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6年12月12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候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宣誓就职，他将从明年1月1日起行使联合国秘书长职权。（视觉中国/图）
古铁雷斯的求变心理和进取作风，能否给联合国带来实质性的改革和变化是一个问题，而在联合国之外，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挑战，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古铁雷斯能否发挥调和鼎鼐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和挑战。
2016年12月12日，联合国候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在第71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宣誓就职，将从2017年1月1日起接替潘基文成为联合国成立以来的第9位秘书长，任期至2021年12月31日。
联合国现任秘书长潘基文在就任之前是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在10年任期里，他公布了自己的财产状况，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这么做的秘书长；厉行节约，将联合国秘书处大楼的空调温度从22.2摄氏度调到25摄氏度；以女权主义者自居，创建了联合国妇女署；推动联合国成功达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正式生效。但整体而言，潘基文性格温文尔雅，倾向于回避矛盾冲突，不喜欢直接指责别人。
而古铁雷斯的风格则截然不同，他习惯于直言不讳，在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古铁雷斯依然言语犀利，直指联合国目前一些弊端：“我们应该清楚，我们召集太多的人开了太多的会，讨论了太多的问题，决定却很少，联合国秘书长最重要的工作是取得成果。”在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期间，古铁雷斯曾当着美国官员的面，尖锐批评奥巴马政府当时对叙利亚难民安置所做的承诺微不足道。2015年6月20日世界难民日当天，他批评西方富裕国家“躲在紧闭的大门后，任由战争和暴力的受害者颠沛流离”。
然而，就像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所说的，由于联合国190多个成员国之间众口难调，握有实质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又观点不同甚至尖锐对立，联合国秘书长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干好的工作”。古铁雷斯的求变心理和进取作风，能否给联合国带来实质性的改革和变化是一个问题，而在联合国之外，伴随着全球范围民粹之风的兴起和持极端观点领导人的纷纷上台，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挑战，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古铁雷斯能否发挥调和鼎鼐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和挑战。
他为什么能胜出
除第一轮有否定性质的“不鼓励”票之外，此后一直只有“鼓励”和“无意见”两种票，最后一轮更是得到了13张“鼓励”票和2张“没意见”票，显示他不仅支持度高，而且人缘最好。
自1946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在古铁雷斯之前，联合国共产生过8位秘书长，分别是挪威的赖伊、瑞典的哈马舍尔德、缅甸的吴丹、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秘鲁的德奎利亚尔、埃及的加利、加纳的安南和韩国的潘基文，涵盖了北欧、亚洲、西欧、南美和非洲。根据不成文的地区轮换原则，下一任秘书长很大可能来自东欧。因此，当2015年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主席和安理会主席联名致信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开始征求下任秘书长提名时，来自东欧的几位候选人普遍被看高一线，特别是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保加利亚人博科娃，因为同时具备来自东欧和身为女性两个特点，一直是各方眼中的大热人选。
但让人料想不到的是，根本不具备地缘和性别优势的古铁雷斯从安理会的第一轮意向性投票开始就遥遥领先，到第六轮锁定了胜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和安理会的特性和秘书长的产生原理有莫大关系：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给联合国大会表决，而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美、中、俄、英、法）拥有一票否决权，只要他们投反对票，决议就不能执行，因此，成为秘书长的关键是安理会五常要一致同意。这样一来，秘书长人选的遴选过程往往更多地是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结果而不是出于选贤任能的需要，政府间的幕后交易一直优先于寻找拥有相关技能和经验的最优候选人。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把秘书长的任命说成是一个“迷宫般的复杂过程”，这个说法并不为过。因此，候选人需要在安理会成员特别是5个常任理事国中引起最小反对，而不是获得最多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上历次秘书长的遴选过程，几乎没有哪一次是顺顺当当、波澜不兴的，一些热门人选因为某一特定大国的反对而大热倒灶，另有一些黑马在各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意外胜出，类似的情节并不鲜见。
1946年，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挪威人赖伊之所以能够上任，是因为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以及加拿大外交官莱斯特·皮尔逊等候选人接连遭到苏联的否决，安理会不得已做出妥协。1996年的秘书长选举，仅仅干了一届的第6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因为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成立历史上第一位无法连任的秘书长。
而本次的秘书长选举，最大的变数仍是大国因素。大热人选博科娃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一直支持她，但在临投票前，保加利亚政府宣布提名获西欧国家支持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为候选人，博科娃被晾在了一边；美国曾因拖欠联合国会费而被教科文组织暂停投票资格，因此对博科娃耿耿于怀。这样一来，博科娃基本出局。俄罗斯青睐的另一人选、塞尔维亚前外长、原联大主席武克·耶雷米奇因立场“亲俄”，美国在多轮意向性投票中都投下了不鼓励票。反观古铁雷斯，除第一轮有否定性质的“不鼓励”票之外，此后一直只有“鼓励”和“无意见”两种票，最后一轮更是得到了13张“鼓励”票和2张“没意见”票，显示他不仅支持度高，而且人缘最好，无人反对他。
他的外交艺术
他不断批评别人，竟然没有引发反感和反对，这显示他的情商和斡旋能力均属一流，对他日后从事秘书长工作大有裨益。
把这一情况和古铁雷斯直言不讳的性格放在一起，会让人觉得大惑不解，也心生敬佩：他不断批评别人，竟然没有引发反感和反对，这显示他的情商和斡旋能力均属一流，对他日后从事秘书长工作大有裨益。据说古特雷斯深谙外交艺术，有一次对俄罗斯进行访问时，他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会面，先不谈工作，而是聊起了天南海北，很快拉近了与俄方的距离，次日再谈工作时就顺利得多了。他对西方国家的批评，虽然听起来很刺耳，但没有具体的所指，苦主不那么直接，更大的目的是进行宣传，引起媒体和世界对难民工作的关注，推动问题的解决。
此外，古铁雷斯的工作能力，应该也是安理会各国的重要考量因素。尽管秘书长是大国协调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能力无关紧要。由于秘书长法定权力有限，职责又很重大，因此要发挥作用，很多时候靠的是这一人选的个人魅力和外交手腕。而古铁雷斯在他担任公职的每个领域都成绩斐然，这必定让安理会各国印象深刻。
古铁雷斯1949年4月30日生于里斯本，从小受到良好教育，1971年以接近满分的优异成绩从葡萄牙最大的工科高校里斯本高等技术学院毕业，成为一名助理教授。1974年4月，统治葡萄牙四十余年的萨拉查独裁政权被推翻，葡萄牙开始民主化进程。古铁雷斯正式步入政坛，参与组建葡萄牙社会党，成为该党创始人之一。
1996年，社会党在葡萄牙全国大选中获胜，党魁古铁雷斯成为总理。当时吸食海洛因的人数暴增，古铁雷斯的应对办法是推动吸毒非罪化，这一法律史无前例，但结果相当成功。葡萄牙的毒品成瘾率比欧洲平均水平低5倍，非罪化实施以来，每年HIV新感染人数降低了95%，这表明吸毒非罪化对葡萄牙未造成任何重大负面效果。
在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期间，他主导通过“里斯本议程”，共同主持了第一次欧洲联盟-非洲首脑会议。在1999年至2005年间，古铁雷斯还曾担任大型国际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主席，主持了众多党际交流活动。2005年6月至2015年12月底，古铁雷斯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负责领导、协调全球难民事务。在此期间，他的一大成就是进行内部改革，削减了难民署在日内瓦总部的工作人员，提高了机构应对更多数量难民的能力。考虑到联合国一贯倾向于臃肿和全盘腐败，这令人耳目一新。古铁雷斯称自己是一位“行动派”。他表示，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就像“护士给病人阿司匹林”，不会从根源上消除引发难民现象的武装冲突、贫穷，但至少可以减缓疼痛，给难民安慰和温暖。
他的任务清单
前秘书长加利就曾抱怨：“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没有军队，没有经费，没有专家。我的一切都是借来的。如果成员国不想做，我还能怎么办？”
人缘好、能力强是古铁雷斯能最终上位的原因，而这两点对履行秘书长的职责至关重要。联合国秘书长看起来风光无限，实则有不为人知的难处和憋屈。按照《联合国宪章》，秘书长负责秘书处的工作，将其认为可能威胁国家和平和安全的任何事项提请安理会关注，并执行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其他主要机构托付的“其他职务”。
这听起来包罗万象，但由于规定不具体，加上没有相应的资源支持，秘书长工作难做是举世公认的。前秘书长加利就曾抱怨：“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没有军队，没有经费，没有专家。我的一切都是借来的。如果成员国不想做，我还能怎么办？”现任秘书长潘基文也说：“我不是什么长，我是秘书。毕竟只有安理会团结一致，秘书长才有力量。”
但对于那些能力高强的人来说，规定上的宽泛恰恰提供了发挥能力的巨大空间，他可以打破常规，做很多前人做不到的事情。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吕克托夫特给下一届秘书长一个任务清单：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的冲突和人类苦难；威胁人类的暴力极端主义；继续存在的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令人担忧的仇外现象正在抬头；8亿多人仍处在极端贫穷之中；世界各地近6000万人流离失所等。作为联合国的行政首长，秘书长还负责监管一个预算大约100亿美元、拥有4万名工作人员、在世界各地开展41项维和行动的庞大国际组织的职能。而这份清单上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联合国自身改革和全球事务两大类，这也是历任秘书长面对的共同挑战。
在就职后的演讲中，当古铁雷斯提及在联合国简化流程、讲求实效等措施时，全场多次响起掌声，显示人们对联合国自身改革的关注。事实上，联合国改革是一个老话题了。长期以来，人们对联合国有诸多不满：机构膨胀，反应迟缓，粉饰腐败，安理会政治的不民主等等。1997年1月，安南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后就开始着手对联合国进行改革。7月16日，安南向第51届联合国大会就联合国改革问题提出全面报告，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精简联合国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削减财政支出，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等。
但20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谈论这个话题，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联合国改革的成效不彰。和任何改革一样，联合国改革同样面临着“人人都呼吁改革，但没人希望改到自己头上”的困境。联合国机构驻各国的办公室在全球约有1200个，其中有100个国家，每个国家境内的联合国机构超过10个。每个机构预算800万或900万美元，工作人员5个左右。这笔预算有一半用作办公室本身的运作成本，只剩一小部分可以投入项目或者其他重要活动。然而当联合国想撤销某个机构时，通常那个国家会激烈反对，派出强大的游说者过来活动，事情往往不了了之。
联合国改革还曾经锁定了80个设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的联合国驻地，准备削减在这些地方的职位，并推行联合国公务员在地化，减少高额外派补贴和子女入读私校的补贴，但同样因为遇到了强烈反对而推行不下去。
他的难处
联合国是由190多个国家组成、由这些国家出资供养的国际组织，但它的利益并不是这些国家利益的简单加成，而是带有更大的普世性和人道色彩，而这种普世性和具体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
2013年10月，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纽约时报》上发文提出“五常”行使否决权时的“自愿限制倡议”，将在这一问题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分歧彻底公开。该倡议提出在无关“五常”自身核心国家利益但涉及重大人道主义危机的决议草案表决进程中，不应行使否决权。英国近期也明确声明不会在上述决议草案表决中行使否决权。但美俄中对此倡议一直有保留，反对限制否决权的使用。至于安理会扩容的问题，一直都是日本、德国、印度等想入常的国家比较积极，“五常”自然反应冷淡，而意大利、巴基斯坦、阿根廷等国分别出于对德国、印度和巴西的反对，也都反对由他们主导的“入常”方案。
安理会改革尽管千头万绪，还是在联合国内部，而诸多全球矛盾的上升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则更让人头疼。这些问题包括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及其两者在欧洲的叠加，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民粹主义的上升和持极端观点政治家的大受欢迎等等。它们的产生有各自深刻的背景和规律，肯定不是一任秘书长就能解决的。但联合国在解决上述问题上的不力和低效，却也是公认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其中蕴含着很深刻的矛盾，那就是如何协调联合国利益和相关成员国利益之间的分歧。
就拿古铁雷斯擅长的难民问题来说，他出身左翼，自认很感性，加上曾经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身份，他当然希望相关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能接纳更多的难民，让那些历经苦难的人能得到很好的照顾，甚至认为不接纳中东难民就是在支持恐怖分子，这些诉求当然是高尚的普世情怀。但相关国家的接纳能力毕竟有限，加上难民导致的治安问题和恐怖袭击问题，使得欧洲国家在此问题上日趋谨慎和保守。站在各自立场上，联合国和欧洲国家都没什么错，但同时也很难妥协，联合国也没有权力和强制力要求成员国服从自己。
联合国事务的难处，恰恰就在这里。它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大道理，而更需要扎实绵密、实事求是的协调和争取。安理会和联合国选择了古铁雷斯，也是看中了他这方面的能力，希望他能不负众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