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录片《千年国医》的制作过程中，我们的另一部纪录片《关中书院》已于2016年在央视播出。其中采访了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杜先生不仅谈了自己对关学和张载的看法，也在我们中医纪录片导演的特别提问中谈了对中医的看法专访杜维明（上） | 一脉相承的中国哲学与医学，而之后的对话，尤其能感受到中医与中国文化之休戚与共。言谈中，中医未来必须要走的路也昭然若揭——

杜维明

1940年生于中国昆明，祖籍广东南海。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重要的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思想家。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中华文化促进会学术咨询委员

中华民族如果从比较文化学来看，是唯一的有古有今，而且民族延续不断，不仅继续不断，而且大家很自觉地把延续的过程行诸文字，记录典籍，也就是说中国是拥有最长历史记忆的民族。历史记忆是超时代的，如果没有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历史的记忆不可能存续下来，和印度有相当大的不同。印度是走向一种完全外在超越的一种心态，对历史不太顾忌，对自己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像佛家讲的到最后是万事皆空，他们感到没有保存的必要。但中国在继承这方面是非常擅长的，这个和中国家族、家庭的关系，从一代传到下一代有关。

张载讲的“为万世开太平”，《论语》里面也有讲“虽百世可知也”。一讲到百世、万世，总是一个非常长远的历史进程，所以从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我的一生的努力、我所做的任何的工作，如果不能够延续，我的下一代，甚至下一代的下一代把它切断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说孝道最重要的不是说只保证父母亲生活的品质，或者能够记事，而是能够光耀他们的价值。你做的工作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慎终追远，就是对过去的一种认可、发扬，同时能够向前发展。所以是两方面配合起来，在时间的跨度下来讨论这个观念。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价值都受到了干扰，而且很多价值以前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有一种价值观没有变，就是如何希望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孩子能够生活得更好，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求学的机会，就会想办法给他们求学的机会；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发展的机会，就会给他们寻求发展的机会，这个意愿非常强。

反过来讲，当接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那人们就会感觉到我要做的工作就不仅仅是我自己本身的工作了，而是对自己的祖先，对子孙的未来，我应该有一种责任感，所以这个是跨代的。我想这种家庭里面培养出的基本价值观，如果放在更宽广的历史进程中，它就有一个时代的过程印迹。那么实际上，事实也证明了我们中国有世界上真正传承不断的，几千年的典籍。像断代史的记录就很明显，每一个朝代都要对前一朝代的历史负责任，对前一代负责任的时候，不是完全的政治工作，而是一种相当强烈的一种精神，甚至宗教价值的传承。

这一百多年来的变化太大，李鸿章讲“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确实如此。如果具体说，比如在军事上，我们基本被打败了；在经济上，原来我们是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现在基本上是萎缩了；在社会上，社会也解体了，文化认同也溃散了，所以这个改变是非常巨大的。感触最深刻的人，可能就是接受教育最多，而且去过西方，从事过各种不同层次交流的人。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中国的母体，整个农业社会想要改变，特别在文化上面的改变是不太容易的，可以说有一种很大的潜在力量维持着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相遇的最基本的道理，还有因为以农业为主，和天时、季节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一些关系，所以我相信它的改变是比较缓慢的。我们碰到的真正难题是我们自己最基本的安身立命价值受到了冲击，我们本可以发挥它内在价值的某些因素来面对，可是当我们最好的一批知识分子，不仅不去肯定我们文化价值中健康的那一面，而且基本上是全面否定，这时候我们碰到的灾难就非常巨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翻新、可以转化的内在资源本身被掏空了。

从五四运动那时候反传统就形成了这样的态势。但这只是一个浮面的观察，如果我们看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而且有非常强烈的信念——

“我们现在是一无所有，但是中华民族将来还是会起来的。”

“我们现在一无是处，一定要向西方学习，我们这个民族已经不可能自我更新了。”

“我们一定会对列强，特别是对日本的侵略做出一个永续不断的回应，而且慢慢的可以有自我转化的可能。”

这中间基本上是两种完全的矛盾。

但是两种矛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起着一种内部的冲击，所以出现了很多非常扭曲的情况，强烈的反传统，就是彻底的西化，还有强烈的以中国的民粹，比如义和团所代表的中国自己的力量来拯救中国。这样的情况是一个变局，这样的变局现在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碰到的是一个完全新的情况，而这个新的情况就是怎样把我们这个文明在一百多年来受到的西方巨大力量的冲击下进行转化，或者消化，从而成为我们能够进一步发展的祝愿。

如果你不创新、不发展，就没办法存活。这是从过去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中，从中国碰到西方列强的攻击到后来日本的侵略，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不求变革是不可能存活的。

国外有一个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方式，叫作“刺激与反应”，意思是中国受到了外面巨大的刺激，我们没办法不反应。我认为这种理念是很片面的，我不认为中国近代史是因为外面有了刺激，我们才有了反应，如果外面没有刺激我们就没有反应。毫无疑问，中国和西方在十七世纪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东学西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交流过程标识，中国的儒家思想直接影响到西方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想家，比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魁奈等很多这些人物。

历史学家汤因比（左）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提出“刺激——反应”理论，

费正清（右）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

可是后来因为从康熙开始的“大礼之辨”，中西沟通中断有一百年。这一百年里，西方的发展突飞猛进，工业革命、民主制度形成、法律和科学还有各种其他的发展，而中国在这一段时间，相比之下是停滞的。所以当西方的船坚炮利打来以后，中国发现我们自己已经落伍得太厉害，必须要有更化才有可能，但这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有一些也都不成功。

张之洞视察汉阳铁厂

可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中国的老传统是能够转变，能够与时俱进，能够返古开新，这都是重要的价值。在《大学》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从一个人发展的基调，拓展出的一个文化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个成长的过程是绝对不能避免的，这是一个动力，而且是持续不断的，一直在进行。这个动力能够进行，也就是人之所以能够存活的最基本条件。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一定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文明、一个文化也必须如此。所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个“新”的观念就能够使其打开新的局面，能够通过对过去的理解，造成一个新的发展的态势，这都是重要的。

孔子虽然说他是“述而不作”，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创作，而是他所“述”的本身就能够把传统承继下来，把礼的观念，还有乐的观念变成制度承继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而且这个创造比无中生有的创造在很多地方更难，因为你有责任感、承继感。过去有很多说是历史的包袱也罢，或者历史所给予的资源也好，都要通过这个方式让它能够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过程，比无中生有的创新意义更大。

我们在各个不同的时段，通过对过去的理解、认识，甚至批判，才能了解现代。而了解现代又是意味着能够把现代转向未来。所以过去、未来和现在是集中在一个交点上，必须这样来考虑。所以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创新，就会像巴比伦，像埃及那些“老”的文化，中国就没办法延续下来。即使是延续了很长时间的一些制度、甚至文字，都是要经过这个过程。这是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发展的一个特色。

■The End

相关内容：张晓彤谈中医 | 毫无建树的中医科研

张晓彤：我们的中医教育花了多少钱，培养的是西化的人才，培养的是中医掘墓人。所谓的中医科研也是问题重重，据有关专家说，把解放以来中医科研的所有的课题加以梳理，中医科研花了那么多钱，真正属于中医的，能算作是中医科研的只占3%！

其他的都干什么了？只是验证对西医有什么好处。全都不是中医科研，而是研究中医。花了那么多钱，却没有在中医的发展路上做出成果。

什么是发展？就像金元四大家，他们就是在发展中医，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把《黄帝内经》、《伤寒论》的内容加以提高，将一个个当时的疾病攻克，一个个疾病谱解决。就像吴又可把温病解决得很好，在井里放药治流行病。相比之下，现代中医科研连这些都不如。

现代中医从理论到实践，从基础到临床，全都没有去好好研究，花了那么多钱却又干了什么呢？造成了中医“医教研药”全面西化的现状。历史上那么好的知识，比如五运六气却被当作封建迷信给扔了？！

相关内容：专访李永明 | 昔日美国针灸热已过，今朝中医科研当自强

李永明：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我们中医针灸界，过去对于临床试验研究并不重视，主要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针灸研究界都是想公关，拿诺贝尔奖，搞发现经络实质，发现穴位实质，发现新的科学发现。而美国和西方更关心的是最基本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效和这个对照中有没有差别，是不是安慰剂；

第二个问题是在科研界，中医圈受过良好科研训练的人还是太少，我们发表了很多针灸有关的临床试验，可无论在科研的方法上、设计上，还有这个标准上，还达不到国际公认的评估标准；

第三个问题，过去我们经费不足，但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寄希望于不远的将来，中国科研界按照国际公认的科学评估方法，拿出更好的数据，向全世界证明中医的疗效，现在已经见到了一些曙光和苗头了。

举个例子，实际上针灸有效可以通过不同角度反复证明，而且科研数据非常重要，比如说针灸可以促进胃肠蠕动，赖斯顿在他的文章里就告诉大家了，后来很多人都有经验，同样的疾病症状，不但人有效，动物也有效，并且动物本身是没有安慰剂作用的。

刘保延，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常务副院长

最近中国中医界有中医科学院刘保延研究员领衔的科研团队，通过严格的科学临床试验，最后证明针灸治疗慢性严重的便秘，真针灸确实比假针灸有效，也就是针灸不是安慰剂，这篇文章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上，在西方会产生一定影响，我觉得这仅仅是开始，而且这样的文章一定会越来越多，这对中医的发展，对针灸的发展是一个正面的促进。

2016年9月，我国针灸临床研究首登国际内科学“第一刊”

针灸的未来，我认为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能治疗的范围，治疗的疾病，能帮助的人，比我们想象得更广泛，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就是事实。美国现在的情况，2007年统计有6.8%的成年人使用过针灸，而现在的情况下，大部分美国政府保险和老人保险还不支付针灸，如果一旦保险支付针灸，那估计针灸的病人和针灸师还可能增加一倍，整个西方也是这样，所以潜力还是很大的。但是针灸发展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问题，早期是传播问题，后来是法律问题，现在是科学评估的问题，这每一个关卡如果过不去，都可能回到原点，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如何过科学评估这一关。

我们现在由于临床试验当中，对照组认识的不同，安慰剂设计的问题和这个试验方法不一定适合于这个药物试验对照的方法，安慰剂对照不一定适合于针灸对照临床试验等等这些问题，造成针灸疗效的循证医学证据不足，限制临床医学指南接受针灸，在联邦保险接受针灸上我们也缺少更强有力的证据。现代社会毕竟是科学主导，如果过不了科学评估这关就很难被广大政府民众接受，特别是西方的管理机构和保险公司，这样的话针灸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科学研究？我个人建议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回答临床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个疗法是否有效，是否是无争议的有效，是不是能够经过严格的科学检验。

对于中药，第一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没有副作用，有副作用有哪些，然后再回答有哪些疗效，在具体推广当中除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还要采取一些技巧，我们应该吸取当年的经验教训，当年针灸一夜之间红遍西方，是因为借助了特定历史条件，那么有什么样的办法，能把中药在西方普及起来呢？中医在西方再热起来需要大家认真思考，需要科学研究，需要东方的智慧！

众所周知，中医理论中的气、经络、性味等等皆非现代科学观测手段可证明。唯一可证明之事乃中医之疗效。盲目科研以求证实经络，实属劳民伤财，且所得甚少。何不向主席学习“农村包围城市”，以科研标准所证明之疗效反诘当今科学之不足？

脚踏实地，着眼本质方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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