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商人都扮演着“奸诈重利”的角色，而山西商帮——晋商则与以往不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是晋商的真实写照。

晋商，起源于明清年间，与潮商、徽商并称为中国历史“三大商帮”。早在春秋时期，晋国为了输送其他国家的商品，采取“轻关、易运、通商、宽农”等政策，明代时已经闻名全国。到了清朝，山西商人为清政府输送物资并传递情报以抵抗后金的叛乱，得到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的垄断权，甚至将业务拓展到了亚洲、欧洲市场，这为晋商的发展繁荣夯实了基础。

在明朝中叶到清朝前期我国国内政治安定，农业得到发展，促使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为活跃，为商品的买卖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晋商的发展中，山西票号可谓是山西商人努力几代人的一大成果，也是国内商业和金融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这种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可以说是国内首创。山西第一家票号就是我们熟知的日昇昌票号，几年后又出现蔚字五联号等，均为平遥帮票号，也就是现在的平遥古城所在地。接着又出现了祁县帮票号、太古帮票号、上海的南帮票号等。

在经过甲午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等劫难之后，巨额的赔款和主权的割让使国的经济一落千丈，为了与侵略者进行斗争，一大批如荣石、陈启沅等民族资本家开始进行曲线救国，在这其中晋商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晋商祁县帮票号为防止侵略者在东北三省占领市场，迅速增加其在票号的分号，并将市场拓展到了朝鲜、日本等地。票号汇通天下，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晋商也由此盛极一时。然而在辛亥革命后，票号的生意逐步下滑，到了民国初期，很多票号接连倒闭，最大的五家票号——平遥日昇昌票号在1923年歇业，祁县大盛川1929年歇业，打得通、大德恒1932年改为银号。就这样，曾经红极一时的一大“皇商”落幕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能够支撑晋商能够称霸商界五个多世纪？最重要的一大原因就是这支队伍的诚信之道。电影《白银帝国》就完美地诠释了晋商与诚信的“生死之交”。

《白银帝国》改编自《白银谷》这一小说，作者是山西籍作家成一，讲述了清末民初时期，堪称全国的“金融大鳄”——山西票号“天成元”这一商业帝国里的父子二人之间的传承与一女子的三角恋情，由郭富城、张铁林、郝蕾、杜江等人领衔主演，演员阵容还是非常强大的。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大部分观众都觉得剧里三角恋情的出现让整部电影差强人意，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放的更加长远一些，就可以看到清末民初时的晋商制度与晋商精神，法家与儒家的义理之争，以及晋商家族两代人之间的传承。这部电影或许正是那个时期晋商的一个缩影。在影片的开头，康家三少爷（郭富城饰）站在茫茫一片的戈壁滩上，望着苍凉大漠感叹道：“天地真大，人真小，人怎么自处？”这流露出了康三爷在面对这浩瀚无边的天地时的迷惘与无奈，也引出了身处商业帝国的家主康老爷（张铁林饰）与康三爷之间的纠葛和传承。

“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是晋商的经商谚语，在影片开头对邱掌柜的惩罚就体现出了这一点。邱掌柜在春荒时期对外放高利贷，“是票号业的耻辱”，犯了行业的大忌。经过商会各掌柜的集体投票，邱掌柜被踢出商会，并永不录用。由此可见，晋商在面对见利忘义的行为时多么的坚决。《中庸》里有说“微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做生意之时，掌柜伙计必须心怀善和诚，将诚信友善融入到工作中的每一件事中能够经受得起诱惑，坚守底线，不被其他人利用，就一定能得到东家的赏识；而东家对伙计持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态度，常怀宽恕之心，最大化伙计的忠诚，这就是晋商的用人制度——以诚待人。《乔家大院》中，东家提出每位伙计手持干股，股数视其成就而定，这就地增强了伙计的忠诚度，相互以诚待人处事，实现共赢是晋商百年未衰的一大主要原因。

诚信可以说是晋商的立身之本，日昇昌票号是我国的第一家正规系统的金融机构，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雏形，经历百年风雨，雄踞各大票号之首。当年为什么名声大振，在如今也是金融专业教育基地的标杆？相传，在清末时期，平遥城的一位乞讨者前去日昇昌兑付银票，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银票均为30多年前价值12000两的银票，当时的掌柜查验确认无误后，为老太太连本带息全额兑付。这就是晋商的信用，在山西票号，不论款项多少，期限长短，又或是童叟妇女，贫富贵贱，办理汇兑绝不拖延，必定一视同仁。所以，刘金藻在《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评价道：“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细细品来，晋商所体现的各类精神价值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同小异。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国家，严守诚信之道，积极营造诚信氛围，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都是人民生活幸福，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