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在这个重要节点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国面临的发展环境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有利形势
近些年来，面对内外矛盾叠加的复杂局面，我国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从外部看
一是我国已成为多边主义旗手。近些年来，以美国退群、WTO停摆为标志，原有的美国主导的全球多边体系陷入停滞，我国则逐渐接替美国，成为多边主义的旗手。如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同时欢迎各方分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总书记再次表示，中方欢迎美方重返多边气候治理进程，期待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而努力。
二是我国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上的核心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建设，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上中下游产业链，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达到27%，2019年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数（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超过美国，已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日益显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日趋深入，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上的枢纽国家，具备超强的国际资源整合能力。
三是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速仍然较快，劳动生产率快于其他主要国家，这意味着人民币仍有升值潜力；央行仍然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空间，而主要国家不少已陷入零利率或负利率，这意味着中外无风险利差仍然可观。在这两方面因素的推动下，人民币资产仍然是全球最有吸引力的资产品种。
2. 从内部看
需求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加速扩大，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41.1万亿元约 6万亿美元，接近美国 6.2万亿美元的规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指日可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显现。这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最大底气。
供给端。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而且在原有的人口红利消失后，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红利正在大规模爆发，几乎所有行业的研发都会极大受益于此。2020年，我国位列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14位，是跻身综合排名前30位的唯一中等收入经济体。
政策面。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策空间仍然充裕。截至2020年三季度，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60.9%，低于全球平均的95.7%，财政政策仍有空间；我国仍然保持着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和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政策调控仍然有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过程中，我国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场主体活力提升，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严峻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从国际看，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全球金融脆弱性增强，中美博弈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下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从国内看，主要表现为潜在经济增速放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
1. 国际层面
一是全球金融脆弱性增强。2008年之后，全球开启了新一轮债务膨胀浪潮，宏观杠杆率迅速攀升，2020年三季度末达到了277.7%，比2008年末提高了75.6个百分点。此次疫情期间，主要经济体陆续出台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刺激和救助政策，在避免经济衰退的同时，也增大了风险隐患。
目前主要经济体债务水平已突破历史高位，而潜在产出却受老龄化率提高、贫富差距扩大等因素拖累而持续走弱，从而使债务风险增大。当前全球利率维持在低水平，各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资产价格大幅上扬，进一步增大金融体系的风险，全球经济将难以摆脱“低增长、低利率、高负债、高风险”的局面。
二是中美博弈进一步加剧。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持续提升，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美国已将我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纠结诸多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目前中美摩擦已经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金融、外交、文化等诸多领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变本加厉。
根据皮尤中心的调研，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已经上升至历史最高水平，民意的逆转必然会投射到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与围堵将趋于长期化。“十四五”时期，我国需重点应对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不可逆变化。
三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停摆，凸显出全球产业链过长、过细、过于依赖某个国家所带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主要经济体已经开始重新审视供应链安全问题，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并提出供应链“去中国化”问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近岸化、在岸化的特征更趋明显，我国产业外移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产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网络安全、市场开放等领域提出一系列要求，试图以“规则”挤压我国的发展空间，增大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和分享全球化红利的难度。
2. 国内层面
一是潜在经济增速放缓。决定潜在增速的主要是人口、资金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从人口看，2019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从资金供给看，2019年，我国国内总储蓄率已经下降至44.6%，较2009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预计2025年中国的总体储蓄率会进一步下降至40%左右，资金会逐渐短缺；从全要素生产率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由2008年前30年的年均6.24%下降为2008年后的年均3.18%，“十四五”期间会进一步下降至1.7%左右。根据央行测算，“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将保持在 5.1%-5.7%之间，低于“十三五”期间的6.5%左右。
二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近些年来，城乡收入差距虽有所缩小，但进一步缩小的难度加大；地区发展差距2015年后再次扩大，在原有的东西差距之外进一步呈现出南北分化的新特征，区域分化态势短期内难以缓解；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全国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此后虽连续7年下降，但2016年后又出现反弹，并攀升至2018年的0.468。如果考虑财富因素，收入差距会更大，而且财产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在持续增加。
三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市场主体方面，我国还存在着市场激励不足、国企改革不够到位、民企环境不够优化等问题；市场体系建设方面，我国还面临着产权制度不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不充分、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财税金融体制方面，还需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完善现代税收制度、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治理能力方面，还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提高政府治理效能。
“十四五”时期的发展趋势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期间，在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下，在改革开放的持续推动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将日益呈现几个新趋势：
1. 创新发展
双循环新格局下，核心技术是关键。疫后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特别是在美国频频打压中国企业并实施“科技脱钩”的背景下，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科技竞争力将成为发展重心。
目前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19%，已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但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仍有明显差距。如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企业研发投入的0.1%，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1.5%，而发达国家通常会达到20%。
“十四五”时期，预计国家将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加大对于技术创新、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在建设科技强国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2. 协调发展
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我国将会充分挖掘战略纵深，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优势，这意味着要素自由流动程度的上升和区域整合与发展速度的加快。由于基建投资效率不断下降，原有以基建带动的区域平均发展战略将会相应调整。
根据研究，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一旦超过55%，就会开启城镇化的第二个阶段，即大都市圈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求是》撰文，要求“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预计都市圈与城市群将会在“十四五”期间成为新的增长极。
具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三角（郑州、武汉、长沙）和西部三角（成都、重庆、西安）等五个区域在资源禀赋、发展程度、外向型程度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有望形成中国内部版的“雁阵模式”。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为第一梯队，中部三角、西部三角为第二梯队，其他区域为第三梯队。通过雁阵模式的逐级传递与扩散，实现区域优先发展之后的全国协调发展。
3. 绿色发展
我国已向世界作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考虑到单位 GDP的能耗仍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5倍、发达国家的 2~3倍，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 30%，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
“十四五”期间处于污染物排放达到顶点的后阶段，“绿色发展”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手段和应有之义。我国将会加大绿色转型的攻坚力度，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和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强度，巩固主要污染物排放和经济增长脱钩的态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4. 开放发展
随着我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开放已由器物层面转向规则层面，对标国际先进规则与做法，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的需求更加迫切。
“十四五”时期，预计在加快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背景下，我国将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对外开放：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法规更加完善，执法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执行体系进一步完善；自贸区（港）先行先试作用增强，对外开放新举措更快向全国推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做好加入 CPTPP谈判前期准备工作，加快开启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和投资谈判步伐，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
5. 共享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收入差距不会随经济增长自发缩小，特别是随着房价大幅攀升的窗口期基本结束，住房的财富效应将会逐步消失，既有的财富格局可能被“锁定”。
同时，人工智能广泛使用，会加快机器人对中低端和程序化就业岗位的替代，从而可能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如果长期保持高位，将会加剧社会阶层固化，并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和婚配等机制影响到后代的发展，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会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致力于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为扩大居民消费和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打好基础，为 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打好基础。
6. 安全发展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
“十四五”时期，安全问题的多元性日益突出、安全问题的联动性更为强劲，不仅各种安全问题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安全问题还往往超越国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安全发展变得至关重要。
预计我国将会强化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着力提升粮食、能源、金融等领域安全发展能力，“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参考文献：
1. 陈昌盛等：“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内外部环境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2.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
3. 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研究，央行网站，2021年3月25日。
4. 王静文：银行如何服务双循环新格局，《中国银行保险报》，2020年9月28日。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