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越王句践的成功，几乎由三分之二，得算在文种范蠡的头上。特别是范蠡，不仅为句践出谋划策，而且不离不弃，堪称感人。当年，句践夫妇在吴国为奴，受尽了屈辱，随侍同来的范蠡也跟着他们一起受苦，却没有变节。有一次，吴王夫差在宫中召见句践君臣，句践跪在前面，范蠡随后站着。
夫差对范蠡说：“如今你陪着句践沦为奴仆，关在一个小小的石室里，岂不悲哉？这样吧，只要你肯改过自新，去越归吴，寡人定当重用，包你吃香喝辣，高官厚禄，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
句践听到这儿，忍不住涕泪交加，伏地痛哭：好你个夫差，不但侵略我的国家、抢掠我的子民、折磨我的身心、禁锢我的自由，现在还打起寡人爱臣的主意来了，你好狠！
好在范蠡已经看透了夫差是个好大喜功之人，明白这块馅饼不过是块画饼，所以并不吃夫差这一套，他说：“臣在越不忠不信，不能辅越王为善，致得罪于大王。幸大王洪恩浩荡，使我君臣得以保住性命，心中已经很感激了，哪里还敢奢望什么富贵。”
事后，句践感动地握住范蠡的手，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深情眼神：“范大夫对寡人之情何其厚矣，寡人保证，复国之日，越国当与君共享之，如果非要在这个保证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
但是，范蠡也不吃句践这一套，他精通相术，深知“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况且，句践在吴国受辱三年，范蠡是唯一的见证者。句践后来虽然成功了，但那些耻辱就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哪怕范蠡曾经那么坚定的拒绝过夫差的诱惑，但句践的内心仍然没有安全感。有时人性就是这么悖谬，越是曾丧失了尊严的，日后就越在乎尊严，一旦得志，就会千方百计地洗刷自己曾经的耻辱。如果有人曾经见证过他的耻辱经历，那么他也会用尽一切办法除掉此人。
打个比方，句践的心就像一只被摔破的瓷碗，虽然用胶粘上了，但随时会碎裂，随时会割伤人。所以，当吴国被越国所灭后，句践在庆功宴上却面无喜色，范蠡就明白，自己必须要急流勇退了。
范蠡本是一个楚人，给越王干活属于打工性质，对于越国的兴衰，他并没有历史责任，也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这一点，范蠡和伍子胥不同，伍子胥是个性情中人，有仇必报，有恩必还，即使为此失去性命也在所不惜；而范蠡则是个冷静的智者，他所作出的所有选择只顺从理智，从不感情用事。
换句话说，伍子胥是个热血派，范蠡是个哲学家。
一个哲学家，一个冷静的智者，往往对于自己的人生是很有规划的。范蠡既然帮助句践复仇称霸，就已完成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剩下的时间，他打算转换跑道，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去经商，去挑战人生另外一个高峰。
这也很好理解，就像现在大公司的高管，在一个岗位呆腻了，受不了那里的职场政治了，就换一个心情，换一个方向，重新开始，有真才实学的人，到哪都有饭吃。
像范蠡这种“花心”的人，是绝不会再一棵大树上吊死的，他需要在各种不同的领域获得成功，寻求各种不同的刺激。
总之，范蠡不想再做打工人了，他再也不想每天打卡上班，提心吊胆，看老板的脸色行事了。
于是，范蠡找到句践，要炒老板的鱿鱼，他说：“现在大王既已报仇雪耻、功成名就，就不再需要范蠡了。而且我身居相位，时日已久，紧绷的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请大王接受我的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
句践本来就对范蠡文种这些大功臣不放心，怕他们功高盖主。现在范蠡主动要求放弃权位，句践当然求之不得，但是身为春秋最佳男演员，当然还是要好好展现一下演技，将表面功夫做足。
于是句践故作哀伤，挤出几滴眼泪，假意挽留说：“天下的诸侯都肯定你，越国的百姓都信任你，寡人的霸业也需要你。现在你说要离开我，将要去远方，寡人就再也没什么可以倚靠的了。范大夫，求求你，不要走，请你不要离开我……”
范蠡却并没有被句践的演技糊弄，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就是句践内心的一根刺，只要存在一天，就会给句践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就会让句践骨子里的自卑心态发作，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所以无论如何，他也必须离开，这就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他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大王，你就让我走吧！”
句践接着演戏：“不行。你留下来，我把国家分一半给你；你非要走，我就杀你全家！”
范蠡说：“你要杀就杀吧！自古以来，君王虽可生杀予夺，但臣子也可自行其意。”
句践见范蠡去意已决，便不再演下去，说：“好吧，你走吧，寡人会想念你的。”
范蠡躬身道：“请大王自勉，范蠡就此告辞！”说完收拾家产，跑去北方做生意去了。
据说他离开越国后，乘船来到齐国，改了个稀奇古怪的名字叫“鸱夷子皮”，据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的推测，范蠡取这名字是皮质酒囊的意思：用得着时，虚能受物，腹大如鼓，用不着时，不妨掩而藏之，范蠡以此自况，正就是君子用行舍藏的意思。
这个理由说不通，范蠡这个人高调的很，即使到了齐国，还不断地在出风头。他先是在海边开了个养殖场，靠养鱼贝珍珠大发其财（后世《陶朱公养鱼经》相传是越国范蠡所撰），很快赚到了几十万钱。齐国人看他如此厉害，就请他来当副总理，主抓经济。但是范蠡当官没几天，又觉得这个工作没有挑战性，遂辞官不做，跑到经济开发区陶邑（今山东定陶），又换了个名字叫“陶朱公”，先做牛羊买卖，后做高利贷生意，没过多久，家资积累到上亿，一跃成为比尔盖茨级的人物，最终与在晋国盐池贩盐的猗顿，以及卫国的官僚资本家子贡，并称春秋三大富豪。
范蠡的又一次成功，得益于他最终找到了赚钱的最快法门——放高利贷。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吃金融业螃蟹的商人，暴富，自然无比简单。
至于《史记》上说他曾三致千金，两次散尽家财，重头再来，此言不可信。这估计就是范蠡的高利贷生意罢了。老子《道德经》曰：“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散的越多，赚的越多，范蠡将人性看的无比通透，所以才能成为这中国最早的金融大鳄。在两千年前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时代，范蠡能从政界转型到商界，华丽转身，光辉闪耀，真可堪称传奇。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文种的结局。
文种这个人，又和范蠡不同，他没有经济头脑，除了读书当官，其他什么都不会，所以范蠡可以想走就走，他却不能走，也舍不得走。
其实，范蠡在临走之前，也曾经劝过文种，他说：“人生命运有盛有衰，幸运至极必遭厄运。能够懂得进退之道，而又不失正义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贤人。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句践这个人人，脖子长长，嘴巴尖尖，看人像鹰，走路像狼，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你也走吧，否则早晚性命不保。”
对于范蠡的话，文种并没有放在心上，他是那种典型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他根本不相信句践会害他，反而认为范蠡很傻，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权位，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而范蠡走后，句践非但没有杀范蠡的妻儿，反而加封了百里土地给范家，这个地方叫苦竹城（今绍兴县娄宫镇），距离山阴城十八里。并下令：有谁敢侵扰我范爱卿的家人，严惩不贷！
不仅如此，句践为了寄托自己对范蠡的思念，还叫工匠用黄金给范蠡铸了一尊像，规定群臣每隔十天都要朝拜它。开大会的时候句践也喜欢把这金像摆在自己宝座旁边，就好像范蠡从来不曾离开，还在和大家讨论政事一般。
是呀，得不到都是最好的，离开了才知道想念，这跟谈恋爱是一个道理。
文种见句践如此念旧，如此重感情，心中十分感动，他觉得范蠡这个人真的是多虑了，我们大王是个大大的好人，他怎么可能加害我们这些立有大功的忠臣呢？
文种错了，很傻很天真的不是范蠡，而恰恰是他自己。
既然已经大功告成了，句践就不再需要一个居功自傲的所谓忠臣了。更重要的是，句践处于春秋末世，齐晋等强国的君主都被国内权臣威逼，朝不保夕，鲁卫二国国君更是被国内权臣驱逐，被迫逃奔越国。这都是句践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他不得不对文种等功臣深以忌惮。
更何况，在灭吴期间，文种为句践谋划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密谋，就这，句践也不能留着文种。
更糟糕的是，文种身处嫌疑之地，却不懂得藏拙，常常居功自傲，迟到早退，被句践疑忌后，居然还敢耍脾气称病不上朝。
这样的员工，老板怎么会喜欢，句践动了杀机。
朝中的小人们见此情状，也相当贴心的开始进谗言，说文种心怀怨望，想犯上作乱。有人告状，这事情就好办了，句践便亲自来到文种家，说：“你的胸中怀有阴谋兵法，能够消灭敌人，夺取国家。比如说你的灭吴九策，轻轻松松，就为寡人攻破了吴国，实在厉害！”
文种见句践提起了自己的功劳，还以为大王要跟他和好，大喜，说：“嘿嘿，小意思啦，我胸中还有很多计谋还没来得及用，吴国就灭亡了，可惜……”
句践笑：“没什么好可惜的，寡人有个主意，您不如到地下去，帮助越国的先王去对付吴国的祖先，也免得浪费了您的高才，如何？”
啊……晴天霹雳！
范蠡说中了，没想到句践这小子真的要杀我……
文种痛苦的伏倒在地，继而仰天长叹：“哎呀，我后悔呀！要是早点听范蠡的话，我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了！”
句践不理他，扔下那把曾饱饮伍员之血的属镂剑，昂首而去。
“属镂剑？”文种捡起宝剑，突然大笑：“居然是那把杀死伍子胥的属镂剑？哈哈哈哈，我用反间计害死了伍子胥，如今这把凶器居然又加诸到了我的项上，真是讽刺啊，哈哈哈哈……”
同伍子胥夫差一样，临死之前，文种也留下了一句遗言：“南阳之宰而为越王之擒！后百世之末，论者必以吾配伍子胥，而忠臣必以吾为喻矣。”
意思是：我这个楚国南阳的地方官，现在竟然被越王擒获了！百世之后，后人们一定会拿我和伍子胥相提并论，忠臣们也一定会拿我来作比喻的。
文种伏剑自杀后，句践将其埋葬在山阴城外的西山，又发楼船卒三千余人，为文种建造了一条呈鼎足状深入山底的墓道，后人因此将这座山称为种山。
图：文种也进入了钱塘江的潮神队伍
传说，文种葬后一年，伍子胥从海上驾潮而来，冲开文种的坟墓，把他带走。这两个生前的冤家，同死于一把宝剑，死后居然又携手同游于海上。伍子胥在前，曰“潮”；文种在后，曰“汐”。两人生殊途，死同归了，真可谓造化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