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数量高达140万余件，涵盖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有19件“考古发掘品”，极其引人注目。这19件“考古发掘品”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见证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体现着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每一件“考古发掘品”的出世都惊艳了整个世界，引起世人的重大关注，由于它们独一无二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1.人面鱼纹陶盆
人面鱼纹陶盆
人面鱼纹陶盆是新石器时代前期仰韶文化，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
此彩陶盆呈红色，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
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中有大量的动物形纹饰，如鱼、鹿、蛙等，以鱼纹最为典型。人面鱼纹彩陶盆是公认的彩陶艺术精品。
2.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是新石器时代前期仰韶文化葬具，1980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外表呈红色，作直壁平底圆筒状。陶缸外壁有彩绘一幅。画面左侧为一只站立的白鹳，通身洁白，圆眼、长嘴、昂首挺立。鹳嘴上衔着一条大鱼，也全身涂白，并用黑线条清晰描绘出鱼身的轮廓。画面右侧竖立一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等。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有神，鹳身微微后仰，头颈高扬。鱼眼则画得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
陶缸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左绘有鹳鸟一只，昂首挺立，六趾抓地，二目圆睁，口含一条大鱼；右绘一把石斧，斧头捆绑在竖立的木棒上端。作者为表现鹤的轻柔白羽，把鹳身整个涂抹成白色，犹如后代中国画的“没骨”画法；石斧和鱼的外形则采用“勾线”画法，用简练、流畅的粗线勾勒出轮廓；斧、鱼身中填充色彩，犹如中国画的“填色”画法。
3.三星他拉玉龙
三星他拉玉龙
三星他拉玉龙为新石器新石器时代后期红山文化，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高26厘米。
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如蛇、鳄鱼、蜥蜴、鱼、鲵、马、牛、猪、鹿、熊、虎、蚕、蛴螬、松树、云、闪电等等。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北天门肖家屋脊也都有类似的玉龙形象，它们有可能是龙的原始形态。这件玉龙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从其首部特征看，吻部较长，鼻部前突，并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2个并排的鼻孔，似有猪首特征。这件玉龙用黑绿色玉制成，琢磨精细。
4.商虎纹石磬
商虎纹石磬
商虎纹石磬是商代打击乐器，1950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长84厘米、宽42厘米、厚2.5厘米。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石磬。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多件商代石磬，妇好墓中出土5件长条形石磬，制作比较精细，磬身上分别刻有文字和鸮纹，其中有3件，均为白色，泥质灰岩，形亦相近，可能是一套编磬。这件虎纹石磬可称为商代磬中之王，正面刻有雄健虎纹，据测定此磬已有5个音阶，可演奏不同乐曲。
5.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的礼器，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832.84千克。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6.子龙鼎
子龙鼎
子龙鼎为商末周初文物，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通高103厘米、耳高22厘米、腹高43厘米、足高36.5厘米、口径80厘米。
子龙鼎，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此器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饕餮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凸弦纹。
子龙鼎所铸铭文“子龙”之“子”字较小，下“龙”字以双线勾勒，虬劲有力，恰如一竖立且尾部向右上盘卷的龙形，瓶形角，圆目，张口，生动传神。器颈部所饰，一为有首无身饕餮纹，瓶形角；二为首身完整饕餮纹，卷角较宽，尾部下卷，爪后有长距，以凸起的鼻梁部位为对称轴线，躯干向两侧同时展开，形成一首双身，意在以平面展示立体。两类饕餮纹相间环列，静中求变。整个饕餮纹带由一个单元纹样向左右两方反复连续伸展构成，整齐并富有节奏。器足上端所饰饕餮纹卷角如羊，角尖部内卷并高高凸起，愈显动感，也与鼻梁部位耸起的扉棱增加了器物的稳定。
7.大盂鼎
大盂鼎
大盂鼎是西周炊器，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礼村出土，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周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另一尊同为盂所铸之鼎，形制略小，习称“小盂鼎”，器上铭文涉及西周与鬼方之间的战事，但此器在辗转收藏的过程中已不见踪迹，仅于著录中保存铭文拓本。
大盂鼎器壁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8.春秋“秦公”青铜簋
春秋“秦公”青铜簋
春秋“秦公”青铜簋是春秋时期的祭器，民国6年（1917年）出土于甘肃省礼县红河乡西垂宗庙遗址王家东台的一个青铜器窖藏，1959年由故宫博物院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秦公簋通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此簋为圆形，盖与器身相合成一略扁而圆的形体，盖顶有圆形捉手，面饰瓦纹，缘以细密的勾连纹。器侧为饰兽首的耳，无垂珥。口沿下饰勾连纹带，腹为瓦纹。圈足饰波带纹。铭文计123字，另有刻款18字。簋上的铭文是先墨书、后契刻模型、再翻范铸造而成，开创了中国早期活字模之先导。
9.战国铜冰鉴
战国铜冰鉴
战国铜冰鉴，是战国时期青铜酒器，1977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冰箱”。冰鉴是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的青铜套器，方尊缶置于方鉴内，其底部一侧有两个长方形榫眼，另一侧有一个长方形榫眼，安装时，把这三个榫眼与方鉴内底的三个弯钩扣合，其中一个弯钩的活动倒钩自动倒下后，可把方壶固定在方鉴里而不晃动。战国铜冰鉴为后人展示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的高超技法和先进水平，不仅成为了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证物，更是青铜铸造史上的的典范之作，堪称青铜时代的巅峰作品之一。
10.《琅琊刻石》
《琅琊刻石》是刊刻于秦代的一方摩崖石刻，又称“琅琊台刻石”等，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始皇颂诗”，用289字记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二世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用208字记录李斯、王绾等随从大臣的名字及议立碑刻的事迹。琅琊刻石传为李斯所书，残石高132.2厘米，宽65.8~71.3厘米，厚36.2厘米，存13行87字，属小篆书法作品，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
11.西汉彩绘雁鱼青铜釭灯
西汉彩绘雁鱼青铜釭灯
西汉彩绘雁鱼青铜釭灯为西汉青铜器，于1985年出土于山西省朔县照十八庄。釭灯高53厘米，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雁颈修长，回首衔一鱼。雁体肥硕，其身两侧铸出羽翼，短尾上翘，双足并立。灯盘带柄，位于雁背。灯罩为两片弧形板。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
“釭”指的是导烟管，“釭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汉代釭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烟炱而保持清洁。釭灯的构思设计精巧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统一，为汉代青铜器中少有的器物。
12.东汉击鼓说唱陶俑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1957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为东汉明器。说唱陶俑高56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头上戴帻，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
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一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在四川的东汉墓中先后出土多件形象类似的击鼓说唱俑，这说明当时蜀地说唱表演颇为流行。东汉击鼓说唱陶俑被称为“汉代第一俑”，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13.西晋青釉镂空香薰
西晋青釉镂空香薰
西晋青釉镂空香薰，1953年出土于江苏省宜兴市周处墓墩一号墓。香熏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球形熏笼，下部是圆形承盘。球形熏笼上部是三层三角形镂孔，下部有一椭圆形进香口。笼上有一展翅欲飞的鸟形钮，笼下是三只直立躬背的熊形支足。承盘为平底浅腹，下面装有三只熊足。全器造型独特，制作精致，是贵族使用的熏香用具。
香熏，是熏炉的一种形式，主要用于燃放香料。当炉内香料点燃时，香气就从炉上的镂孔中飘出，使室内香气扑鼻。战国时期，中国就已使用熏炉进行熏香，汉代则流行青铜和陶制的熏炉。三国时期，瓷熏炉出现，它们多呈罐形或盆形，器腹部有几排小圆孔，以便空气流入和香气流出。两晋南北朝时期，瓷质薰炉成为日常用品。特别是东晋南朝时期贵族士大夫盛行“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的生活方式，各种小巧精美、玲珑剔透的香熏也应运而生。
14.隋嵌珍珠宝石金项链
隋嵌珍珠宝石金项链
隋嵌珍珠宝石金项链，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这位九岁名叫李静训的女孩，既是北周、隋代显赫的李氏家族的千金，又是北周宣帝与皇后杨丽华的外孙女，也是隋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的曾外孙女，是一位正宗的金枝玉叶、帝胄王孙。她的墓不仅丧葬规格极高，还随葬了不少具有异域色彩的物品。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莫过于这条精美无比的金项链了。
项链由28个金质球形链珠组成，每个球形链珠均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其上又各嵌珍珠10颗，珠光闪闪，璀璨夺目。项链上端正中为圆形，内嵌凹刻一花角鹿的深蓝色垂珠。项链下端居中为一个大圆金饰，上镶嵌一块晶莹的鸡血石，在鸡血石四周嵌有24颗珍珠，左右两侧各有一圆形金饰，上镶嵌蓝色珠饰，周缘亦各镶嵌珍珠一周。鸡血石下挂一心形金饰，上镶嵌一块长达3.1厘米，极为罕见的青金石。整条项链鲜红的鸡血石、宝蓝的青金石交相辉映，再配以洁白的珍珠，在纯金的烘托下，显得格外鲜艳夺目，雍容华贵，堪称是举世无双的艺术精品。
15.唐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
唐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
唐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骆驼昂首挺立，驮载了5个汉、胡成年男子。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4人围坐演奏。手中的乐器仅残留下一把琵琶，据夏鼐先生研究，应该是一人拨奏琵琶，一人吹筚篥，二人击鼓，均属胡乐。骆驼载乐陶俑巧妙地夸张了人与驼的比例，造型优美生动，釉色鲜明润泽，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
载乐骆驼陶俑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唐代百戏留下记载的有盘杯伎、吞剑伎、猕猴缘竿伎、透飞梯伎等。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唐玄宗曾“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
16.宋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宋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宋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此花盆口呈海棠式，晶莹的天蓝釉色中映现出宛若玫瑰般的紫红，极其斑斓。外底刻“重华宫”、“金昭玉翠用”等楷书题字，为清宫旧藏。
钧窑遗址在今河南省禹县境内，现已发现窑址100多处，其中钧台八卦洞窑是北宋末年建立的官窑，专门烧制宫廷陈设的花盆、洗、尊等瓷器。钧窑瓷器属北方青瓷系统，釉色以青蓝为基调，因釉料中含氧化铜，烧成的瓷器可于青蓝中呈现紫红色，人们称其为“窑变”。钧窑的另一特点是烧制的瓷器釉面往往有“蚯蚓走泥”纹，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釉层发生干裂，低粘度釉在高温作用下流入裂口，形成这种特有的纹路。
传世钧窑瓷器中带铭文的不多，都是北宋后期宫廷用瓷。刻有“重华宫”、“钟粹宫”、“景阳宫”、“养心殿”等字样者，是清代造办处玉作匠后刻的。清代宫殿之内陈设的文物都有档案，专门记录清代宫殿陈设文物的名称、件数及动态。宋钧窑瓷器在底部刻上列宫殿名，表明是分别陈设于各殿的文物。
17.元铜壶滴漏
元铜壶滴漏
元铜壶滴漏是中国古代的计时工具，由广州人冼运行、杜子盛等铸造于元延祐三年（1316年）。整件滴漏由四个铜壶组成，分别是日壶、月壶、星壶、受水壶。也有一种说法称为日天壶、夜天壶、平水壶和受水壶。日壶壶壁铸有圆形太阳图，月壶壶壁铸有月形图，星壶壶壁铸有北斗七星图，受水壶壶壁铸有八卦图。使用时四壶自上而下依次安放，最上为日壶，最下为受水壶。在日、月、星壶的底部各有一个出水的龙头。受水壶壶盖正中立一铜表尺，上有时辰刻度，自下而上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铜尺前放一木制浮箭，木箭下端是一块木板，称作浮舟。壶身刻有关于制作年份和人员的文字。
这是一件浮箭法复式漏壶，使用时，日壶的水以恒定的流量滴入下层的月壶，月壶之水滴入星壶，星壶上部有一个小洞，如果月壶滴下的水多了，多余的就会从这里流出，使星壶的水量保持恒定，以便均匀地滴水给受水壶。受水壶中的水逐渐增加，浮舟便托起木箭缓缓上升。将木箭的顶端与铜表尺上的刻度对照，就可知道当时的时间。这件铜壶滴漏从制成之日一直被使用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历时将近700年，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最完整的铜壶滴漏。
18.明仿宋针灸铜人
明仿宋针灸铜人
明仿宋针灸铜人。北宋不断发现针灸新穴位，多由不同医生发现，难以交流验证。为防止混乱，医官王惟一于大圣四年（1026年）铸造了两个空心铜人体模型，其全身标注559个穴位，其中107个是一名二穴，故全身共有666个针灸点。铜人既是针灸医疗的范本，又是医官院教学与考试的工具。考试时，铜人外层涂蜡，穿上衣服，体内灌水；学生根据命题以针刺穴，针入水出，方为合格。两具铜人分别放在医官院和大相国寺。金灭北宋，相国寺的铜人毁于战火，仅剩医官院内的铜人。
元灭金后，将此铜人运至大都。因长期使用磨损，不堪再用。于是尼泊尔人阿尼哥奉命按样仿铸了一个新铜人。明灭元后，这个铜人仍然继续使用。但到明英宗时，又因磨损而无法再用，于是再仿铸一个，此即现存者。此仿铸铜人忠实于宋代原物，准确反映了宋代针灸学的水平。
19.清乾隆霁蓝釉粉彩描金莲花纹双燕耳尊
清乾隆霁蓝釉粉彩描金莲花纹双燕耳尊
清乾隆霁蓝釉粉彩描金莲花纹双燕耳尊是景德镇御窑为圆明园海晏堂烧制的陈设品。此尊工艺高超，外壁施霁青色釉，以金彩绘蕉叶、缠枝花卉等纹饰，近足部饰粉彩仰莲纹及联珠纹。外底有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谐音，整件器物蕴含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乾隆时期粉彩瓷器的生产工艺达到了高峰，品种齐全，装饰技法丰富多样，绘画水平高超，器型制作精美，这件瓷尊就集中体现了这些时代特点。
由于圆明园这一世界名园连同海晏堂于清文宗咸丰十年（1860年）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最终沦为一片废墟。当年海晏堂内的实情实景后人已无从得见，这件霁蓝釉粉彩描金莲花纹双燕耳尊也因此愈加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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