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9月11日）下午的央视直播中，刚又提取出一个青铜人头像的三星堆8号坑，主要由北京大学考古队负责发掘。在今年5月底的上一轮直播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也曾接受红星新闻采访，解读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之特点。
三星堆博物馆馆藏青铜人头像
陈建立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冶金考古，出版有《冶金考古III：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等专著。201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对三星堆出土铜器的合金成分作比较分析后发现，广汉三星堆和江西吴城两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都含有同一种“高放射成因铅”的特殊铅，又叫异常铅。
据此可推测：当年相隔千里的三星堆、吴城两地，古人冶炼青铜器时采用的矿产原料，可能是同一个地方产出的。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表明，这处铜矿原料产地，应该就是江西瑞昌铜岭。
瑞昌铜岭商周铜矿矿冶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矿冶遗址中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大型铜矿遗存，也是迄今考古所见商代唯一一处采铜遗址，既可能曾向四川三星堆输送炼铜矿石，也很可能是远在中原商王朝王室的“御用”铜矿。
今天下午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陈建立告诉记者：瑞昌铜岭作为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产地一说，虽然有较大可能性，但也不是100%确定。“青铜器的金属成分除了铜，还有铅和锡，目前只能说从铅的同位素比值来看，是和铜岭有关系的，锡和铜的矿产来源还没有可靠证据来追溯。”
三星堆遗址与吴城遗址大约相距1500余公里；瑞昌商代铜矿遗址则靠近吴城遗址，两者相距200多公里。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三千多华里的漫漫长路，古人是如何跨越的呢？或许，由于靠近长江或长江支流，先民在长江中游一带采得矿料冶炼成铜锭，通过长江、涪江、岷江等水路，艰难溯流而上，最终来到成都平原。
曾伯簠盖，铭文中有“金道锡行”记载
（图据国家博物馆官网）
说到青铜原料的远距离运输，周代有一个专有名词对其进行描述，这便是“金道锡行”——“金道锡行”作为专有名词，首见于传世的青铜器曾伯簠（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这一专有名词也揭开了青铜时代一个重要的、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即对三代王朝而言，青铜原料存在远距离的运输，且形成了大致固定的运输干道。
陈建立进一步补充说：金道锡行中的“行”读音为银行的行，意义也近似银行。“这些矿料在当年，既有流通的路径，也有交易的场所，在当时已是相当发达成熟的体系。”
从器物的制作工艺和技法上，可以判断三星堆青铜器明显受到了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影响，同时本地的艺术风格也十分鲜明。“除了黄金面具和神坛之外，形态多样的神兽造型也是很突出的一个特点。”陈建立说，“但目前仍有一个谜题，需要继续寻找答案，那就是制作这批祭祀用器物的工匠，到底是古蜀国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是外来的能工巧匠？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进展还不是很深入，值得继续探索。”
红星新闻记者｜乔雪阳
编辑｜段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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