的国外可是很少能见到的。

即便是记者自己，可能都不敢在这么庄重严肃的场合自信满满、毫不顾忌地夸赞自己妻子吧。

总理的回答，最终让这名记者自讨没趣，感到羞愧。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一书中，完整的记录了周总理和其夫人邓颖超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过程，而他们二人也一直被誉为模范夫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国内学生掀起了一股爱国热潮，

人在日本留着，心系祖国的周总理按耐不住爱国之情，毅然回国投入了五四运动中，成为报社的编辑。

同一时间里，邓颖超也在倾心倾力的为五四运动做着宣传。

因为工作原因，二人见了第一面，邓颖超回忆说：“他当时长的太好看，我自己又相貌平平，所以没有往这方面想。”

周总理当时一心扑在五四运动工作上，对邓颖超也并无太大印象。

而她给她留下印象的，则是她在台上慷慨激昂的演讲。

那时周总理第一次对邓颖超留下深刻印象，他四处打听她的名字，并认真的把她的名字写在了日记本上。

后来，随着工作上越来越多的接触，周总理觉得这个相貌平平的小姑娘的革命思想很不一般。

因此1920年周总理去巴黎留学后，频频的给邓颖超写信、寄明信片，二人在信中聊自由、聊革命、聊未来、聊战争。

四年时间，250多封信，灵魂和思想的共鸣的与碰撞，让两个人最终走在了一起。

1923年，周总理第一次给邓颖超表白。

他从法国寄去了一张印有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画像，并在背面写道：希望将来一同上断头台。

这特殊的表白只有邓颖超能懂，收到明信片的邓颖超顷刻间便明白了周总理对她的深情。

婚后，因为二人工作繁忙，很多时候也只能靠通信沟通。

信后，总理偶尔也会像个诗人一样，写上“望你珍摄，吻你万千！”。

而邓颖超给周恩来回信，信末也会写道：“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像这样的情书，还有不少，二人也是在这一点一滴中恩爱愈笃。

因此，周总理在外交时被西方记者刁难时自然从容的回答也就不奇怪了。

那时他心中对妻子自然的爱，在周总理眼中，最美的便是邓颖超。

如果说，以往周总理面对外国记者的刁难，所给的答案是靠多年的经验和睿智幽默。

而这次，总理的答案却是出自于本能和内心，那是他心中最认可的答案。

而类似于像这样无厘头的故意刁难，在总理多年的外交中，也遇到不少。

在国际社会上，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分分合合，这个外交案例，便是有一次周总理受邀访问苏联时发生的。

在与鲁晓夫会晤时，双方在谈判中发生了争执。

周总理批评赫鲁晓夫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但是赫鲁晓夫却对周总理的批评不屑一顾，并且左右而言其它，拿当时很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回怼周总理。

赫鲁晓夫不以为然的说：“虽然你批评得很好，但是我的出身是工人阶级，你的出身是资本阶级”。

赫鲁晓夫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上边还有两个姐姐，家庭经济情况十分糟糕。

为了谋生，他的父亲当过铁路工人、矿工和砖厂工人，因此，赫鲁晓夫常说自己是工人阶级出身。

而周总理出生于江苏山阳县驸马巷中的一户人家里，其祖父周攀龙曾当过师爷和知县，用着毕生的积蓄在驸马巷地处淮安西北角买了一座东西两个院落相通的宅子。

因此，早年的周家也算是当地的诗礼簪缨之族了。

虽然周总理出生时，因为祖父的驾鹤西去导致家道中落，但是跟赫鲁晓夫比起来，家境还是相对优渥。

赫鲁晓夫这么说，是想恶意指责周总理的批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的，所以，总理说所的一切都不成立。

对于赫鲁晓夫的意思，周总理自然是心知肚明。

只见他停顿了一会后平静的答道：“赫鲁晓夫同志，你说的对，不过虽然出身不同，但是至少我们两个人在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那就是对于自己的阶级，我们都背叛了它。”

这个回答给了赫鲁晓夫强有力的一击。

不光为周总理刚才的论点给了充足的论据，也间接地表示了出身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和心，完美的反驳了赫鲁晓夫的观点和出身论。

因此莫洛托夫曾经说过：都说我们不好打交道，那是因为你们没遇见中国的周总理，如果你们遇见了中国的周总理，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不好打交道。

这足以显示出了国际社会对周总理外交能力的忌惮与敬佩。

当然，周总理在外交上也并不总是展现出睿智一面的，更多的时候，周总理是睿智温柔善解人意的。

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我国的工作人员准备给参会人员放《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越剧。

为了能让外国人欣赏到这部剧的精华，我方工作人员足足写了15页的详细介绍说明，为了万无一失，专程拿给周总理审阅。

周总理看着15页的详细介绍，批评工作人员说：“这15页的说明，不亚于对牛弹琴”。

工作人员页的知道周总理和蔼，便说：“给外国人看越剧，这才是对牛弹琴”。

总理听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跟工作人员说：“你这十几页的说明，是在是乱弹，我教给你一个弹的方法，只用一句话，你就在说明上写一句话，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工作人员听后恍然大悟，当晚，外国人在观看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各个表现的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这就是周总理站在他人角度去考虑问题了，这也是他的外交政策之一：所做的事，所讲话务必不能使他人产生误会。

而总理的幽默也在一次外交中体现的林淋漓尽致。

50年代初，我国款待外宾，侍者端上来了一盆汤，汤里有着各式各样的蔬菜，配成了一幅精美绝伦的画。

然而，蔬菜里的冬笋是按照民族图案雕刻的，侍者将汤盆一放，汤的晃动使图案翻了身，汤盆中的图案立刻变成了当时大家都十分憎恶的法西斯标志。

面对着此刻出现的场面，不少客人都十分尴尬。

面对如此突发事件，总理没有失态，而是缓缓的跟宾客们解释道：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传统图案之一，并不是法西斯标志，这种图案，在我们中国是“万”的象征，喻为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最美好的祝福。

听了总理的解释，刚才还惊慌失措的来宾都长吁了一口气。

接着又听周总理继续幽默的说道：就算是碰巧反过来成了法西斯也没有关系嘛！我们正好来一起把这个法西斯喝掉，把它消灭掉！

周总理的这一句话，让宾客哈哈大笑，整个宴会气氛达到高潮，宾客纷纷抢着喝汤，对总理敬佩不已。

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刁难总理的外国记者为什么会觉得羞愧了，总结下来应为以下几点：

一、周总理的外交手段

周总理的外交手段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学习的，而是贯穿于总理的整个革命生涯。

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总理就已经在接触外交，积攒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不管外国记者提出何等刁钻的问题，总理都能凭借着丰富经验度过危机。

二、周总理睿智的头脑

有着丰富的经验是不能够完全应付的了外交的，周总理之所以能游刃有余，与他早年间的四处留学见多识广和爱读书分不开。

是这些早年间的经历，使总理拥有了睿智的头脑，睿智的头脑加上丰富的经验，才是总理在外交方面游刃有余的原因。

从总理的外交上我们不难学到，人，必须自身硬，才能在危险来临时临危不惧，而让自己的具备临危不惧的能力的，则是在平时要多读书，多积累，多见识，才能在需要时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