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粟裕“犯颜直谏”，说服毛主席收回成命，让华野1、4、6纵暂不过江实施“第二次千里跃进”，而是留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故事，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粟裕这番独立思考的依据之一，是曾经兵强马壮的刘邓大军在跃进大别山后，受到了极大削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力打上规模的歼灭战了。实际上，由于各大战略区之间通讯联络不畅，粟裕并不清楚，早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之前，我军就有两支部队挺进长江南岸，但最终都不得不北返，证明了粟裕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1946年6月底，中原军区主力向平汉线以西突围，于8月先后创立鄂豫陕军区和鄂西北军区，创建游击根据区。9月，李人林率原江汉军区的4个连，约500人，返回襄河以东，重建大洪山、桐柏山游击根据地。1947年1月，蒋军出动4个师，会同大量地方保安部队向李人林部发起“清剿”。因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继续坚持大洪山、桐柏山地区的游击战争已无可能，李人林遂率部南渡长江，向敌军兵力空虚处寻求发展。

当年2月，鄂西北军区也遭敌重兵围攻。在报请军委批准后，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动身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罗厚福率部分兵力就地坚持斗争。军区副司令员刘昌义率部分部队东渡襄河。军区参谋长兼四分区司令员张才千率军区机关和警卫部队，以及原中原军区1纵2旅4团，共1200余人，南渡长江，与先期渡江的李人林部会合，在辽阔的敌人后方兜大圈子，以保存有生力量，牵制并消灭敌人，扩大我军的影响。

张才千分析敌情，综合权衡，最终决定在宜都县的古老背镇渡江南下。虽然此地离宜昌市和宜都县都较近，但该镇只有少数保安团驻守，防备松懈，而且船只较多。下定决心后，张才千率部摆了个向东转移的架势，诱使追兵从西北向东南猛追，而我军却于1947年2月13日晚，突然从当阳以北的观音寺地区折向西南，冒雨急行军，徒涉沮河、漳河，穿过当（阳）远（安）公路，一夜行程140里，甩掉了追兵。2月14日白天，我军又急行军130里，24小时内只吃了一顿饭，于14日黄昏抵达距观音寺270里远的古老背镇。

我军尖兵化装成蒋军整编第199旅便衣队，让镇长迅速找来10余条船，连夜挑灯夜。仅用2个小时，1200人便全部渡过了长江。过江后，部队已经极其疲劳。但为避免背水作战，部队不顾疲劳，连夜赶路，于2月15日8时全部渡过清江，算是暂时安全了。

此后，这支部队走大路、住集镇，横扫为数不多的敌保安团，打开当地粮库，不仅补充自身给养，还把粮食分给分给群众。在需要向群众购买物资时，都用现金照价付款，秋毫无犯。在湘鄂边活动时，有一次，部队遇到当地乡公所武装护送乡长的妹妹出嫁，部队只缴了枪，却对随行的嫁妆分毫未取。当时，乡长就在附近的山头上看得一清二楚，不得不承认我军实乃仁义之师。后来我军在这一带打游击时，乡公所抓到我军一位掉队小战士，乡长投桃报李，将这位小战士送到我军驻地附近，还让他给部队首长捎了封信：“贵军乃仁义之师，深得人心。我们不过是混碗饭吃。贵军走后，我们对空鸣枪，交差了事。”

这件事对部队的启发很大。张才千决定，以后只狠狠打击坚决反共的蒋军死硬派。对于那些不甚积极的地方民团，则可能与之“河水不犯井水”，以免四处受敌，疲于奔命。2月24日，张才千部与李人林部会合，合编为江南游击纵队，下辖2个支队，共1600余人。其中，李人林所部编为1支队，张才千率领的4团编为4支队。

2月27日，江南游击纵队在白果坪附近遭到蒋军湖北保安第9大队堵截。这股敌顽凭借海拔2000余米的左角寺高山险要地形，企图阻止我军前进。张才千以1个中队正面佯攻，另以2个中队攀登悬崖峭壁，绕到敌军阵地后方发起突袭，一个照面就打垮了这股土顽。

此时，反应过来的蒋军抽调整编第66师的整编第198、第199旅，渡江南下追击江南游击纵队。原先在武昌、岳阳担任守备任务的整编第33旅，也由津市、石门西进。原先驻据湘鄂川黔边的整编第56师的整编第163、第164旅和新编第17旅，正由西面、南面向北兜击。除了上述6个旅的正规军，湘鄂两省的保安部队也向江南游击纵队周边聚集，准备实施围歼。

2月底，江南游击纵队兵分两路，在湘鄂川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李人林率第1支队先向西南，经恩施、宣恩到咸丰，然后突然折向东南，经来凤，越过湘鄂边界，进入湖南的龙山、永顺地区。张才千率4支队经恩施、宜恩、来凤，进入湖南的龙山，然后转向桑植、大庸。

3月1日，4支队在五峰以西的采花石，遭敌整编第33旅偷袭。但4支队反应很快，在后撤途中埋伏下2个中队，对追兵发起逆袭，击溃该旅98团先头营，俘敌6人。不过，此后该敌汲取了教训，总与4支队保持一定距离，跟在后面若即若离。张才千几次选择有利地形想打埋伏，但该敌却再也不肯上钩了。

3月25日，1、4支队在五峰西南的红鱼坪再次会合，壮大了力量。4月20日，当追兵猬集沅江流域时，江南游击纵队突然北渡澧水，进入澧县西北涔水边的大堰垱地区。急匆匆转向的整编第33旅第98团，在此终于落入了我军的伏击圈。不过，由于江南游击纵队的兵力不占优势，火力尤其不足，因此最终只击溃敌4个连，毙敌2营营长，俘敌60余人，缴获2挺机枪、30余支步枪及3具掷弹筒。战斗进入尾声时，敌99团赶来增援，为避免无谓的损失，我军只能收兵撤退。

4月下旬，江南游击纵队再次折向西南。于26日黄昏到达石门西北之泥市宿营。当晚，李人林获悉，蒋军湖南省2个保警大队千余人，已于天黑前抵达泥市南面20公里处的磨岗隘。李人林决心趁该敌新到，立足未稳之机，迅速歼灭之，打开前进通道，甩开追兵。

磨岗隘东临渫水，南面是一道起伏的山岗，西面和北面较平坦。27日凌晨，江南游击纵队便开始长途奔袭。8时许，第一梯队从正面进攻，第二梯队从左右两翼迂回包抄，少数兵力负责向后警戒，阻击可能来援的敌99团。

磨冈隘守敌扼守南山制高点。我军集中10余挺轻重机枪，以及缴来的60炮、火箭筒予以火力压制。待我军第二梯队迂回到位后，敌军即乱作一团。仅耗时一小时，江南游击纵队便歼敌大部，其中俘敌总队长以下800余人。对于俘虏中班长以上的，我军对其进行教育后予以释放，另有500名俘虏兵经过教育后，加入了我军。

磨冈隘战斗，是江南游击纵队在江南游击的3个多月时间里，打的唯一一个歼灭仗，补充了大量急需的武器弹药和装备。可即便如此，情况依然很严重。突出表现在，在敌军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下，游击纵队不得不马不停蹄地转移，转移，再转移。虽然一路经过的地方，有不少是贺龙红2军团曾经的根据地，但如今十余年过去，很多情况已发生变化。江南游击纵队虽说尽了最大努力，但别说巩固的根据地，就连游击根据地都没能建起来。

敌后转战3个多月，原先1600人的江南游击纵队，在各种大小战斗中共计伤亡了370余人。因为没有根据地，伤员要自己抬着走，给养要自己筹。因病或因掉队发生的非战斗减员，竟比战斗减员还重。磨冈隘战斗，我军实际上是以少胜多，但这种状态下，不能指望每回都遇到弱敌。此战后，虽然部队吸收了500余名解放战士，但却很不巩固。部队人数虽有所恢复，但因新成分占比过大，实际战斗力较先前反而有所减弱。

这些情况，时刻关心这支部队的总指挥部也有所了解。鉴于刘邓大军即将南渡黄河，向大别山区发起战略进攻，与其让江南游击纵队就这么在长江以南消耗掉，不如将这支熟悉大别山情况的部队调回，配合刘邓大军经略中原更划算。因此，总指挥部于4月末、5月初电令江南游击纵队，令其“相机北返”。

1947年5月2日拂晓，江南游击纵队从石门以北的暖水街附近出发，向长江沿岸的洋溪实施长途奔袭。当晚，部队连夜北渡长江，与前来接应的鄂西北罗厚福部会合，后又改编为中原独立旅，配合刘邓大军的千里跃进行动。

江南游击纵队的经历表明，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小部队难以在江南站稳脚跟。这也许就是后来军委打算让粟裕率3个野战纵队，近10万大军南下的缘由所在。不过，部队多了，各方面困难恐怕更大。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依旧未必能达成预想的战略目标，很可能最终得不偿失。因此，粟裕的种种担忧，最终不得不本着为党负责的初衷“犯颜直谏”，是有充分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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