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第二期：西晋概述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掉了曹爽-何晏集团八大家族；
随后王弼病逝，夏侯玄不久后也因牵扯一桩政治事件被杀，正始主干人物和正始清谈文化随即烟消云散；
262年，司马昭杀嵇康，又使得竹林七贤树倒猢狲散。
具体去向是：阮籍随后病逝，剩下的成员，除了早已从政的山涛外，向秀、刘伶、阮咸、王戎，都纷纷投入司马昭麾下，表示臣服。
其中阮咸，司马昭还看不上，不要。
此后，魏晋风度的一些重要外在指征，如聚众清谈、酗酒、袒裼裸裎、蔑视名教、蔑视官场，甚至蔑视司马氏，等等行为迹象，至少在表面上断绝了。
但是，到了公元266年西晋开朝以后，魏晋风度又逐渐重新死灰复燃。
在大约275年前后，由乐广等人重启清谈文化，清谈作为一种时尚并重新流行于洛阳。
到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就彻底放开。
公元291年，随着大清谈家王衍出任吏部尚书，在其导引下，清谈已经变成鉴定士人品级高下的标准和晋级入仕的最重要渠道了。
同时，另一些名士们又把稽、阮的酗酒、袒裼裸裎、蔑视名教的各种言行传承开来，成为一道先锋时尚风景。
于是，魏晋风度第二期彻底爆发了。
对于魏晋风度第二阶段的西晋名士风度的特点，做以下几点概述：
1、魏晋风度成为普遍的士人风气何晏的清谈文化和竹林七贤的行为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小圈子。
而到了西晋的后期，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
其中虽有少数反对者，但是反对者实际上也不知不觉地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其中。
如裴頠反对王衍的贵无论，崇尚崇有论，但是裴頠本人却也是清谈圈子里的高手。
又如乐广讥讽胡毋辅之等人“越名教而人自然”的言行举止，认为“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但是他自己的初衷，却与胡毋辅之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距。
2、魏晋风度的两股源流在西晋名士中形成的分野：逍遥派与放纵派第一阶段中，在处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正始之音是正题：试图在学理上弥合名教与自然；竹林七贤是反题：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在西晋，上述正反题的分野在形式上仍然存在，呈现为是否在形式上尊重名教。
我据此把西晋名士们分成两组：
逍遥派：以王戎、裴楷、乐广、王衍、阮瞻、王承、卫玠等人为代表。
放纵派：以王澄、胡毋辅之、谢鲲、阮孚、毕卓、王尼、羊曼、光逸为代表。
前者还遵守形式上的名教，且多是官场名流；讲究不动心，与物无忤；
后者在形式上也不尊重名教，不以入仕为意，甚至穷困潦倒都毫不在乎。
讲究物欲上的任性、放纵。
3、西晋名士与前期名士的差异：暨逍遥派与放纵派的一致之处第一期的正始之音和竹林七贤，不论是以正面的建构还是反面的较劲，却都有政治理想。
而第二期的西晋，两类名士的共同点都是放弃政治理想和责任担当。
转而把纯粹个人进退、去就看作第一位。
逍遥派虽然侧身名教，有谦谦君子之风，但官场不过是其个人进退的名利场，侧身其中混俸禄，混名声。
身为士人，却普遍无心于士人的职任。
放纵派声称师法嵇康、阮籍，但阮籍成天用酗酒糟蹋自己、麻醉自己，“黑暗啊、痛苦啊”地叫唤；
而这些阮籍的徒子徒孙们沉溺于酒色的时候，却变成了：“爽啊，痛快啊”。
西晋名士放弃政治诉求的另一个表征是，凡是锐意进取于官场、勤于政事的人，全都受到嘲笑，不被认为是名士。
典型的比如金谷宴集24友，明明大都是富有才华的社会名流，却不被“录取”为名士，原因是认为他们都攀附权贵，有些人还对政务很有责任心，甚至为朝廷死节。
4、在理论上，王弼等人所倡导的“贵无论”成为西晋士人的人生价值标准贵无论，源出于何晏、夏侯玄，原本的意思，是以“无”来统摄“有”，即以道家来统摄各家治世方略。
王弼把这个话题进一步明确为“崇本息末”，“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具有极强的政论性。且主要的根据在老子。
西晋崇尚的“贵无论”，并无一篇有价值的文献流传下来供分析。
而根据他们的言行和人生轨迹考察，不见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宗旨，只见其对庄子的片面理解，庄子的思想地位渐渐替换了老子。
西晋在玄学理论上的最大成就应该是郭象（据说是抄袭向秀）的《庄子注》，通过郭象的经典注释、解读，西晋名士得以将庄子奉为理论指导。
郭象的解读中，也试图以庄子意境为基础，在理论上弥合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但是理论上是一回事，实际上却是另一回事，在实践上，西晋名士完全是用自然冲垮了名教。
从西晋名师的行迹来看，他们心中所依据的，完全是一种另类的庄子，更是与何晏王弼相比另类的“贵无论”。
下面，我们首先用流传下来的两篇重要文献：
裴頠的《崇有论》和郭象的《庄子注》为依据，试图探究西晋名士的“贵无论”究竟是什么意思；
然后再分别介绍逍遥派名士和放纵派名士的行迹，具象化地体会一下西晋的名士风度。
作者：专栏《探寻魏晋风度的心迹》主讲人——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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