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埃及的文字破译以前，由于直接文字的缺失，历史学家们很难窥探古埃及历史的全貌，仅能通过由希腊文等其他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来获取信息。古埃及象形文字沉寂了一千多年，尽管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欧洲的一些学者就开始了对埃及历史和文字的研究，但是一直收效甚微。直到1882年，法国的语言学天才商博良通过研究罗塞塔石碑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才为现今的埃及学研究打开了大门。这位语言学家一生都与埃及文字息息相关。为了纪念他，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一个陨石坑，即商博良陨石坑。

商博良是一位难得的语言学天才，他于于1790年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的一个书商家庭，哥哥是一个古代史的研究学者。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他从小对历史以及古代文字的研究非常感兴趣。1795年，5岁的商博良开始辨认翻译古文，之后对埃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商博良

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远征埃及，一时间凭借其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战术在埃及所向披靡。在拿破仑的远征军中，除了士兵和武器，随行的还有一百多名学者以及众多书籍和研究设备。法军的探险队深入金字塔内，发现了许多古迹。回国后，拿破仑带回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在欧洲掀起了研究埃及文化的浪潮，许多热衷于此的商人和探险家跑到埃及寻宝。1799年当法国在尼罗河支流入海口修筑防御工事时，法军的士兵在罗塞塔发现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已有残缺，剩余的部分刻有三种不同的文字。法军的长官布夏尔认出其中一种是古希腊语，剩下两种却不知道是什么文字。拿破仑得知后，立即下令运回开罗，制作了很多拓片送给欧洲的历史学者研究。

罗塞塔石碑

学者们经过研究古希腊语得知：石碑约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由托勒密王朝时代的祭祀所制作，来纪念年幼的托勒密五世登基为法老一周年。内容主要是托勒密五世承袭王位的正统性以及托勒密五世的诸多善行。石碑的三种文字由上而下分别为圣书体、世俗体和古希腊文。圣书体是僧侣所书写的文字，代表献给神明；世俗体是埃及平民所用的文字。由于当时埃及已经臣服于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希腊统治者要求其统治领地内所有此类文书都要添加希腊文译本。埃及统治者为晓谕埃及民众，采用三种文字雕刻。因为古希腊文已经解读成功，就为解读古埃及的文字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拿破仑组织去埃及的学者中，有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傅里叶。他回到法国后，负责编写《埃及记叙》。他听说有商博良对埃及非常痴迷，就邀请他到自己家参观古埃及的文物。此时的商博良年仅11岁，他发现还没人弄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由此他开始学习东方的语言和历史，包括希伯来文、印度梵文、古叙利亚语和波斯语等。20岁时，他已经掌握了除法语以外的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古印度梵文、古叙利亚语、波斯语甚至古汉语等古代东方语言。在他的学习研究过程中，傅里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商博良进行学习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解读罗塞塔石碑。其中，物理学家托马斯·杨获得了两个重要的发现：一是他破解了古埃及的数字系统，第二个，他发现，象形文字中，由一个椭圆形圈起来的系列符号代表的是法老的王名，这个符号也就是王名圈。他还第一个证明了碑文多次提到托勒密这一人名，对埃及文字有了一星半点的理解。这些发现对于研究古埃及文字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到此，托马斯·杨还是不能解决古埃及文字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的问题，其破译也阻滞不前。

商博良在19世纪20年代初开始全力进行埃及文字的破译。他在学习研究众多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提出古埃及文字不是纯表音或表意的文字，而是既表音又表意。1807年，他利用手头零星的资料，编成了埃及法老王朝的一部历时年表。1821年，他在一份《卡萨帝草纸》上发现了世俗体的克里奥帕特拉的名字，根据对照表，他将世俗体翻译成象形文字，但是仍无法验证。之后他又在埃及阿斯旺的一座神庙发现了石碑拓片，上面有古希腊文和象形文字的对照。商博良据此不仅验证了自己的翻译，还翻译出了亚历山大、提比略、图拉真等君主的名字。1822年，他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布古埃及象形文字释读成功，这标志着埃及学的诞生。自1822-1824年，商博良完全投入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发表多篇研究论文，成功解读出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至1824年年底，他完成了罗塞塔石碑的全文翻译，编制出完整的埃及文字符号和希腊字母的对照表。

1832年，年仅41岁的商博良死于中风。他的生命尽管短暂，却有着常人无法匹敌的厚度。