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颐

近代中国风云变幻，政治变迁造成各阶级阶层剧烈变动。关于中国近代商人的研究，主要为两个方向:探讨中国资产阶级的萌芽及其软弱性；揭示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历史学者冯筱才认为其中有些问题。比如，“资产阶级”这个概念过于宽泛；又比如，过度强调商人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所做的贡献，容易拔高他们的思想境界而模糊对他们的认知。

因此，冯筱才撰写《在商言商》一书，通过对1911年—1927年间江浙商人行为与心理的剖析，重新观察近世中国政治演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全书上溯晚清国内政治、经济的演化，下探1927年之后商业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紧扣关键的十几年，强调回到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去，厘清政治运动状况与江浙商人态度变化的联系。资料列明出处，数据图表呈现，以事实说话，以材料驳斥，句句有落实，每章附录详细注释，占到全书很大篇幅，且有所转引有所阐发，与正文串联相配，有理有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何谓在商言商？冯筱才认为，商业发展有其内在要求，即有赖于政治的稳定与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政经制度环境。冯筱才提出“产权与秩序”的解释思路，从新经济史学角度倡导从制度入手，关注产权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根本原因就在于，私有财产制度基本被承认，商业经营秩序基本能保持稳定，但在民初这段期间，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商人的被动反应。

辛亥革命爆发，江浙各地商人创建兵团主要出于自卫目的，商人的主要贡献在于对革命起事者的经济支持，比如承担筹集军饷、维持政府财政等工作，商人挽救秩序的努力有时亦会对政治产生影响。1913年之后全国商人一致反对“二次革命”，并非因为学界通常解释的资产阶级软弱性，而是出于商人对稳定秩序的维护，革命会带给他们巨大的损失。也因此，商人的政治取向里包含了对强权的企盼，他们有时主动支持某个政治力量是希望强权能够结束动荡的局面。战祸绵延，市场凋敝。1924年之前，江浙一带尚能保持大体稳定，此后江浙战争的爆发也将他们卷入祸团。从“五四”到“五卅”，商人在“公”与“私”间一直存在矛盾，他们被裹挟在各种运动里，不得不为此牺牲个人。

从史料分析得出的结论，冯筱才认为政治变局里的江浙商人的反应，一言以概之，就是“被动”，是不得已而为之。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除了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轻商观念。“商战”作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以“救国”为旗帜保护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迫使商人必须以此作为商业准则，而这种矛盾从长远与本质来看是违背商业规则的。冯筱才对商人阶层寄予了极大同情，除了物质上的巨大损失，他们的精神和人格也往往受到侮辱，中国商人其实并不愿意涉足政治，却不得不与政治相系。

冯筱才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但我们须注意，任何个人或阶层都不能脱离历史而生。冯筱才描摹的是群体共相，没有鲜明的个体亮相，有些商人特别是领导人物的表现，并不能就说是被动的，实业救国是张謇、穆藕初等民族企业家的出发点，爱国情怀人人有之，牺牲一定的私利是可以付出的代价，他们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所做的工作即使不是主动的、明晰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贡献。本书对于“产权与秩序”的聚焦，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在今世今时，同样具有现实意义，这是百业俱兴、社会发展、人心安定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